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了服务业就业?——来自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推动产业变革和要素重新配置的重要引擎。本文从理论层面剖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就业产生了“倒U型”影响，且在女性劳动力、高中及以下学历劳动力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从服务业细分行业来看，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以及社会服务业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基于细分行业与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双重视角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增加了高学历劳动力进入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与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的就业概率，并提升了低学历劳动力进入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的就业概率。鉴于“倒U型”影响和当前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就业的现实，中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应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和加强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科学协调服务业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以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劳动力性别结构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吗?——对“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一个解释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劳动力性别结构会对经济增长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求偶行为理论为基础,在两性劳动力之间存在人力资本差异、劳动竞争仅为男性求偶方式等假设下,得出一系列有关劳动力性别结构影响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推论;利用2001—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劳动力性别结构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劳动力结构变化过程中,代表数量结构的女性比重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呈“U”型变化趋势;代表质量结构的两性人力资本差异对增长效率的影响效应亦呈 “U”型变化趋势;体力、生理因素、传统社会家庭分工思想和生育是当前性别差异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且随着产业升级和劳动过程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性别差异效应会逐渐减小;此外,经济增长效率存在一定的动态延续性。     

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民工荒”成因与宏观经济影响

中国1990 ～2011年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变化趋势表明,劳动力供给水平下降与劳动力需求水平上升在2003年交汇在一起,从而造成了中国的“民工荒”问题.通过建立影响中国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证实消费水平和出口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从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发展是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根本途径.     

理论视角

就业政策应“堵”为“疏”蔡防在《上海改革》撰文指出,从现在起到2010年以前,我国将始终处于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城乡劳动力都将继续增长.这个人口变化的规律是不可回避的,靠抑制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靠企业自行消化,靠地方性就业保护,都只是治水中“堵”的办法.什么是治水中“疏”的办法呢?那就是让劳动力市场发育起来,靠市场来引导劳动力供求.延缓就业制度改革只能缓解近期职工下岗对社会的压力,但同时也妨碍了劳动力市场发挥引导和调节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功能,未能解决根本矛盾.劳动力丰富,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源比较优势.要把这种资源比较优…     

在完善管理中维权

珠海市地处广东省南部,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需求不断扩大,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大批打工者。外来工的大量涌入一方面对缓解珠海发展初期劳动力供给紧张局面、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人员的无序流动又对珠海的社会治安、城市管理、基础设     

数字经济、金融效率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引。本文利用2008-2019年我国大陆30个省市区(未包括西藏)面板数据,在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利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改善经济发展质量。研究内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金融效率和缓解资本错配程度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即存在“数字经济发展→提高金融效率与缓解资本错配→改善经济发展质量”的传导机制。     

老年劳动者劳动供给行为的Logistic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青岛市抽样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对影响老年劳动者劳动供给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研究了养老金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第一,我国目前养老金覆盖率低的现状,导致有养老金的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供给,这与养老金同劳动力供给成反向变动的理论假设相违背;第二,实证结果表明,养老金、年龄、性别、技术证书、教育程度对老年劳动者劳动供给行为影响显著。     

浅谈中国的“人口红利”问题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     

山东省城镇地区就业现状与劳动力供求变动趋势

利用统计年鉴数据和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山东城镇地区就业现状,认为城乡就业问题集中在城镇地区,城镇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二元化特征显著。利用弹性法和构成法分别预测了2008-2020年城镇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变动趋势。结果表明,在十三五中后期山东省劳动力供求矛盾有望缓解。最后提出了解决城镇劳动力供求矛盾的对策建议。     

从我国“民工荒”现象看实施SA8000的现实意义及措施

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我国,近两年来也出现了民工短缺问题,即“民工荒”现象。“民工荒”的出现有很多社会原因,本文认为其中一个尤其重要的原因是企业违反用工标准,对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造成的。SA8000标准体系的具体内容实质上是有关劳工权益保护的,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有效的政策,引导企业真正主动地推行该标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调整和改善劳动关系,一定程度上缓解“民工荒”现象。     

基于劳动经济学视角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优化研究

随着制造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日益增长，从“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从“低龄、单身”到“大龄化、已婚化”，劳动力市场发生巨大的变化，企业所面临的劳资关系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人力资源属于战略资源的一种，是企业经营发展期间不可或缺的资源，能够为企业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占据优势地位。劳动力市场是企业获取优质人才主要途径之一，探究劳动力市场发展规律、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进行剖析、解读，从规划企业员工职业生涯、培训职员等方面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进行优化，可以有效降低员工流失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对此，本文从劳动经济学角度出发，探索了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化方案，总结了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及其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劳动经济学视角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劳动经济学的指导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化措施。希望能为企业有效缓解劳资矛盾，构建规范、合理、公平公正的劳动关系，以此推动企业全面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独生子女劳动个人供给分析

劳动力市场的个人劳动力供给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由判断基础上的.这种判断或是基于客观环境,包括个人的生存环境、劳动环境和劳动供给环境等.也可能是基于主观因素的判断,包括个人的效用水平和个人偏好等.计划生育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口总体规模的缓慢增长,导致了居民家庭独生子女的出现,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产生影响.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基于微观数据的估计

增加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供给是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要求,本文考察工资上涨能否增加转移劳动力供给。将劳动供给弹性区分为外出持续时间弹性和外出的参与弹性。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发现外出持续时间弹性远小于外出参与弹性,提高工资可以增加外出打工的可能性,但对外出持续时间影响较小,男性的时间弹性为0.40,女性为0.68。时间弹性在不同群体间表现出较大差异,工资对较高教育程度者、老一代的外出时间并没有影响。     

土地供给对中国城市增长的影响研究

为城市生产活动和劳动力居住提供空间的土地供给,对城市增长模式具有重要影响.在我国域市产业迅速集聚、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约束逐步放松的发展背景下,城市土地供给的数量和结构对城市经济、人口规模和结构及劳动生产率增长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2000年-2006年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建立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城市土地供给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产业用地供给对城市GDP增长有明显的作用,但其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下降,而技术及人力资本的贡献在不断增大.居住用地供给充足的地区劳动力增长较快.实证结果表明城市政府应根据城市自身产业发展与劳动力需求制定差异化的城市土地供给规划.     

“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与父母同住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考察与父母同住的家庭结构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同住父母通过协助料理家务与提供隔代照料等方式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溢出效应”,而为同住父母提供照料帮助则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挤出效应”,两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示“溢出效应”占优,即与父母同住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托幼机构等幼教资源的可获得性会显著降低女性对多代同堂的依赖,但养老院等养老资源的可获得性对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没有显著影响。     

数字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差距：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发展可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且这一作用在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会因地区和市场化程度不同表现出异质性，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更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技术创新水平和劳动力结构优化是数字产业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路径，即数字产业发展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而间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据此，应以推动以数字产业发展为导向，以强化技术创新研发为抓手，以优化劳动力结构为重点，以强化区域协同互动为支撑，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路径与政策设计

中国进入共同富裕正好与数字经济在时间上吻合。随着中国逐步进入数字时代,未来共同富裕必然以数字经济为依托,两者也有很强的契合性。本文从数字经济视角辨析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宏观经济一般性增长,即“做大蛋糕”;数字经济可以促进区域产业分散化、城乡协调以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均衡性增长,即“分好蛋糕”;数字经济还可以弥补公共服务短板、提升政府服务能力以及促使数字基础设施更充分和均衡,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当然,数字经济也可能导致劳动力结构性失业等问题,需要在政策设计上尽可能扬长避短,从而事半功倍地推动共同富裕事业持续稳健前行。     

失去与补偿：数字普惠金融对母亲劳动损失的缓解作用

典型的中国家庭分工中母亲通常较多地承担照料子女的责任,尤其在子女升学前,母亲往往会加大时间、精力的投入,因此可能不得不承受一定的劳动损失。本文从就业概率和劳动时间两个维度对此进行了论证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的就业概率降低4.47%、周工作时间减少3.26小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子女升学压力给母亲带来的劳动损失。进一步分析表明,母亲劳动损失主要发生在子女中、高考阶段,数字普惠显著地缓解了子女面临中、高考阶段压力时母亲的劳动损失,即中年女性群体能获得更多的补偿。本文补充了对隐性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验证了数字普惠对女性群体的惠及作用,从而为数字普惠金融和女性劳动供给决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农村劳动力供给变化与工业发展新趋势

当前,农村劳动力供给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受其影响,工业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并呈现新的特征。综合判断,我国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或将见顶并进入趋势性下降通道。为此,从需求方面,应通过提高工业发展质量降低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压力;从供给方面,应通过提高农业产出率和提升劳动者素质进一步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一、农村劳动力供给形势正发生深刻变化     

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和二元转型关系的相关思考

众所周知,我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熟练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相似,属于稀缺要素,非熟练劳动力(尤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却存在无限供给的异质性特征。本文通过统计我国二元转型程度和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相关数据,发现我国二元转型程度不断深化,劳动收入份额近年来呈持续下降的态势。本文认为,要想从根本上缓解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状,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快推进我国二元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