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研发创新、内部控制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

在外部监管相对乏力的情况下，从微观角度探索属于公司内部独有的关于现金股利政策的治理策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公司研发创新、内部控制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提高公司研发创新和内部控制质量均有助于激发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意愿，提升股利分配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司研发创新和内部控制质量会抑制公司的异常低派现行为，提高异常低派现公司的股利分配水平；公司研发创新和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现金股利水平越趋向于行业标准。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生命周期负向调节研发创新和内部控制质量对股利分配意愿和分配水平的边际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公司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现金股利政策提供了思路启示和经验证据。     

政府引导基金本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中国各地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下简称政府引导基金）大多倾向于投资本地企业。通过私募通数据库搜集数据构造匹配样本,使用负二项分布模型,研究参股模式下政府引导基金本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概括如下：①政府引导基金本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优于私人创投基金,非本地投资则与私人创投基金不存在显著差异;②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本地高科技企业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优于私人创投基金,投资本地非高科技企业则与私人创投基金不存显著差异;③无论投资扩张期还是成熟期的本地企业,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都优于私人创投基金;④政府引导基金本地投资主要是通过选择效应（而非处理效应）促进企业创新。     

政府引导基金本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中国各地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下简称政府引导基金）大多倾向于投资本地企业。通过私募通数据库搜集数据构造匹配样本,使用负二项分布模型,研究参股模式下政府引导基金本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概括如下：①政府引导基金本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优于私人创投基金,非本地投资则与私人创投基金不存在显著差异;②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本地高科技企业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优于私人创投基金,投资本地非高科技企业则与私人创投基金不存显著差异;③无论投资扩张期还是成熟期的本地企业,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都优于私人创投基金;④政府引导基金本地投资主要是通过选择效应（而非处理效应）促进企业创新。     

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运作管理模式探析

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是指由政府出资,以股权或债权等方式投资于创业风险投资机构以支持创业创新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创业投资中具有资金放大器、风险调节器、企业孵化器的功能。立足国内外创投引导基金管理模式的发展状况和比较分析,借鉴先进经验,吸取失败教训,探讨优化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的策略选择。     

外资持股与企业现金股利——基于现金股利业绩敏感性的视角

本文实证研究外资持股对企业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基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外资持股不仅提高了企业现金股利的分配水平,还降低了现金股利分配的业绩敏感性.这样的结果说明外资股东可能会推动企业在制定股利分配政策时脱离对实际盈利情况的考虑,从而分配更多的现金股利.进一步研究发现,外籍高管是外资股东影响企业股利分配政策制定的重要途径,而增加外资持股时长或国有股东控股都能对这种现象起到抑制作用.本文基于现金股利业绩敏感性的视角对外资在华股权投资的行为特点和投资心态的分析,可以为我国市场开放及外资引进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依据.     

技术赋能、散户积极主义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

在公司治理框架内，散户投资者长期扮演“沉默的多数”和“用脚投票者”角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技术赋能使得散户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发声”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散户积极主义由此成为新兴的外部治理机制。本文以“互动易”和“e互动”平台上投资者互动行为作为散户积极主义的代理变量，从现金股利分配视角考察了这一新兴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结果显示，散户积极主义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散户积极主义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两个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制度环境会影响散户积极主义治理效应的发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信息媒介越多、互动深度越深，散户积极主义对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就越显著。此外，散户积极主义还对“铁公鸡”和“微股利”公司具有积极的治理效果，且并没有透支企业的现金股利分配能力，其对企业的持续监督提升了现金股利分配的稳定性。     

中国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效用——基于随机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5—2014年中国7个创投发展成熟地区的面板数据,基于随机效应模型考察了政府引导基金对创投资本的引导作用和对GDP的促进作用,并对各地区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对创投资本的引导作用不明显,但是对GDP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7个地区的政府引导基金效用存在很大差异。     

对我国上市公司半强制分红制度局限性的思考

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股利分配政策作为公司理财的三大财务政策之一,是公司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股利政策对于增加股东财富,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论,降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资本市场的规范运行等都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现状却很不规范,存在现金水平的发放率较低、股利分配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等诸多问题,对投资者、公司、以及资本市场造成了不利影响。分析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局限性同时提出可行的解决措施。     

新疆创业投资环境调研报告

新疆出台了促进创业投资类发展的多项政策,目前创投资本约有1 000余亿元,股权资产及管理的资本总量综合排名跻身全国前十行列,位列西北地区第一,2012年各类创投机构在新疆共投出资金115亿元,2013年创投机构的投资意愿和投资频率开始呈现大幅回落态势,对前端、中小企业投资热度下降尤其明显。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2008—2013年使用21.89亿元支持71家基金,新疆还没有获得科技部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投资。     

股改后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特点分析

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出现积极转变，但其中现金股利政策仍然存在分红比例低、分配水平低、分配不稳定、异常派发等特点，有碍于证券投资市场的发展。     

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股利分配政策是上市公司制定的关于是否发放股利、发放多少以及何时发放的方针和政策。股利分配政策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能否健康持续发展，也关系到股东的切身利益，始终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通过以信息技术行业2017—2021年沪深上市公司为例，总结信息技术行业的股利分配特点，采用逻辑回归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别从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两个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影响该行业股利分配的因素。最后提出上市公司应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政府监管机构规范公司现金股利分配行为，加强现金股利分配信息披露的监管等建议。     

股权结构、财务绩效与现金股利

本文以沪深股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利用年报披露的公司股权结构信息和相关财务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财务绩效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与控股股东的控制能力正相关,与流通股比例负相关;现金股利具有信号传递作用,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在财务绩效方面显著地高于不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上市公司在分配现金股利时存在“股利平滑”的现象;公司的相关利益主体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现金股利的分配体现了相关利益方的博弈。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研究

股利政策一直是财务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企业现金股利分配行为及其经济后果。以2009—2020年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所有A股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企业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减弱、力度降低，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现金股利分配，且该抑制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宏观经济状况和企业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起调节作用；风险应对及融资约束因素构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环境中企业选择保守股利政策的内在逻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缩减现金股利支付的行为有助于平滑现金流波动并缓解投资不足问题，对企业价值具有积极正面影响。本文为解释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提供了全新视角，同时为企业决策以及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参考。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现金股利决策

文章以2003-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宏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现金股利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意愿和水平会明显下降;这种负面影响与公司风险承担能力、内部治理水平均相关,说明行为同时受风险预防动机和代理动机驱动.据此,文章认为,当外部贸易环境较不确定时,既要增强公司产业链上下游协调能力和提升企业家信心,也要加强外部监管、引导公司实施积极平稳的现金股利政策,进而提升资本市场活力和吸引力.     

媒体关注与公司现金股利支付*

随着中国证监会针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行为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行为成为广受热议的重点话题。本文从媒体关注视角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行为。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媒体关注的增多可以显著提高公司未来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2）媒体关注与“铁公鸡”公司、“微股利”公司的比例显著负相关;（3）与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媒体关注对民营控股公司未来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的正面影响更为显著;（4）媒体关注对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问题更严重的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的正向影响更强。进一步的研究还显示,媒体关注与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的正相关关系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分析师跟踪少的公司样本中更显著。以上结论说明媒体关注是除行政治理外,另外一种督促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重要机制。本文除了具有丰富媒体治理和股利政策两方面理论研究的贡献外,对监管机构规范资本市场股利支付行为和保护投资者权益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IPO公司为何青睐现金股利分配——经验解析与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2003-2013年间948个IPO公司的样本,基于外部治理的地区市场化视角,实证检验了IPO公司青睐分配现金股利的原因,并考虑了政治关联的媒介作用。研究发现,地区市场化进程是IPO公司青睐分配现金股利的原因,即处于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IPO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倾向越高;具有政治关联的IPO公司也更倾向分配现金股利,但这一关系具有不稳定性;考虑政治关联起到的媒介作用后发现,在政治关联的IPO公司中,地区市场化进程对现金股利分配倾向的影响会降低,即相较之政治关联的IPO公司,外部治理的影响在非政治关联的IPO公司的影响力度会更大。同时,与配对公司的检验结果相比,还发现公司特征会显著地影响非IPO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却并不会对IPO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政府引导基金投后赋能与实体企业发展——来自被投企业的经验证据

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大、投资范围广，是我国引导社会资本服务实体企业的重要手段，然而政府引导基金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实体企业发展尚未有一致结论。本文以2009—2020年新三板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引导基金能否以及如何通过投后赋能促进被投企业发展。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显著提升了被投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提升主要通过投后赋能中的信号和资源机制，而非治理机制。拓展性分析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后，被投企业加大了人力和资本投入，但并未增加创新投入；政府引导基金的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更能提高被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地投资比本地投资更能提高被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单独投资和共同投资无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为政府引导基金如何加强投后管理、提高资金在被投企业中的使用效率、改善投资方式等重要问题提供了思路，有助于提升政府引导基金运行效果，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现状的分析

股利政策作为公司财务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意义重大。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不仅可以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而且能激发投资者对公司持续投资的热情,从而能使公司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条件和机会。文章以现金股利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现状、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同时,对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并提出在金融危机环境下应采取何种股利分配政策以确保企业利益损失最小。     

浅析上市公司股利政策

所谓股利政策是指企业关于发放股利与否、发放多少股利、何时发放股利等方面的税后利润分配政策。在国际上,公司一般根据自己所处的行业特点和发展的生命周期来制定适当的股利分配政策。而我国的情况,上市公司在股利分配上一般都没有坚持一个固定的股利政策．“玩蹦极”的不是少数。总之,股利分配没有任何规律可循。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这种状况,导致一些对现金股利有较高依赖的投资者无法参与到我国的股市中来。股市成为一种单一的投机场所．各个购买股票的人都是为了获得资本利差收益．而不是为了长期投资以获得每年稳定的投资回报,这样严重影响我国股市的长远发展。     

社会信任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

社会信任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其对企业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那么，社会信任对企业的现金股利分配有什么影响？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地区的社会信任越低，企业越不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越高，越会弱化社会信任与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低会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和盈余管理程度，从而会使企业不倾向于进行现金股利分配。为此，要继续推进正式制度建设，遏制上市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要全面推动诚信社会建设，提升社会信任水平，降低经济个体间的交易成本与交易风险。此外，企业要主动增加信息披露，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低股利”和“零股利”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