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片特困地区金融发展对农户增收的效应分析——基于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71个县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0~2012年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71县的数据,分别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武陵山区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效应。结果表明:金融规模扩大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效应,而金融效率提升对农民增收具有负向影响,金融效率改善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助于农民增收,且并不存在"门槛效应"。城镇化与金融规模扩大的交互作用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效应,而金融效率提升与城镇化的交互作用对农民增收具有负效应。此外,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具有负向作用,而公共财政收支增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现代化建设等因素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效应。为有效解决贫困地区及农民的金融抑制问题,必须大力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增强金融精准扶贫力度,提高各类扶贫资金和政策性担保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     

西南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与比较研究

近年来,西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金融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日益提升。从社会融资规模、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金融市场发展等方面分析西南地区金融发展态势,并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维度构建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007—2015年西南六省区市金融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西南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由金融规模相对重要向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相对重要变化,金融发展开始从重视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注重效率提升的集约式发展模式转变;西南地区区域内金融发展不均衡、差异明显,金融发展水平受制于经济基础条件。应建立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注重金融效率的提高,加强区域金融发展的稳健性。     

财政相对收支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基于纵向财政不平衡和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视角

根据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业联合会(WBCSD)定义的生态效率公式,在量化环境效率和资源效率的基础上降维合成生态效率综合指标,并进一步从纵向财政不平衡和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视角研究财政相对收支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结论如下:总体而言,纵向财政不平衡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表现为即期作用,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表现为滞后作用,一般滞后3年以上;基础设施将强化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促进作用,弱化纵向财政不平衡的抑制作用.分地区比较,发达地区纵向财政不平衡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地方财政支出规模促进区域生态效率的发展,欠发达地区纵向财政不平衡和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均抑制区域生态效率的发展.     

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与企业创新产出：作用机制与异质性

财政科技投入不仅可以直接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而且可以通过政策导向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改善企业的创新条件,并提高企业的创新意愿,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增长。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城市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专利申请总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增长,表明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具有显著的企业创新产出促进效应;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能够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研发强度,即可以通过改善创新条件和提高创新意愿来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增长;相对来讲,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对非国有企业、吸收能力较强企业、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制造业企业、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行业企业、科学技术支出规模较小地区企业的创新产出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实施差异化的科技创新支持政策,持续改善创新环境,以更好地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科技金融政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果及异质性分析——基于"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以我国2011年实施的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8年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该科技金融政策对试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果,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了探究.结论 表明:第一,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质量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作用效果.第二,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效果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显著.第三,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实施会提高一线和二线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效率,会促进三线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质量的提升,还会推动二线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程.第四,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和提高地方金融发展水平来引导金融市场支持科技创新,是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实现路径.     

基于PCA-DEA-Moran指数的科技金融发展效率评价研究

通过构建主成分分析、包络数据分析和Moran指数相结合的科技金融效率评价模型,运用2015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金融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对全国科技金融发展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科技金融效率相对较低,仅有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天津等地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效率较高,各地区科技金融效率呈现明显的区域不均衡发展态势。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应从创新科技金融产品、优化科技金融投资渠道、构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和推动科技金融区域间协调发展等方面提高整体科技金融发展效率和水平。     

科技金融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政策建议——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

科技金融对技术创新有很大的影响,为此,本文基于2005--2010年衡量科技金融的四项指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针对财政科技投入、银行科技信贷、科技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支持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计算分析科技金融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和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科技贷款和科技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影响相对较低。基于此,为促进我国科技金融体系的发展,本文提出了如下建议：增加国家财政科技投入,促进财政科技贷款的合理配置;着力扩大科技信贷支持力度,构建科技银行信贷风险分散体制;促进科技资本市场与风险投资协同发展。     

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金融支持效率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本文运用DEA方法对安徽省3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0年和2011年的金融支持效率从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规模收益等方面进行了测评，结果表明：虽然现阶段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规模收益多处于递增阶段，但其金融支持效率偏低。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加强政府政策支持力度、推动优质企业上市、建立产业基地等对策建议，以提高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效率。     

金融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首先对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又通过中国1990年—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对城镇化进程具有显著地推动作用,并且这种推动力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强;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能够显著地促进城镇化率的提高,但这种作用在城镇化的初级和高级阶段更明显。基于此,要加快金融产品供给侧改革、加强金融扶持力度等措施的实行来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经济增长目标下的地方财政支出、银行信贷效率研究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结合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2000-2010年广东21市面板数据进行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增长目标下的地方信贷投放和财政支出效率值逐年提高,但区域差异性明显；在一定规模下的信贷投放、财政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过度的信贷投放、财政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财政自给率和金融中介效率提高,都有利于提高效率值,但存贷比过高,既可能导致地方过度投资,也可能蕴含较大金融风险.因此,须提高区域金融中介效率,促进区域金融协调均衡发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科教文卫等公共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率分析：基于超效率DEA和双效应面板模型

在引导经济运行向“新常态”调整过程中,高效的财政政策效率至关重要。采用31个省级行政区2007—2013年数据,利用超效率DEA测算了财政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投资效率以及财政综合经济效率,结果表明：省级财政支出普遍有效;东部沿海地区财政技术创新投资效率普遍较高;西部地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财政支出综合经济效率则普遍较高。财政效率影响因素双效应面板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方式、财政收支规模、税收结构和税率等均显著影响财政投资及综合经济效率。     

财政分权提高了地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和水平吗？——基于精细化的财政自主度指标的实证检验

根据财政分权理论和我国财政预算体制特点,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可以自主支配部分占比设计新的财政自主度指标,并检验其对地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和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自主度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和水平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发达地区财政自主度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的正向显著性大于欠发达地区;提高西藏自治区、黑龙江省和青海省的财政自主度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水平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建议适度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非限定用途的比重,通过区域差异化发展充实地方自主财力,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水平。     

基于DEA的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效率评价

随着财政科技投入规模的扩大,进行相应的财政科技投入效率评价变得日益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章收集了2001—2010年相关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中的两种模型,结合两种专门的分析软件,对我国30个省市、地区的财政科技投入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财政科技投入规模是逐年增加的,但各地区间的投入效率存在较大差距且原因各异。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因地制宜地加以解决,从而实现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提高。     

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基于ＶＡＲ模型,运用重庆市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１）总体上看,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扩大金融规模不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２）从长远来看,金融发展效率、财政支农和固定资本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起促进作用;但在短期内,提高金融发展效率会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在此基础上,就如何促进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相关建议。     

政府引导基金、地方财政差异和区域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以2009年-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为基础,以双固定面板模型为基准回归,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对政府引导基金、地方财政差异和区域创新水平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总体上政府引导基金有效提高了区域创新水平且地方财政差异在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随着地方财政自给能力或政府创新偏好的增强,政府引导基金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力度也会增强;(2)该正向调节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财政自给能力的调节效应在东中部不显著,在西部显著,政府创新偏好在东部显著,在中西部不显著;(3)该正向调节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和政府创新偏好各自存在单门槛效应,只有二者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区域创新推动作用.同时,还发现位于引导基金高创新效用区间的省份大都集中在东部,少数在中部,政府引导基金没有改善区域创新极化发展现状.对此,本文提出要因地制宜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区域创新推动作用、完善财政科技支出转移支付及加强财政与其他部门的协同性等政策建议.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及收入差距进行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同时以此为基础对1993-2009年我国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金融规模、金融效率、金融结构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其中金融规模的增加对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起着加剧作用,而金融效率的提高与金融结构的优化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起着抑制作用;并提出从金融发展角度看,要缩小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应该在稳定发展金融规模的同时,注重提高金融效率与优化金融结构。     

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金融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河南经济发展和地方金融的关系为例

以河南为例辩证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和地方金融的关系,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经营规模和金融效率起着基础性的制约作用,区域经济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制约着地方金融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地方金融的融资效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地区可能形成的金融剩余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从经济生活中游离出来的金融剩余数量也会越多,融资需求也会比较旺盛.而地方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同时也为地方金融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着借鉴和参考.     

资本配置效率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1991~2006年25个工业行业的数据构造了138组面板数据集,借鉴Jeffrey Wurgler(2000)提出的行业投资弹性系数模型,测算出我国各区域和各省资本配置效率.结果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资本配置效率依次递减,省际层面资本配置效率差异显著.在此基础上对资本配置效率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截面和面板数据分析,重点考察了地区性行政垄断、产品市场需求和金融发展水平的作用.结果发现,地区性行政垄断是阻碍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产品市场需求、市场化程度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金融发展水平、外商投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的解释力度则很弱.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近年来陕西省农村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呈现了快速增长态势,但是与城镇居民收入和全省人均GDP水平相比较,农民收入仍然存在增长缓慢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协整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农村金融发展、财政支农以及农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与财政支农力度增大对于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农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和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建议通过增加农村金融有效供给、加大农村金融创新力度、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引导作用等措施,为陕西省农村金融与农民增收的协调发展探求切实有效的路径.     

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构建、水平测度及国际比较

将金融发展分为金融发展环境、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深度以及金融发展效率四方面,并以此建立金融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赋权法与逼近理想解排序法度量我国金融发展水平,通过与其他国家数据对比发现：我国金融发展环境指标滞后,在法律环境及制度环境方面仍不健全;金融规模存在整体金融“超发展”现象和地区间金融发展不均衡问题;银行业营运能力和银行内部结构效率低下使得我国金融效率低下。为了提高我国金融发展水平,需要健全法律制度体系、追求最优金融规模、促进各地区金融协调发展、加强证券化产品创新以及改善金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