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以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为中介变量,财政分权能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创新偏好,进而正向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在东中部地区,财政分权会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及效应分析——基于企业创新动机视角

在各级政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对绿色创新进行大量补贴的背景下,本文从企业创新动机视角出发,将绿色创新划分为策略性绿色创新与实质性绿色创新,构建政府补贴影响两类绿色创新的理论模型,考虑区域企业R&D投入的中介效应与区域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并利用2009年-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两类绿色创新均具有激励作用,且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企业R&D投入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区域制度质量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区域制度质量能够负向调节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刺激作用,正向调节企业R&D投入与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关系,负向调节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关系。     

高投资率、制度环境质量与创新驱动发展

立足已有研究考察高固定资产投资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效应,并基于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高固定资产投资率影响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率居高不下对经济创新驱动发展产生了抑制效应,且地区制度环境质量越好,这种抑制作用越严重.因而在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应及时调整投资结构,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在总投资中的占比,引导地方政府利用财政资源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弱化地方政府直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激励,以免对民间创新投资支出产生挤出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中国持续创新能力

本文利用2006-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样本OFDI促进了持续创新,但区域差异显著,OFDI显著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持续创新,而对东部地区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在全国样本门槛效应检验中,随着OFDI规模的逐渐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断减弱.适度规模的研发投入和适度的制度水平对OFDI与持续创新关系的影响最显著;分区域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后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均不存在制度水平的门槛效应.东部地区在OFDI规模约束下与全国样本结果类似.中部地区随着OFDI规模和研发投入的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西部地区随着OFDI规模的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且正向影响在减弱,随着研发投入中研发经费的增加,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     

各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分析

各级政府为本级筹措收入的能力称为财政自给能力，它可用财政自给能力系数来衡量。在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的自给能力后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分税制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自给能力格局才首次实现了“与国际接轨”。     

土地财政、房价波动与城乡消费差距——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的研究

在中国城乡消费差距扩大的过程中,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价格波动是重要的推动因素。本文在对其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99~201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土地财政与房价波动间的相互关系,进而考察了土地财政和房价波动对全国及区域层面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与房价波动间存在正向的相互作用,房价上涨促进了土地财政的增加,而土地财政增加反过来推动了房价上涨;(2)土地财政和房价波动对城乡消费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增强和房价上涨,会拉大城乡消费差距;(3)土地财政、房价波动与城乡消费差距间的作用强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土地财政与房价波动间的双向促进作用要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土地财政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则小于中西部地区。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生态效率的门槛效应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生态效率造成了影响。文章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核算各地区生态效率值,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生态效率值明显存在东高西低的现象;研发投入存在双重门槛且在跨越第一道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更加显著,跨越第二道门槛值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略有下降,但溢出水平远高于第一道门槛值前的水平;环境规制存在单一门槛,在门槛值左侧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为负,而在门槛值右侧开始呈现正向溢出。同时达到高研发投入、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地区主要在我国东部。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来自我国东部地区的实证检验

政府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会产生挤出效应,也会产生挤入效应。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1995—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而言,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从地方政府支出的结构来看,东部地区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政府消费支出次之,政府投资支出的挤入效应最小。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赶超行为与环境治理效率——基于87个城市数据的门槛效应及传导机制分析

利用2003—2016年全国87个重点城市的数据，通过DEA-Tobit、面板门槛回归等方法，深入探究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赶超行为以及环境治理效率三者关系，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赶超行为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影响不同：三、四线等经济欠发达城市群的地方政府赶超行为能够为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带来正向影响，但一线及新一线等经济发达城市群地方政府的赶超行为却不利于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主要分布于行政级别较低、经济发展落后区域。上述区域的财政分权只有达到或者超过门槛值时，地方政府赶超行为才会对环境治理效率产生促进作用。     

市场一体化能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兼论地方政府竞争的门槛效应

市场一体化是区域间高效分工的重要前提,亦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200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市场一体化及细分市场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竞争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市场一体化总体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其中资本市场一体化水平最高,商品市场一体化次之,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最弱;市场一体化及细分类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且在2012年之后市场一体化总指数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已由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分别在2011年、2007年及2011年前后达到拐点;地方政府竞争在市场一体化及细分类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中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地方政府竞争处于第一门槛值与第二门槛值之间时,市场一体化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赶超行为与环境治理效率——基于87个城市数据的门槛效应及传导机制分析

利用2003—2016年全国87个重点城市的数据，通过DEA-Tobit、面板门槛回归等方法，深入探究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赶超行为以及环境治理效率三者关系，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赶超行为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影响不同：三、四线等经济欠发达城市群的地方政府赶超行为能够为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带来正向影响，但一线及新一线等经济发达城市群地方政府的赶超行为却不利于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主要分布于行政级别较低、经济发展落后区域。上述区域的财政分权只有达到或者超过门槛值时，地方政府赶超行为才会对环境治理效率产生促进作用。     

产业结构升级视角下市场一体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消除地方市场分割,推动市场一体化,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200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方法和面板门槛模型,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探讨了市场一体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市场一体化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第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结果均支持市场一体化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第三,在作用路径上,市场一体化可以通过提升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一体化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生态化的双重门槛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生态化正向调节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且其调节效应逐渐递增.最后,就如何进一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双重压力下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来自237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财政分权导致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使地方政府面临财政纵向失衡压力,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则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赶超压力,这两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经济建设领域,而转移支付带来的财力增强则会激励地方政府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以16个省区市的237个地级市为样本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其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显著正相关,与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发现：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随着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的增大而逐渐减弱;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可以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负向影响,但对经济赶超压力的负向作用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表明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缓解财政纵向失衡压力,但对经济赶超压力的缓解作用不明显。应改进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以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省以下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财税制度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考核机制改革以减轻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能促进企业创新吗?

实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处于早中期的创新型企业,对于促进技术与市场融合、国家战略与产业对接、国际竞争实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以新兴产业创投计划投资的新三板企业为样本,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早中期企业创新的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早中期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成长期企业及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则不显著。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机制、认证及信号传递机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研究从微观视角系统揭示了市场化运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动态影响效应,进一步厘清了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加深了对政府引导基金内涵及政策导向性的认识和理解,对于进一步明确政府引导基金角色定位、发挥其创新引领作用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质量

经典的分权理论认为,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能够激励地方政府提高质量,但上述理论命题在中国的情境下尚未得到系统的论证。以中国地级市数据为样本,采用条件均值和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质量,且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质量的正向影响随着政府质量的提高而递增;财政分权所具有的政府质量提升效应,主要源自政府效率和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     

财产保险业的创新绩效——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采用2009-2018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使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探索财产保险业影响科技创新产出的因果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产保险业能够直接和间接地正向影响创新产出;研发经费投入在财产保险业和创新产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与原先设想作为市场化手段的财产保险作用发挥将得益于市场化改革不同,研究认为过度推进市场化改革会阻碍财产保险业促进科技创新作用的发挥,市场化程度在财产保险业和研发经费投入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因此,为引导财产保险业正向作用的正常发挥,政府应首先保证对科技创新产业提供稳定充实的财政经费支持,以避免科技领域中市场失灵的干扰.     

基于财力与事权关系视角的河南各级财政自给能力的比较

河南省市级分税制自建立以来历经三次调整,各级财政自给能力高低的状况没有改变。由于各税种收入在政府间的分配比例与财政自给能力正相关,财政职能在政府间分解多少与财政自给能力负相关。因而,实现河南各级财政自给能力均等化,就必须在减少政府层次的基础上,把税种和政府职能在地方各级政府间科学划分,提高河南省级政府商品税和所得税的税收比重,增加省级财政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公众环境关心、中央环保督察与地方环保支出——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是环境治理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环保支出行为不仅取决于地区发展理念和发展状况,而且受到地方政府间竞争关系的影响以及上级政府和公众的监督。基于环境关键词的网络搜索评价公众环境关心程度,并以首轮中央环保督察为准自然实验,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对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强度（环保财政支出占财政一般支出预算的比重）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行为存在相互模仿的竞争效应;公众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本地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增加,而且可以促进地理位置邻近、污染排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地区的环保财政支出强度提升;中央环保督察在提升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上的政策效应不显著,但其对官员问责产生的督察压力会显著促进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强度的提高。因此,在环境治理中应加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协同互动关系,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考核与督察和“自下而上”的公众诉求与监督促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改善。一方面,要重视公众的环境偏好及其社会监督作用,并利用其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典型示范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通过严格问责与有效激励相结合更好地促进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责任。     

数字经济、资源依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源依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在资源依赖与区域创新关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资源依赖对区域创新水平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数字经济不仅对区域创新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能改善资源依赖对区域创新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水平在资源依赖与区域创新水平的关系中具备明显的门槛效应,资源依赖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随着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趋势;数字经济的门槛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发达省份的门槛值要低于全国总体水平,而欠发达地区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外资参股与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

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证分析了外资股东参股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及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两者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外资股东参股可以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尤其是当外资来源地相对发达、外资股东以战略合作为主要入股动机时,其参股后提高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效果更为显著.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外资参股股东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正向作用.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可通过提高引资企业创新意愿、增加引资企业创新资源的内在渠道,有效提升引资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第三,进一步地,从地区环境出发,当地区对中央的财政依赖度越高、地方重要官员无中央任职经历时,央地产业政策协同的正向调节效果会越显著;从国有企业自身特点出发,当企业层级越低时,央地产业政策协同的正向调节效果越显著.实证分析结论丰富了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政府充分发挥央地产业政策协同的积极效应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