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研究——基于30个创业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使创业板公司治理进一步规范,并为其提供理论基础,在借鉴现有研究特别是充分考虑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行业特点的基础上,构建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基础指标体系;运用回归分析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是否为母公司、CEO是否由公司的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兼任、董事会的专业人士、高管持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在统计上有显著的结论。     

大股东占资与股权结构、公司绩效——基于其他应收款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2003—2011年中国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两方面检验大股东占资的成因和经济后果,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较低水平时,大股东占资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正相关;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较高水平时,大股东占资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负相关。股权分置改革强化了激励效应,降低了攫取效应,显著降低了占资程度。此外,企业大股东占资程度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依据。     

大股东占资与股权结构、公司绩效--基于其他应收款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2003—2011年中国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两方面检验大股东占资的成因和经济后果，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较低水平时，大股东占资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正相关；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较高水平时，大股东占资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负相关。股权分置改革强化了激励效应，降低了攫取效应，显著降低了占资程度。此外，企业大股东占资程度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依据。     

大股东控制与现金持有价值关系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5—2010年39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大股东控制对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间是一种近似U型的非线性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临界点为45%。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的交互项引入模型,回归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45%时,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大股东控制的壕沟效应占主导;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45%时,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不显著。没有证据表明第一大股东性质会对企业价值发挥显著影响。     

制造业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

近些年我国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通过对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国有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和过度投资,容易造成投资不足,但是如果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则容易造成过度投资;法人股持股比例提高能够有效地抑制过度投资,但也容易造成投资不足;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水平越高,容易造成过度投资,不易造成投资不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水平和过度投资水平越高,投资不足水平越低.     

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QFII持股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QFII持股关系的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审计委员会设立状况以及公司规模与QFII持股显著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净资产收益率与公司成长性与QFII持股均没有显著关系。结果说明完善公司治理对于中国引入相关QFII有着重要作用。     

非效率投资的因素分析:来自公司治理结构的证据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4—2008年共计2063家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文建立两个基本回归模型,通过模型1,利用残差法将全部样本分成过度投资样本组和投资不足样本组;在模型1的分组基础上,建立不同形式的模型2,分别就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过度投资行为呈N型曲线关系,而第一大股东对投资不足行为具有积极的治理作用,同时,控股股东性质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显著相关。(2)第二到第五股东持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程度甚于第一大股东持股。(3)我国的董事会制度存在缺陷,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和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对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有消极的影响。     

公司战略、大股东持股以及股价崩盘风险

以2004~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考察我国上市企业战略定位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战略对股价崩盘风险有显著影响,公司战略定位越激进,越可能导致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另外,提高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增强大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督效用",从而提升企业内部监督效率,进而抑制公司战略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CEO声誉受哪些因素影响:理论与实证

以目前国内外实证研究中常用的媒体曝光率作为CEO声誉的代理变量,分别从CEO个人特征、企业经营特征、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情况四个方面选取变量来研究CEO声誉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了行业和年度的影响后,CEO薪酬、企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与CEO声誉显著正相关;处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及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的企业的CEO声誉更高.此外,对公司进行聚类分析后,社会责任指标体系中的企业对国家贡献率和企业对员工贡献率两个指标也与CEO声誉显著正相关.     

股权结构、现金持有量与企业投资行为

利用我国A股上市企业披露的2006—2009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现金持有量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集中的现象,管理者持股比例低,股权激励的效果并不明显,并存在过度投资的行为。在上市公司中,当其他大股东能与第一大股东相抗衡时,能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当第一大股东处于控股地位,且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小于或与之相当时,二者相互勾结篡夺企业的资源。     

中国上市公司CEO的权力与强制性CEO变更的关系研究

使用沪深325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1997年～2006年的相关数据,对CEO权力与强制性CEO变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CEO兼任董事长、外部董事和依存董事的比例、大股东代表的身份以及CEO的任职时间的长短等能显著增加CEO的权力,降低CEO被强制更换的可能性；而CEO的持股比例及其教育背景等西方国家CEO的重要权力源...     

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QFⅡ持股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QFⅡ持股关系的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审计委员会设立状况以及公司规模与QFⅡ持股显著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净资产收益率与公司成长性与Qni持股均没有显著关系。结果说明完善公司治理对于中国引入相关QFⅡ有着重要作用。     

公司治理结构对债务期限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选择2003～2007年沪深股市690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在考虑公司特征和行业差异的前提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对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国有股比例、管理者持股、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不显著。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

以2012年在深沪两市上市的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高管激励等内部治理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差;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家族上市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独立董事的比例对公司绩效产生了显著影响。     

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关系研究

有关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在学者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总资产周转率和管理费用率直接计量代理成本,并结合公司控制权性质和成长机会等因素,系统研究了董事会(含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管理层持股、大股东监控和债务融资(包括债务期限结构和债务来源)等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和治理机制的效率会因公司控制权的性质和成长机会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表现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或低成长机会公司的代理问题显得较突出。在公司治理机制效率方面,管理层持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不具有治理效用,而独立董事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未发挥出治理作用;大股东监控和短期债务融资在低成长机会的公司中具有明显的治理作用。研究还发现,债务期限结构(短期债务融资)的治理效用是显著的,而债务来源(银行借款)的治理作用则是弱化的或恶化的,其存在不仅未缓和公司代理问题,反而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从而为不同性质的债务融资安排的治理效率差异提供了证据。     

第一大股东持股与高层管理人员变更：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80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第一大股东持股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绩效较好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变更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相关关系,在第一大股东持股较分散的区间,第一大股东持股对更换高管人员具有消极作用,在第一大股东持股集中的区间,第一大股东持股则具有积极的监督约束管理者功能;在不同的第一大股东持股区间,均不能验证第一大股东持股对经营不善公司管理层更换的积极作用.研究结果同时验证了股权制衡的监督制衡作用,其他大股东的持股与更换管理层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股权的国有性质与高管变更未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还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与高管变更负相关,独立董事制度对高管变更的影响不能发挥其正面监督作用.     

企业代理成本与公司融资结构关系研究——基于国内上市公司中小板企业数据

本文通过对2007年上市公司中小板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大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代理成本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长期负债与总资产比例和公司代理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不过不太显著,流动负债与总资产比例和公司代理成本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现状与公司治理效率关系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基本上掌握在第一大股东手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指标Herfindal指数与反映公司治理效率的指标Tobin’Q值呈现出显著的正U型曲线关系,其分别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53.38%、Herfindal指数为0.343时,Tobin’Q值达到最低。多数样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3.38%,股权集中度小于0.343。这说明,目前就整体而言,第一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表现差强人意。另外,国有性质的第一大股东比非国有性质的第一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表现更差,亦即更无效。     

隧道挖掘还是利益趋同--从资本结构的选择看控股股东的作用

以深圳证券交易所2004年度48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控股股东与资本结构之间的经验关系,进而考察控股股东的作用,究竟是隧道挖掘还是利益趋同。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公司治理、盈利能力、公司规模、特别处理以及行业的综合影响之后,资产负债率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证据表明,资产负债率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呈U型曲线关系。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45.9%时,证据支持隧道挖掘效应,控股股东会选择较少的负债,而把资金留在公司方便自己的掏空行为。反之,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45.9%时,证据支持利益趋同效应,它会选择较多的负债,充分利用负债的财务杠杆和税盾作用,用心经营公司。该U型曲线关系揭示了控股股东存在相机选择资本结构的行为,同时存在隧道挖掘效应和利益趋同效应。     

企业代理成本与公司融资结构关系研究——基于国内上市公司中小板企业数据

本文通过对2007年上市公司中小板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大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代理成本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长期负债与总资产比例和公司代理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不过不太显著,流动负债与总资产比例和公司代理成本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