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价值链互补性研究

通过计算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彼此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增加值分布,构建并测算价值链互补指数,从而研究它们的价值链互补性。研究表明,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绝大多数制造业价值链的多数环节互补性较强,它们的价值链分工有向高端化发展的趋势。其他"金砖国家"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互补性相对较弱,且主要体现在资源产品及服务环节。其中,印度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互补性相对较强。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基本具备了构建区域价值链的条件,中国在其中能够发挥主导性作用。因此,中国应通过建立"金砖国家"长效合作机制,创新并深化"金砖国家"产业合作领域,与其他"金砖国家"联合布局建立产业价值链的区域协同机制,加大对其他"金砖国家"的投资等方式,构建自主型价值链。     

金砖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与动态变化

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模型,可以比较和测度金砖国家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的贸易利得。研究结果表明,在制造业增加值总量和结构方面,金砖国家在高技术制造业上表现出明显的区分度,在其他的技术密集度制造业表现类似,说明高技术制造业已经成为金砖国家以后发展的重心。同时,在全球价值链收益方面,来自外部需求的贡献率也呈现稳中上升的趋势,金砖国家均获得了大量的贸易利得,中国尤为显著。因此,在全球价值链收益角度,中国制造业已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中国应该积极推动制造业的国际化、市场化,改善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地位,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技术,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     

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评估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下的增加值贸易视角,运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计算出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部门的GVC地位指数,以准确评估出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较低,特别是住宿餐饮业、租赁与商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下游环节。中国服务业的国内价值增值、国外价值增值的明显偏高导致中国服务业国际分工地位难以提升。     

价值链双向重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2001-2013年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从价值链视角探索区域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双向重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当国内分工体系的增加值份额与区域内中间产品出口引致的增加值份额同时上升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会显著提高,即同时构建国内价值链和特定区域价值链的分工体系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区分企业异质性后,加工贸易企业、高研发强度企业以及多样性出口企业样本的价值链双向重构效应更加显著;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估计方法、固定行业-年份以及删除极端值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价值链双向重构主要通过"资源整合效应""政策引导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因此,在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主动适应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变化,积极引领全球价值链重塑,推进贸易质量不断提升.     

中国八大区域供需双循环与双重价值链分工——利用IRIOT—WIOT投入产出表的价值链分析

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相应年度世界投入产出表构建IRIOT—WIOT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八大区域的增加值供给偏好指数、增加值需求偏好指数和双重价值链地位指数,展现各区域的国内国际增加值供需双循环状态及国内全球双重价值链分工格局：8个区域增加值供给流向和需求来源的国内地区占比均高于其他地区占比,其中沿海地区的增加值供给偏好其他地区,内陆地区的增加值供给则偏好国内地区,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增加值需求偏好没有明显的异质性;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和需求流向均具有明显的“邻近性”特征;内陆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更多地（直接或间接）流向沿海地区,增加值需求也更多地来源于沿海地区;沿海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更多地流向相邻的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增加值需求则更多地来源于内陆地区（尤其是中部区域）;内陆各区域处于国内价值链上游,沿海各区域处于国内价值链下游,但8个区域均以下游位置嵌入全球价值链;各区域的国内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正相关,且国内价值链地位指数均高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1997—2012年,中国沿海地区的增量生产供给主要用于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而内陆地区的增量生产供给主要用于满足沿海地区的增量生产需求,国际市场需求成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进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表现为：国内价值链循环为沿海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循环提供资源和产业支撑,沿海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循环带动国内价值链循环升级。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从“利用国际市场的‘外循环’带动国内经济的‘内循环’”转变为“通过国内经济‘内循环’的提质升级促进国际市场‘外循环’的优化拓展”,以国内有效需求的扩大和需求层次的提升推动国内供给质量的提高,进而以国内供给质量的提高拓展和创造国际市场更高层次的需求,使国内需求层次和供给质量的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转化为：以国内价值链循环的升级推动全球价值链循环的拓展,利用全球价值链循环为国内价值链循环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和更大更高层次的市场。同时,还应进一步强化中部区域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纽带作用。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测度与影响研究——基于价值链分工地位视角

利用拓展的增加值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制造业1995—2011年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低估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成本,扭曲确实存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和贸易伙伴国存在明显异质性;进一步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是有效降低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关键因素。因此,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降低贸易成本、推进贸易便利化是促进中国制造业持续顺利发展的重要途径。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本文作者使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测算了1995~2011年22个发展中国家的GVC分工地位指数,发现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呈"下降—上升—下降"的演化趋势,且GVC分工地位排名前列的发展中国家多为某些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利用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发现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自然资源丰裕度与制造业整体GVC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制度通过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分工地位提升;行业层面回归显示研发投入和FDI对发展中国家电子及光电行业分工地位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结构分解

垂直专业化指数可用来衡量一国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迅猛发展的今天,仅仅计算垂直专业化指数的大小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考察垂直专业化的结构特征。本文利用最新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将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各部门出口产品的垂直专业化分解为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以及来自国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各部门的垂直专业化结构特征和变动趋势,为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真实地位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

来源于国际国内宏观环境波动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微观层面致使企业经营业绩下滑、在宏观层面降低国际贸易的潜在市场需求,影响微观企业主体的经营业绩,进而负向影响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具有抑制效应,且出口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贸易抑制效应大于进口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间品、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的抑制效应分别大于传统最终品、简单全球价值链。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的关系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流向及跨国分工程度等因素影响,其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发达国家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的抑制效应最大,而跨国生产分工越深化的行业受到的影响越显著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俄产业合作研究

使用2021版增加值贸易(TiVA)数据,采用出口增加值分解、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显性比较优势方法测度并比较中国和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研究发现,由于受到欧美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萎缩”、新旧全球价值链交替过渡期以及国内大循环增强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俄罗斯依托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形成了以原材料、能源出口为主的贸易模式,处于全球产业链上游,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水平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但并不稳定。中俄之间初级产业和制造业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服务业互补性相对较弱。俄乌冲突促使俄罗斯“战略东转”的全球战略布局不断推进,全球价值链“萎缩”“重叠”“断链”迫使中国亟须寻求新的合作伙伴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俄开展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合作前景广阔。传统能源产业可构建生产商或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合作模式,中低技术制造业可采用产业转移模式进行合作,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应采用协同发展现代服务业,共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融合的价值链合作模式。     

中国服务业出口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增加值分解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服务业出口中有一定比例来自国外的增加值,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不仅存在“统计幻象”,还可能会误导贸易政策。利用总贸易核算法对中国服务业出口APEC①经济体的增加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率呈现下降趋势;隐含在最终品中的增加值减少,被直接进口国用于生产出口品的中间品占比增加,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正在逐步提升;服务业出口的国别分布呈现出“一头独大”趋势,作为主要出口地的美国占比从1995年的1659%上升至2011年的3441%;服务业出口APEC经济体的结构已经实现了由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     

中美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比较

服务业在全球经济和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GVC)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比美国低。2000—2014年美国服务业GVC地位指数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服务业则是先下降后上升。从细分行业来看,美国大多数细分行业GVC地位都高于中国,但中国"c31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的GVC地位指数一直高于美国。2000—2008年中国服务业整体GVC参与度高于美国,2009—2014年低于美国。2000—2014年中美两国服务业整体的增加值RCA指数都大于1,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及提升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利用基于产业前向联系的增加值出口比率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两个指标构建了新型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数,比较分析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装备制造业整体及分部门的国际分工地位,并运用SDA方法,分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装备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差距的来源。研究表明,中国装备制造业整体分工地位与美、日、德3国有较大差距,技术差距是主要差距来源。中国应以重点研发燃气轮机、各种类型的发动机及零附件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推动具有发展潜力的通用机械和专用机械制造部门"走出去",支持发展带动作用较强的汽车制造部门等为抓手,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整体的国际分工地位,实现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中国产业现状及竞争力分析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深入调整,贸易分工模式发生变化,同时中国进入产业供给侧结构调整时期。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使用WIOD数据库1995—2011年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从供给层面测算中国整体及货物生产业、服务业增加值输出。并基于增加值测算产业显性比较优势。中国自身增加值90%用于国内最终品和中间品的生产,不足10%用于国外生产;各产业自身增加值用于国外最终品生产的比例大于中间品;传统货物生产业优势下降,而高技术货物生产业不具备比较优势;多数服务业具备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竞争力不足。     

全球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与金砖国家的经验证据

加快全球价值链合作是促进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关键引擎。从总体、合作方式和合作深度三个视角,构建了"三维一体"的价值链合作模式指标体系,并实证考察中国与金砖国家价值链合作模式演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与金砖国家的贸易合作呈现出"价值链合作为主、非价值链合作为辅"的特征,进一步,价值链合作又呈现出"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为主、间接价值链合作模式为辅"的典型特征。此外,中巴、中印主要开展简单的价值链合作,而中俄价值链合作的复杂度相对较高。(2)从影响因素看,除制度质量差异和地理距离外,政治关系、总产出、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与物质资本差异及入世,均对总体价值链合作产生显著影响。需特别说明的是,以上结论存在显著的价值链合作方式、价值链合作深度及行业异质性。     

价值链分工视角下国际贸易利益来源、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从价值链分工的视角看,我国的贸易利益所得之所以不大,是因为我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加工贸易占全国贸易总量的相当份额,但只是参与国际产品生产的低技术含量的环节,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较高。要改善我国在国际贸易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必须改变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逐步构建由本土企业主导的国家价值链。     

增加值核算体系下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分工地位与竞争力研究——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上游度指数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结合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度指数以及基于国内增加值核算下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利用最新版本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从服务贸易整体、服务大类、细分服务部门三维度深入分析我国2000～2014年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分工地位与竞争能力。研究结果表明:(1)在上游度指数层面,我国整体服务贸易出口具有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攀升的趋势,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指数值更大;(2)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层面,我国整体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偏弱,其中生活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强而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弱,资本密集型以及公益服务型两类服务业具有微弱的竞争优势,而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全球价值链长度与上游度测算 ——基于贸易方式的异质性视角

电子信息产业因其产品生产高度模块化而具有典型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特征.本文以GVC理论和贸易增加值核算法为基础,基于OECD-ICIO数据库的多国(地区)投入产出表,区分一般贸易出口产品与加工贸易出口产品,运用GVC长度与上游度指数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嵌入GVC地位进行分析与跨国比较.结果表明:GVC长度显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各环节的联系不断加强,国内产业分工不断细化;GVC上游度则表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加工贸易产品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最终产品加工生产环节,而一般贸易产品虽处于GVC中间环节,但是嵌入深度不够,进一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阻力较大.     

中国与日本、韩国的价值链互补性研究

通过测算GVC互补指数,研究中日、中韩的价值链互补性可以发现,中国和日韩大部分GVC的互补性较强,在价值链层面已形成梯度分工,与日韩的价值链分工逐渐向高端环节发展,并拥有主导区域和跨区域价值链的能力.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价值链面临断裂风险的情况下,三国应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实施协同创新驱动战略,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促进价值链深度融合与提升,并加强以区域内外产业园区为中心的价值链合作,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产业合作基础.     

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及新形势下的发展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在探讨全球汽车产业格局变迁和中国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基础上,指出:传统汽车强国逐渐被新兴市场国家赶超;虽然中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参与和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不够深入,仍处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游环节,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汽车产品贸易具有较强替代效应。新形势下,中国汽车产业须加速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中国不仅要持续、稳步推进汽车产业开放,坚定走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之路,还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完善汽车产业发展的内部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