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商关系、市场化进程与商业信用

以2008—2018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供应商关系与商业信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供应商关系与商业信用之间表现为倒“U”型关系,即供应商关系存在一个阈值,在到达阈值前供应商关系的加深能够促进企业获得商业信用,超过阈值后供应商关系则会对企业取得商业信用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考察市场化进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之后发现,这种倒“U”型关系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敏感性更强。研究丰富了供应链关系对商业信用影响方面的文献,为认识和理解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提供了一些借鉴,也为政府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依据。     

商业信用、市场地位调节与异质性研发投资

以2015—2019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研发投资异质性,将研发投资划分为探索式创新投资和开发式创新投资,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商业信用和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商业信用与探索式创新投资存在倒U型关系,与开发式创新投资存在U型关系。进一步加入市场地位调节因素,研究发现: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商业信用与探索式创新投资的倒U型关系更明显;市场地位低的企业,商业信用与开发式创新投资的U型关系更明显。文章采用替换变量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再次验证了结论的正确性。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基于双向嵌入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全球价值链(GVC)后向嵌入深度前向嵌入深度指标,分别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双向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并利用2008-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分析和检验GVC双向嵌入深度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的结果表明:①中国行业的GVC后向嵌入深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GVC前向嵌入深度与企业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②中国的GVC后向嵌入的生产率效应会受到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受到GVC后向嵌入的作用比非出口企业大。③中低技术行业的GVC后嵌入深度对企业的生产率呈正"U"型的关系,来自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限制几乎对中低技术行业的企业没有影响。     

制造业金融资产投资安排与利润创造研究

随着制造业金融资产投资在企业利润创造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如何合理地安排金融资产投资、选择最优投资组合,以使其对利润创造做出最大的贡献成为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章以2014-2018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库兹涅兹曲线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及其各类金融资产不同投资组合对利润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率与利润总额呈倒U型曲线关系,且拐点为47.86%;交易类金融资产占比与利润总额也呈倒U型曲线关系,且拐点为24.92%;投资性房地产占比与利润总额呈负相关关系;长期金融股权类投资占比与利润总额呈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为企业制定合理的投资组合提供了借鉴。     

城市规模与城市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不同规模城市产业发展之间的差异,研究中国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采掘和电力行业的竞争力与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典型的专业化特征,但多数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城市规模较小;制造业整体的竞争力与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倒 U 型”关系,500万—1000万人的城市比其他规模的城市表现出更强的制造业竞争力;制造业内部多数行业表现出专业化特征,以资源为基础的和中间投入品制造业在规模较小的城市表现出更强的比较优势,消费品和资本品产业竞争力与城市规模呈“倒 U 型”关系;服务业整体的竞争力与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微弱的“U 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房地产和文化娱乐业表现出较强的直接层次对应关系。     

新产品研发能力、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与债务违约风险——兼论供应链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09—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对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与债务违约风险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探讨新产品研发能力和供应链商业信用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与债务违约风险间显著正相关;新产品研发能力显著削弱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对债务违约风险的推动作用;供应链商业信用在成本粘性与债务违约风险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高管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7-2011年在沪深两市A股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显著正相关,但这种正向的相关性仅存在于民营上市公司中;高管持股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科技类上市公司中,二者之间也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非科技类上市公司中,不存在类似的关系。     

企业环保投资、环境管制与股权资本成本——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8—2013的经验证据,采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与股权资本成本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保投资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保投资存在一个临界点,高于该点时企业环保投资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低。进一步验证环境管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环境管制强化了企业环保投资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倒U型关系,当企业环保投资低于临界点,与低管制的企业相比,高管制企业的环保投资对股权资本成本的正向影响更强;当环保投资高于临界点时,“创新补偿”占据主导位置,高管制企业的环保投资的增加将引发股权资本成本更大幅度降低。     

战略联盟的控制方式和组织能力对联盟合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战略联盟背景下,研究了联盟控制方式对联盟成员企业的组织能力以及联盟合作绩效的影响作用,形成了三个主效应假设,并构建了概念模型。理论研究结论指出,契约控制与企业组织能力之间为倒U型关系;关系控制与企业动态能力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而与企业运作能力之间为负相关关系;企业动态能力与联盟合作绩效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而运作能力与联盟合作绩效为倒U型关系。研究结论弥补了现有联盟控制方式研究的不足,对企业开展联盟合作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意义。     

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效率的双重效应及门槛特征

以我国2007~2017年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和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实业投资效率。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实业投资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以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及产品市场竞争分别作为门槛变量时,企业金融化与实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会随着门槛变量的不同而改变,呈现出区间效应;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的实业投资效率随金融化水平变化的敏感性更高,呈现出更加陡峭的“倒U型”曲线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