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风险意识 掀起问责风暴 促进合规经营

一、关于问责“问责”一词受到人们关注始于2003 年的非典时期,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是建国几十年来首次以“问责”理由被罢免的最高级别行政官员。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问责机制

从“非典”危机中启动“官员问责”开始，近年来，我国加快了问责制度建设，各地相继出台了问责办法，涉及行政首长问责、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和机关人员问责等，有效推进了问责制度建设。笔者收集、研究了各地的问责制度，发现这些制度层次不一、差异较大，存在着一些不足：有的制度定位不够准确；有的问责范围或太过宽泛或太过狭窄；有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有的程序设计不够科学，实践中难以操作等等。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状况

2003年因“非典”引起并持续至今的对政府的“问责风暴”，无疑为我责任政府的建设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推动力。温李宝总理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因而关注行政问责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文结合“三鹿奶粉事件”的解读，对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发展现状作出分析。     

官员问责制任重道远

2003年的SARS危机给我国带来了“问责风暴”，自张文康和孟学农两位省部级官员被追究责任开始，安徽阜阳、吉林省吉林市、北京密云、中石油、浙江海宁、湖南嘉禾、国家环保总局等地方和部门，一批实权官员又因重大责任事故、行政不作为或恶性违法事件受到问责处理。大连、长沙、南京、重庆等地先后探索出台了官员问责的相关制度。但细究这一系列的问责实践，不难发现，当前的问责大多是建立在领导意志之上的，属于行政性问责，与现代民主政治下的官员问责制——政府及官员对公众负责这一问责实质不相符合。而建立体现民主政治原则的官员问责制，除了法律规范的问题，还需要依靠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氛围、制度体系与运作程序的不断完善和健全。就目前我国政治生态而言，官员问责制的构建可谓任重道远。     

论后审计风暴时代相关问责制度的法律规制

自国家审计署之审计结果向民众公布伊始，便有了一轮接一轮的“审计风暴”，但风暴过后一切便又归于平静。如何从法律层面对“后风暴”时代相关问责制度予以规制，对审计出的问题和相关人员如何强化问责制度并加强相应的法律规制力度，是我国现行法律所面对的一大难题。     

自媒体问责及其扭曲现象研究

自媒体问责是建立在自媒体不断普及、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公民意识的崛起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网络问责行为的方式,但在长期的公众话语权缺失的习惯下,突获的问责监督模式在实践中出现了种种问题。问责范围扩大化、问责缘由迁政化、问责结果复杂化等现象频发,“自媒体”问责在控制与反控制中不断扭曲。影响因素主要是网络传播特性等,这要求拓宽意见表达渠道、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加强网络管理能力建设、倡导实名制。     

2004：问责风暴，意味着什么？

仅仅在2003年，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为在提高首购车税率之前购买了一辆私车未进行申报，就遭到了媒体、公众以及立法会的责难，且是不依不饶，穷追猛打，直至阿松黯然请辞离去。那时，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香港人似乎有点小题大做，而高官问责更是让人陌生得很。然而，不到一年时间，在2004年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由一系列重大事故引发的“问责风暴”，已使几百名中国官员的仕途改变走向，也使中国数千万公职人员受到强烈震撼，其影响不亚于去年SARS危机中那场免职风暴。     

关于农村信用社风险问责制的探讨

目前,吉林省农村信用社系统正在掀起以追究违法违规经营责任人为重点的“问责风暴”,截止2006年8月末,全省共处理违法违规人员3152人,其中:移交司法机关的51人,这是农村信用社建社50多年来处分人数最多、查处力度最大的一次,体现了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成立后敢于动“大手术”解决农村信用社违法违规经营问题的决心和信心,这一举措符合党和国家依法治国的方针政策,顺应了农村信用社广大职工的要求和愿望。经过这场“问责风暴”的洗礼,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去污除垢,将以崭新的面貌走上依法合规经营之路,健康快速地向前发展。一、实施风险问责…     

官员问责之路如何朝前走

自非典时期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以来，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吉林省吉林市、浙江海宁、湖南嘉禾、安徽阜阳等地的一大批实权官员，又先后因重大责任事故、恶性违法事件而“下课”或遭严厉处分。大规模的官员问责风暴震惊了民众，警醒了官员，全国乃至世界一片叫好之声。随后，各地的官员问责不断引向深入。     

回望“新国五条”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旧五条”自2010年9月29日出台以来，限购、限贷、房产税、保障性住房、监督问责等“五大利器”在楼市调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保监会：加大对高管人员等责任追究力度

针对保险业存在的“职位越高，责任越小”等现象，保监会将加大对法人机构和各级高管人员的责任追究力度，做好案件风险防控工作。保监会网站3月18日刊发了关于开展案件责任追究清理工作等有关通知，明确案件问责制度的基本原则：“权责明晰”、“向上追责”、“一案多问”、“区别对待”。     

践“四责”求先行

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日前在福建省纪委八届五次全会上，明确提出广大党员干部要“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负责、敢于问责”。省委副书记于广洲在2009年省直机关党的工作会议上，对“四责”的中心内容进行了阐述，要求要深入开展“四责”学习教育活动。这是省委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全面推进海西两个先行区建设的重要时刻，在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紧要关头，对广大党员干部新的期望和要求，     

电视问政：行政问责的新形式

我们通常将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目前大多数学者也主要是从该角度对行政问责制度进行探究。该文，笔者将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行政问贵制的方式进行探讨——从问责的时间角度，将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事前问责与事后问责，由于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不论出于何种角度都是着重于事后问责，因此该文将重点分析事前问责的意义及其方法。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与现实对策

在非典危机中启动的问责制，已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逐步发展，由此形成的“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将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行政问责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新生的行政问责制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并在实践中表现出一种不稳定状态；界定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并找出完善行政问责制的途径对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预算绩效管理问责机制的完善与优化

<正>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政府的预算绩效管理,初步确立了“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预算绩效管理问责制度。但就目前而言,我国预算绩效管理问责机制存在主体多元性和对象特定性两大特征,实际问责过程中存在着问责主体缺乏协作、配套制度存在缺陷和具体责任难以落实等诸多问题,需进行制度优化。预算绩效管理理念起源于美国,     

节能减排：不斩几个“马谡”恐怕不行

只要招商引资多、GDP增长快，不管能耗有多少、污染多严重、民怨多强烈，当地领导都可“加官晋爵”。即便上面问责下来，也会因这些干部抓发展有功而得到开脱。环保部门对哪个单位“下手”，说情风就会迅速刮成12级台风。     

经济责任行政问责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

2013年9月,湖北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问责暂行办法》,2015年7月又推出了《湖北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问责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这是实践中对经济责任行政问责制度建立的积极尝试。文章将从理论上通过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对经济责任行政问责做另一种积极探索,以期厘清经济责任行政问责的内涵,还原其宏观的委托代理和问责链条,并从中找到一些启发。希望这一探索能对推动我国经济责任行政问责实践的有序健康发展提供一些理论支持。     

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问责初探

本文由高校经济责任谈到经济责任问责，再到高校经济问责的难点，并就如何推进高校领导干部经济问责这一问题，提出了对策。     

建立“扶真贫、真扶贫”的长效机制——河源市创新扶贫“双到”的启示

近年来，河源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扶贫“双到”工作各项部署，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开拓思路，创新扶贫“双到”工作机制，分类制定扶贫规划，建立帮扶责任问责制度，扎实推进扶贫“双到”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河源市有省认定的贫困村318个，在册贫困农户42111户、189580人。2010年，318个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3．66万元，比上年增长31％；44．4％的在册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超过2500元。     

官员的激励变迁与适度有为：以雾霾治理为例

“为官不为”问题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大障碍，如何引导官员适度有为甚为迫切。客观地说，过去官员的政治企业家身份是传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是当前雾霾蔓延的幕后推手之一。然而，官员过于积极的表现导致了雾霾，但现在随着晋升体制的变迁却又撒手不管，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督查与问责、环境资产审计和终身追责固然是引导官员治理雾霾的重要手段，但是如何引导官员“想干”、“敢干”、“会干”，适度有为，主动改革创新，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