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陕西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FD I)、对外贸易(MY)变量之间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表明陕西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均是陕西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并且陕西外商直接投资与陕西GDP之间的协整关系较强。指出陕西经济增长不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增长的原因,而是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对陕西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1984--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本文采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存在协整关系，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服务贸易进口是服务部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不是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变化的原因。因此，本文的结论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不明显，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有效地发展我国服务贸易的作用未完全显现出来。     

FDI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实证分析

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分别存在协整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国内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中国国内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机制和驱动机制,这种驱动机制在前后两个阶段的表现有不同之处。前半段,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强,经济增长对国内投资的推动作用比较弱。后半段,拉动作用比较弱,推动作用比较强。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均衡机制和长期驱动机制尚不存在,但从趋势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和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逐渐增强。     

FDI和环境污染——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本文利用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有关数据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进行了检验，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线性回归、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与方差分解技术等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我国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由此得出结论，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出口的增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出口贸易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存在一定的时滞，而消费的时滞与出口相比较长，投资的时滞与出口相比则较短。     

FDI与我国出口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制成品出口和总出口的平稳性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制成品出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总出口之间分别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接着建立起了两个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结论：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导致制成品出口，制成品出口的增加不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原因；对外直接投资不是我国出口增加的原因，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制成品出口的计量模型进一步度量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

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并且由于国内推行改革开放,制定了较多针对招商引资的优惠制度,在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我国,直接作用到国内对外贸易工作.我国最先一批进行改革开放地区包括广东,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进出口总额一直排在我国前列.研究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以便更针对性制定相关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本文采用描述统计的方法研究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提出促进广东省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与措施.     

我国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应用协整关系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了1983—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之间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但是实际GDP与实际FD1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本文主张继续深化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相配套的改革。     

我国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应用协整关系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1983-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之间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但是实际GDP与实际FDI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应继续深化外商直接投资的配套改革,既要致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也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加大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分析

理论上讲，境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众多联系渠道，对一些国家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互动关系。然而，利用1982--200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方法考察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出口与境外直接投资间、进口与境外直接投资间均暂无长期的稳定关系，说明现阶段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机制与驱动机制尚未形成。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相互影响的传导路径

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的两大表征,两者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影响,这已为众多的经验证据所证实.本文着重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相互影响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对外贸易到母国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到对外贸易,均存在多条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最后得出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之间是"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的结论.     

FDI与贵州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对外贸易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对外贸易发展基础较差等原因,在全国仍处于落后水平.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与贵州对外贸易互为因果关系,短期对外贸易对FDI的影响程度比FDI对外贸的影响程度大,但长期则相反,这说明FDI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以FDI的长期影响为主.现阶段贵州省应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高投资效率,立足本地特色并加强与世界的联系,深入挖掘对外贸易潜力,为贵州经济增长注入活力,逐步缩小贵州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实证研究

针对当前学术界关于我国出口贸易“贫困化”增长的观点,我们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增长,进出口产品结构变化等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证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不断增大;外商直接投资改善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增强了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基于知识资本模型的分析

基于跨国直接投资知识资本模型,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影响双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完整分析框架,并从影响FDI的因素入手,梳理FTA可能作用于FDI的渠道和机制,即贸易成本效应、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FTA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将促进垂直型FDI、抑制水平型FDI,并通过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促进垂直型FDI和水平型FDI。因此,对于垂直型FDI而言,双边FTA将起到明确的促进作用;对于水平型FDI而言,FTA的影响取决于正向的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与负向的贸易成本效应之间的角逐。选取26个发达国家、34个发展中国家1996—2017年双边投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建设自由贸易区对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既可起到推动作用,亦可起到阻碍作用,但通过对FTA内容的合理设置可以减少或规避对外资的不利因素。具体来说,中国同发达国家签署的自贸协定将促进双边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既可能促进双边FDI,也可能阻碍双边FDI。因此,在FTA谈判中要权衡贸易成本效应和投资规则效应,较高标准的投资条款可使其对双边FDI发挥积极效应。     

从外贸收支的影响因素看我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基于协整检验与冲击分解的实证分析

采用协整检验和冲击分解的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外贸收支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对中国外贸收支没有明显的影响,而国外实际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才是决定外贸收支的主要因素。因此,人民币缓慢升值不仅难以解决目前我国外贸收支的顺差问题,而且其引起的预期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所以,我国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转向调控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及其结构上来。     

贸易视角下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内在机理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面板数据分析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问题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5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中国是否存在倒U型的EKC曲线,并且在考虑贸易与投资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东部地区存在倒U型的EKC,西部地区存在正U型的EKC,中部地区不存在EKC;外贸依存度与碳排放呈现出显著地正相关关系,FDI对碳排放虽有影响但很微弱;贸易和投资对拐点到达的时间并无影响,但却能够提高拐点到达时的人均GDP水平。     

我国的外贸顺差、外国直接投资与货币化率：1988—2004

本文首先建立了外贸顺差和FDI影响货币供应。进而影响货币化率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外贸顺差、FDI、存款准备金率和现金存款比率是影响货币化率的主要因素。同时,运用1988—2004年中国的外贸顺差、FDI和货币化率等有关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模型的结论高度一致。基本结论是：1988—2004年间,外贸顺差、FDI的大幅增加是我国货币化率大幅上升的最主要的原因：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货币化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CM1与货币化率呈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