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政策抑制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吗？

将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纳入信贷政策宏观调控框架，系统探讨信贷政策对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治理机制。研究发现：信贷政策在治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以后，密集出台的信贷政策明显抑制了商业银行"脱实向虚"的行为，并使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动机得到明显提升。进一步的，基于宏观审慎管理视角，通过分组检验观察到城市商业银行、成长性及风险承担水平较高的银行面对"脱实向虚"信贷政策时表现更为积极。商业银行基于政策导向、风险权衡等要求，通过其信贷资源配置管理实现了对企业"脱实向虚"行为的抑制作用，这种能力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高及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在主要以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经济结构失范等特殊情况时，采取信贷政策这种结构调控手段，有助于经济快速回归到健康发展的路径上来。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行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严重阻碍。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脱实向虚"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金融化行为，即"一带一路"倡议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脱实向虚"行为，还能通过提升企业实体利润率降低企业"脱实向虚"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金融资产收益。异质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而对外资及其他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行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严重阻碍。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脱实向虚"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金融化行为，即"一带一路"倡议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脱实向虚"行为，还能通过提升企业实体利润率降低企业"脱实向虚"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金融资产收益。异质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而对外资及其他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脱实向虚”精准治理所需的类别划分与正确判定

“脱实向虚”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多种情形,但已有研究在认定上往往比较笼统,偏于一概否定。正确判断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具体状况尤其是判定是否发生了政府应予治理的脱实向虚,对于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脱实向虚”可以划分为“资金脱实向虚”与“资源脱实向虚”、“微观主体脱实向虚”与“宏观经济脱实向虚”、“有害的脱实向虚”与“无害的脱实向虚”。资金脱实向虚不一定导致资源脱实向虚。微观主体脱实向虚不一定引起宏观经济脱实向虚。损害实体经济或积累金融风险的脱实向虚才是有害的脱实向虚。脱实向虚是否损害经济,要结合实体经济总体态势和虚拟经济总体态势等进行判定。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金融化——基于行政审批中心建立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经济下行压力叠加新冠疫情影响,为步履维艰的实业经营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脱实向虚"亦成为众多实体企业发展路径中的必然选择.立足于制度变革视野下的企业金融化问题,使用1998-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并选取行政审批中心建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金融化的引致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总体上对企业金融化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行政审批中心的建立有利于降低企业进入门槛和激励研发创新,继而改变企业现有资源禀赋与市场竞争秩序,使实体企业形成专注实业的内生动力.进一步研究显示,行政审批中心建立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显著存在于东部地区企业、内资企业和盈利企业中.研究从制度变迁维度切入,以期为把握企业金融化的深层机理、纠偏企业"脱实向虚"倾向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任重道远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立业之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经济"脱实向虚"会使资产价格扭曲、市场资源错配,最终不仅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毁灭性冲击,也会使金融发展毁于一旦。当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到位的本质是实体经济脱离主业、发展不均衡,背后是体制机制障碍和金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金融要把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转变方式、优化结构,聚焦主业、强化服务,全面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金融监管能否治理企业房地产投资：效用识别与机制检验

基于2009—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地方金融监管对企业房地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监管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房地产投资强度。微观层面的渠道机制研究发现，在股价信息含量较高的情况下，金融监管更能有效抑制房地产的投机行为，克服企业在“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形下的房地产投资偏好。宏观层面的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货币供给抑或是金融部门都会对企业房地产投资起到驱动效果，而金融监管的存在则很好地校正了上述偏误。结合当前实体经济的“脱实向虚”特征，治理企业房地产投资势在必行，开展有效监管和创新监管，能够规范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活动，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银行流动性创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基于2011—2016年中国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流动性乃经济生命之源,如何引导其脱虚入实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运用我国2011—2016年16家商业银行年度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银行流动性创造对实体经济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总量和表内流动性创造均对我国实体经济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表外流动性创造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却不明显。银行流动性创造总量对农林业、工业及房地产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不存在显著作用。研究表明,针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特点,监管机构应差异化进行监管,调控其表内和表外业务结构,并引导银行合理配置不同行业信贷资金,推动国家产业升级与结构性调整。     

非理性民间借贷的危害及对策建议

“两会”关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目的之一就是要遏制社会资金“脱实向虚”倾向，增强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最终引导社会资金公平地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在处理涉诉风险资产过程中发现，近两年我行形成风险的不良企业，绝大多数存在非理性民间融资行为。     

商业银行环保功能定位与散发策略研究

商业银行作为经济金融的核心,其信贷资金流向变化在推动环保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期,配套激励、监管机制缺失导致商业银行环保功能定位模糊问题突出。面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日趋尖锐的矛盾,应以信贷标准控制"非环保"产业发展空间、以信贷政策和资金投向推动环保经济发展为基本路径,实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完善环保信贷配套激励政策、实施环保信贷策略、环境风险全过程管理策略、建立信息沟通共享机制及完善监管问责机制等六大策略,为商业银行环保功能散发提供可靠保障,进而推动环保经济较快增长,实现环保经济与商业银行的良性互动发展。     

宽松货币政策更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还是金融资产投资？

实体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能否推动实体经济健康繁荣是衡量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点。现有研究发现,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促进了企业实体投资,也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但究竟更能促进哪类投资还缺乏深入研究和经验证据,不利于全面客观地评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的资金供给增长有利于企业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的增加,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是在整体经济持续低迷情况下常用的逆周期调节手段,此时实物资产价格往往处于低估状态,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往往较大,因而,总体上宽松货币政策更能促进企业的实体投资。但是,由于货币政策本身对企业投资偏好的影响不大,投资不足的企业往往对实体投资保持谨慎,可能更多地利用资金增量进行金融资产配置,而偏好实体投资的过度投资企业则可能继续增加实体投资,进而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以2008年—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宽松程度提高会产生如下企业投资效应：（1）总体上看,同时促进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2）促进投资不足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对过度投资企业的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分别具有促进和抑制作用;（3）促进国有企业的实体投资,促进非国有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对非国有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4）促进东部地区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实体投资,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对东部地区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将企业的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拓展货币政策的企业投资效应研究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研究;二是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优化关于企业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方法,并为货币政策会促使企业“脱实向虚”还是“脱虚向实”提供了经验证据;三是针对不同企业的异质性分析有助于精准有力地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虽然从总体上看宽松货币政策有助于企业“脱虚向实”,但也可能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和效率的提升。因此,宽松货币政策要慎用。当前,我国依然应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注重对不同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精准有力的差异化调节,同时要加强预期管理和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推动企业有效率地“脱虚向实”。     

省域视角下经济金融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促使大量资金"脱实向虚",一些省份充裕的金融资源是房地产价格久居高位的重要推手。基于此,论文在阐释了经济金融化对房地产价格作用机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31省份的空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经济金融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各省房地产价格与经济金融化具有稳定的相关关系;"经济金融化""单位土地成本"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本省房地产价格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房地产价格的省域分布格局中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本省的房地产价格会受到邻省相关变量的显著影响。     

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瓶颈与应对策略

自2007年7月我国实施绿色信贷政策以来,商业银行对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力度日益增强。但是,商业银行对高耗能企业的贷款却有增无减。文章从风险预期的角度,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对商业银行增加高耗能产业贷款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商业银行给予高耗能企业贷款源于企业财富门槛和风险门槛,而影响企业财富门槛和风险门槛的主要因素是商业银行对于投资项目成功概率的判定;在长期动态过程中,商业银行对项目成功概率的判定,是基于企业前一期的投资经历。     

投资过程中管理者的羊群效应分析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探讨了企业的行业特征、产权性质、企业规模、成长性、管理者声誉及管理者能力对管理者羊群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羊群行为与管理者能力负相关,与管理者声誉正相关,但在国有企业因管理者能力引起的羊群效应更为明显;从行业特征看,发展水平较高的行业、经理人市场较成熟的行业,羊群效应情况相对较弱,而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较高的行业,管理者的羊群行为却更加显著;企业规模与羊群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和各个行业里都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体现了信息成本的增加有利于减弱羊群效应。但企业成长性对管理者羊群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金融供给改善与企业劳动力投资效率：商业银行网点分布的证据

劳动力作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关键性投入要素,其有效配置在塑造微观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促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放松商业银行市场准入引发的商业银行网点分布扩张视角,考察其带来的金融供给服务改善对企业劳动力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网点扩张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劳动力投资效率,即企业周围分布的银行网点数量越多,劳动力投资效率越高;商业银行网点扩张主要通过信贷可得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促进企业劳动力投资效率的提升,且这种影响在民营、抵押物价值低、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市场分割程度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商业银行网点扩张通过改善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提升企业的研发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发挥金融供给侧改革在劳动力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推动经济和就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政策参考。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数实融合的影响研究——基于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基于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采用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0—2021年全国280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以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以数据交易平台设立为表征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数实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显著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成本效应、要素配置效应、技术创新效应等路径影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数实融合的提升效应在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政等级较高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表现更为明显;拓展性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而应加强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多维度探索数实融合路径,挖掘试点政策潜力,加强区域主体的交流协作,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更好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     

我国商业银行“惜贷”行为分析

产权制度不完善导致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对称、商业银行贷款权上收、信用评级体系不完善、对中小企业放贷成本高、中小企业自身存在诸多不足等导致的商业银行“惜贷”行为,不仅阻碍了央行货币政策从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的有效传导,导致央行的货币政策意图无法通过商业银行放贷行为及时、有效地传递到实体经济,而且还极大地抑制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只有彻底破解商业银行“惜贷”瓶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金融体系为企业融资服务及经由信贷渠道传导央行货币政策的效率。     

股权质押、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选取2005-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探究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研究表明,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会加剧企业金融化程度,且随着股权质押比例的增加,金融化程度也随之上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的中介路径来推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在融资约束较为严重的民营企业、监督和制约作用较弱的低股权集中度上市企业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金融化的推升作用较显著,说明完善的公司治理和大股东的监督能够起到约束管理层的积极作用.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一方面有利于防范企业"脱实向虚",另一方面对于资本市场股权质押业务的规范和金融风险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企业“脱实向虚”的动机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来自上市公司金融业股权投资的证据

利用2007年～ 2015年非金融非房地产行业(NFRE)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金融业股权投资总额对银行体系、股票市场和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业股权投资会导致上市公司从银行体系过度融资,说明上市公司会利用正规金融渠道的融资优势及对中小企业的信息优势从银行体系套取资金,投资金融业企业赚取利润;由于银行体系对上市公司的信息对称程度较高,还款风险较低,上市公司从银行体系过度融资来投资金融股权并不会增加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上市公司“脱实向虚”的金融业股权投资行为,使资金从实体经济回流到金融体系,造成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提升了股票市场风险以及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实体上市公司的投融资监管,合理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以减少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引发的思考

金融资本、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推动因素.欧债危机使得各个国家开始重新审思金融资本运动和实体产业发展的关系.欧美两大经济体都已宣布实施新一轮的工业化道路,重新确立了发展制造业等实体产业政策.我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金融资本、实体经济越来越不协调的问题,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实体经济“空心化”的现象正在逐步侵蚀我国社会经济的机体,已引起了政府、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在审思我国经济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资本“脱实向虚”的表现、着重探讨了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兴趣锐减的成因,并从评价机制、跟踪警示制度、风险防范、审慎监管等多个角度提出了构建中国金融资本促实体经济发展的设想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