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涉入调节下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理论分析,重点探讨家族性社会资本与非家族性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联合影响效应,以及这种联合效应是否强于家族性社会资本或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个体效应。鉴于强大的控制联盟（即家族）的存在为组织环境中社会群体之间积极互惠影响创造了条件,还探讨了家族涉入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运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318份调研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族性社会资本与非家族性社会资本共同对家族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且联合影响效应优于家族性社会资本或非家族性社会资本的单一效应;家族控制对家族性社会资本和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代际参与对家族性社会资本和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研究

企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双元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双元创新产生双轨促进作用,其中在促进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内部控制改善和社会责任承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而且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则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断强化探索式创新。     

数字化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有利于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水平；第二，数字化可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管理革新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三个渠道来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第三，数字化与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对于资本禀赋和研发强度更高的企业，数字化对创新的激励效应更突出；第四，数字化的创新驱动效应因企业的行业和所有制属性而有所差异，其中高科技企业和国有企业受到的激励效应更大。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鼓励企业根据自身特征积极夯实数字化基础、引进数字技术，并同步增加资本和研发投入，拓展要素组合方式和创新边界。     

家族成员涉人管理团队与公司绩效——基于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对于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和家族成员的意志会影响到公司决策，本文考察了具有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涉入管理职位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我国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涉入管理职位与公司绩效正相关；（2）家族其他成员涉入管理职位与公司绩效正相关；（3）以家族涉入者数量及其亲缘关系为测量变量的家族涉入水平指标与公司绩效负相关；（4）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拥有的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系数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营商环境、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产出效率 ——基于技术比较优势的视角

为了考察政府和市场两大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效率的影响，基于2007—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专利面板数据，从技术比较优势的视角，探究政府支持和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政府支持方面，政府的直接创新补贴和间接财政支出对企业的创新产出均存在积极影响；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制建设环境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具有促进效应，而外商投资环境则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存在一定的抑制效应。（2）从技术比较优势视角看，政府支持中的直接创新补贴和间接财政支出仅对处于低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有促进效应；营商环境中的政府治理环境对处于高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有促进效应，而法制建设环境和外商投资环境仅显著影响处于低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支持和营商环境对不同地区、行业和规模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数字化创新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水平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创新成为企业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来源，然而数字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2015—2019年沪深A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及数字化创新专利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数字金融水平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作用通过降低成本费用与提升劳动效率两种机制来实现；（2）在数字金融水平适度的情境下，数字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而数字金融水平过高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抑制作用；（3）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存续年限以及不同规模的样本公司而言，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内部控制、公允价值与企业盈余管理

以2011—2014年深、沪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4 296个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探讨分析公允价值运用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为了进一步研究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公允价值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影响，将总样本分为747个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观测值和3 549个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观测值，通过对比分析非配对样本，研究发现：（1）上市公司运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具有普遍性；（2）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和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运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和方式具有差异性。     

不同目标企业的并购绩效存在差异吗？——对我国2005—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并购事件的分析

在经济调整期，企业会选择并购来实现转型升级和改善绩效。以2005—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检验并购前后企业资本绩效和财务绩效是否发生变化，同时比较分析并购科技型企业与并购非科技型企业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并购绩效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在短期内抬升了股价（资本绩效），但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润率（财务绩效）下滑；导致资本绩效提升的主要因素是股票市场和投资者动机，而与并购事件性质和并购企业经营状况无关；导致财务绩效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并购规模和企业财务杠杆，并购规模越大、企业财务杠杆比例越高则财务绩效下降越明显；并购科技型企业与非科技型企业的绩效差异主要体现在财务绩效上，并购非科技型企业财务绩效下降明显，而并购科技型企业无明显下降。并购企业应选择能为本企业带来新技术和新管理经验、能真正产生规模正效应的目标企业进行并购。     

国有资本参股影响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促进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采用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2009—2022年数据的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即显著促进了实质性绿色创新，而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程度提高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环保补助和政府补贴；环保补助（政府补贴）增加可以显著促进民营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且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国有资本参股对环保补助（政府补贴）促进民营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国有资本参股具有资源获取效应和治理改善效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也能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进而在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同时形成实质性创新偏向。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在绿色发展意愿较弱、非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小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应在持续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重视并解决好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提高民营企业的绿色发展意愿，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质量提升。     

人力资本与财务管理理论创新

传统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以财务资本（非人力资本）为核心，财务资本似乎已成为企业价值的惟一驱动因素。但是，企业是一个由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组成的特别合约，企业价值就不会只是非人力资本的价值，人力资本已成为企业价值形成与提升的最为关键的驱动因素。本主要探讨引入人力资本后的现代企业财务理论的创新问题。     

企业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框架——以知识创新为中介变量

从企业社会资本的角度切入,在回顾相关文献及对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企业社会资本、知识创新及动态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构建了企业社会资本和动态能力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框架: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知识创新活动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创新活动对动态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创新在企业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的关系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     

When good conflict gets better and bad conflict becomes worse: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conflict–innovation relationship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conflict–innovation relationship and poses the argument that social interaction amplifies the beneficial effect of task conflict and the harmful effect of relationship conflict, whereas trust suppresses these effects. Analyses of a sample of 232 Canadian-based firms demonstrate that at higher levels of social interaction,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sk conflict and innovation is stronger, and so is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onship conflict and innovation. Furthermore, at higher levels of trust,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sk conflict and innovation weakens. This study adds to the emerging contingency perspective pertaining to the study of conflict and provides a more nuanced view of the beneficial role of intra-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for innovation.     

家庭资本与社会阶层——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二代现象” “阶层固化”等社会现象的热议,家庭资本是否影响个体社会阶层的获得引起人们思考。本研究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三个方面考察其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本对社会高阶层获得有显著促进作用;家庭文化资本中,母亲教育程度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有积极作用,但随时间推移这一作用的显著性消失;家庭社会资本中,母亲的职务级别对于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积极作用,这一作用同样随时间推移不再具有显著性。     

论温州家族企业成长与社会资本的融合

社会资本是关系网络的价值,关系网络本质上是互惠共同体,它具有信任和规范的机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的“契合点”主要在于:信任和关系网络。温州家族企业是中国家族企业的典型,蕴藏在温州地区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中的种种因素,使温州与我国其它地区相比有着巨大的社会资本存量,从而对温州家族企业的成长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温州家族企业的成长过程也就是其与互有关联的四个层面的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的融合过程。但温州地区也存在着阻碍家族企业融合社会资本的消极因素。温州家族企业在未来与社会资本融合的成长过程中,既需要整个市场环境的完善为其信任扩展提供支持,又需要家族企业自身不断进行改革。     

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

目的/意义根据行为金融学假说,股权结构影响着联合风险投资机构的行为,大量实证结果同样表明,股权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机制十分复杂,甚至存在一些非线性关系,因而基于股权结构研究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基于2013—2017年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股权结构对联合风险投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结果/结论研究结果表明,联合风险投资正向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股权结构在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即大股东持股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股权制衡发挥显著的“倒U型”调节作用。因此,企业应当尽量采用联合风险投资,同时将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Does marketing and sales integration always pay off? Evidence from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Building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we view the marketing and sales interface as a set of inter-group ties and investigate how cross-functional relationships may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apital associated with value creation.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social capital embedded in marketing and sales relationships can inhibit a firm’s performance depend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customers. Our results also demonstrate that managing the marketing and sales interface at different levels of customer concentration is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a firm’s performance.     

高新技术企业资本要素配置效应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

以我国A股上市的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企业2013-2015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构建上市公司资本要素配置效应影响因素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各个资本要素与企业资本要素配置效应正相关。人力资本、财务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资本在企业价值创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企业发展必需的资本要素。其中，技术资本是企业成长性的重要体现，企业要素资本的投入产出及其结构状态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总资产净利率与资本要素配置效应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资本要素配置效应随着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提高；总资产周转率与企业资本要素配置效应正相关，总资产的周转速度越快，企业资本的流动性越好，资本要素配置效应越高；净利润增长率与资本要素配置效应显著正相关，说明在发展能力好的企业中资本配置的效率也更高；资本要素配置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还受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回归分析得出企业规模与企业资本要素配置效应正相关。针对实证分析提出了解决对策，旨在提高企业的资本要素配置效应，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组织支持感与员工创新绩效:一个跨层次的调节模型

组织支持感和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争议。通过对414名员工及其直接领导进行配对取样,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情境力量理论,构建一个多层次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组织支持感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边界。研究结果显示:组织支持感能够正向影响员工创新绩效;员工建言行为在组织支持感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领导者政治技能在组织支持感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到跨层次的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