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时代反垄断问题探讨

随着以高创新、速度型、全球性为特征的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垄断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对传统的反垄断问题也提出新的挑战。通过探讨网络经济时代垄断的新特征，阐述了网络经济时代反垄断应注意的问题，并提出对当前我国反垄断问题的思考。     

浅析网络经济反垄断中相关产品市场界定理论面临的困境

网络技术的发展延伸出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网络经济,网络经济具有着与实体的传统经济不同的特征。也正是网络经济的新特征,给网络经济的反垄断带来了难题。因为其高度的渗透性、用户锁定性等特征,给网络经济反垄断中的首要工作相关市场的界定带来了难题。相关市场的界定直接影响着一个垄断案件的结果,可以直接确定了一个企业是否具有垄断地位。传统的相关市场理论都是建立在单边市场的基础之上,而网络经济是一个双边市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多边市场,还存在着传统市场都不具备的各种特征。传统的相关市场理论无疑在网络经济中相关市场界定面临着各种困境。     

网络经济中的垄断与公共政策分析

反垄断法规和管制政策是政府对市场竞争行为进行干预的主要手段。网络经济下的垄断与传统经济中的垄断是不同的,理解网络经济下的垄断模式是正确分析和制订政府公共政策的前提。本文从反垄断角度出发,对网络经济下的政府公共政策进行分析和给予解释。     

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的热点演进与理论框架 ——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的分析

平台经济是连接多个用户群体进行信息与资源交换的新型商业模式，近年来其垄断形势愈演愈烈，对现有监管模式和反垄断研究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利用Citespace V科学计量工具，对2003—2022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CSSCI来源期刊的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研究，在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演化路径的基础上，构建了平台经济反垄断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主题经历了从传统双边产业反垄断与反垄断法构建，到双边市场特征与相关市场界定问题，到算法、大数据引发的垄断治理困境，再到超级平台形成、“二选一”独占交易协议四个阶段的演变。总的来看，平台经济反垄断理论框架由垄断形成机理、垄断演进趋势和反垄断规制体系三个部分组成。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三种特征诱致垄断发生，垄断竞争理论、双边市场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是这一问题的重要研究视角；在技术与规模驱动下，平台经济呈现“厂商垄断——平台垄断——场域垄断”的主体变迁和“价格垄断——算法垄断——数据垄断”的形式升级；对此，应当构建价格监管、算法规制与数据治理相结合的综合规制体系。     

网络效应与反垄断抉择的两难问题浅析

网络经济下的市场竞争表现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的新现象、新趋势,然而,它依然难以回避规模经济与垄断的马歇尔冲突。本文从市场结构、标准化和兼容性三方面对网络正效应以及负面影响进行讨论:正因为网络的报酬递增影响与厂商的垄断行为相互交织,网络经济下反垄断面临着两难抉择。     

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的腐败机理分析

本文试图利用寻租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渐进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有的腐败形式——行政垄断的本质、成因、形式、特征进行了分析；基于现有对转型经济中腐败现象的研究，提出了转型经济中腐败现象的新的分类；并对行政垄断，主要是行业垄断的经济损失规模及租金的耗散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最后，回顾了中国反垄断改革的进展，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议程。     

网络经济、寡头垄断效率与中国产业组织调整

传统经济推崇竞争,反对垄断。网络经济的出现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很大挑战。网络经济中,信息产品的特征与高度的技术竞争强化了经济中的竞争与垄断。在网络经济中,寡头垄断结构更有利于技术创新,更能促进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前,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促进集中,而不是反对垄断。     

信息产业的垄断形成机理及其反垄断政策研究

本文从信息产业最基本的特征人手,通过建立理论模型研究信息产业垄断的形成机理,并结合微软、苹果和谷歌的案例,分析垄断力量的形成以及反垄断新格局的出现,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反垄断政策。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当代信息产业,垄断具有了新的特征,即对于建立在专利技术之上的技术标准的垄断。信息时代反垄断面临着如何解决标准的公共产品性和专利技术的私有性之间的矛盾,如何在促进公共利益的同时又不妨害企业创新的激励,反垄断政策需要作相应的改变。我们主张,反垄断政策在真实网络领域和虚拟网络领域应该有所不同。在真实网络领域,反垄断政策应以引入竞争为主;而在虚拟网络领域,政府应尽可能促进垄断性技术（标准）的开放,有效限制垄断者的反竞争行为,并在鼓励技术创新和促进社会福利提高之间找到恰当的均衡;同时应适当限制垄断产品的价格。除了反垄断措施以外,促进竞争性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对于瓦解垄断势力和限制垄断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基础领域垄断的形成与反垄断之路

本首先从社会主义也存在垄断，也要反垄断的理论视觉出发，全方位地探讨了基础领域垄断的形成，反垄断的难点、措施，并战略性地提出了培育大型企业集团的策略。     

走出反垄断的认识误区

目前我国市场上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和经济性垄断行之所以盛行，反垄断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原因在于人们反待反垄断问题在某些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中国目前不需要反垄断法，反垄断不利发展规模经济以及行政垄断范畴，事实上，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迫切需要反垄断方法，反垄断不仅不会阻碍规模经济反利于发展规模经济，行政垄断也应该纳入反垄断范畴，要有效制止垄断行为，就必须走出反垄断的认识误区，尽快出台反垄断法。     

网络经济与市场结构变迁--新经济条件下垄断与竞争关系的检验分析

垄断和竞争的关系是市场结构的中心内容。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网络经济具有一些背离传统经济规律的经济特性,它导致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结构呈现出区别于传统经济的新特征,并促成其市场结构双重性的形成,进而带来垄断趋势的加强和竞争属性的变迁。因此,对其市场结构的探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垄断与竞争之间的关系。     

对网络经济下垄断的解析

随着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 ,垄断具有了可竞争性。这是由技术创新、知识、信息资源的特点、网络的外部性、边际报酬递增等因素决定的。因此 ,网络经济下的垄断明显区别于传统经济的垄断 ,具有更多的积极意义     

网络经济的核心价值初探

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入发展,网络经济作为当今时代最主要的贸易模式之一,以其空前的无限的生命力推动着世界经济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网络泡沫问题,网络经济的盈利问题.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网络经济所具有的核心价值以及其实现方式,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网络经济的垄断与政府规制

网络经济作为蓬勃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给人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本文分析了网络经济垄断的形态及其成因，同时分析了网络经济垄断的社会绩效。根据网络经济垄断的特点及影响，提出了对于网络经济进行政府规制的几点想法。     

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规制的主要挑战与国际经验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全球范围的反垄断部门都将面临来自数字平台的挑战。过去静态、单向的反垄断分析框架及判断标准很难适用于数字经济时代动态、跨界的平台经济,界定相关市场难度加大,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困难。面对以掠夺性定价、"二选一"、跨界垄断、平台间并购、算法共谋或歧视等为代表的平台垄断行为,不仅准确判断更加复杂,争议也会更多。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范围和时机难以抉择、取证难,法律救济不及时,执法队伍建设滞后等挑战也不容忽视。这一系列挑战引发了国际上主要反垄断辖区的高度关注。尽管各国因产业发展及制度差异在规制理念和执法方式上有所差别,但都强调拓展监管思路、创新分析工具和灵活执法,并注重考虑国家利益。现行反垄断法的基本制度仍然适用,但需要及时根据新问题做出适当调整。     

平台型产业反垄断规制的几个关键问题研究

近年来平台型产业已成为新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与此同时,在某些平台型产业领域中的规制改革也已展开。市场结构与垄断地位、滥用市场势力、掠夺性定价、垄断协议是双边平台型产业反垄断规制改革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对双边平台型产业的反垄断规制不能简单凭借传统单边市场规制标准来界定,而要从双边平台型产业本身的特点和竞争环境出发谨慎对待。在双边市场条件下,《反垄断法》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     

网络经济虚拟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网络经济在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其投入产出的关系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目前,西方经济学对此的解释争议较大,且缺乏整体性;由于网络经济中新的生产方式对马克思经典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上述问题。我们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结合网络经济虚拟性的根本特征,对网络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表现出的特征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电力体制改革的反垄断设计

我国的改革日益深入,电力体制中存在的垄断也亟待破除,以发挥市场的作用,提高行业的效率。本文从对目前改革措施的分析入手,提出了电力体制改革的反垄断设计方案,希望能给电力行业的改革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中国反垄断的路径分析

说到垄断,中国的消费者可能都能列举一大准的例子,以证明他们深受垄断之害,最常见的例子就是电信、石油、铁路、航空等等.而长期以来,人们也围绕反垄断如何进行争论,其中的焦点问题就是反垄断是应该先打破垄断还是应当先取消管制,这仿佛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各方为此相持不下.     

论产业融合背景下的反垄断立法

文章研究了产业融合背景下的反垄断法的改变.产业融合现象带来了产业边界的模糊,诞生了新的产业形态,由此导致了对于垄断界定的困难,由此在反垄断的立法上由反垄断地位向反滥用垄断力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