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股市、能源、黄金和汇率对上证指数的影响

随着中国加入WTO、QDII和QFII实施以及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文章选取2005～ 2011年上证综指、道琼斯工业指数、美国原油期货价格、美国黄金期货价格和美元与人民币汇率的日收盘价作为研究对象,运用GJR-GARCH模型,研究外围股市、能源、黄金期货和汇率对上证综指日收益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上证综合指数收益股价收益率存在不对称现象,但不存在杠杆效应.美国股市和美国原油价格对上海股市存在正向影响,黄金期货收益序列的波动性与上证综指的均值收益负相关,美元/人民币汇率收益与上证综指波动率负相关.     

中国股票市场收益和波动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和ARCH类型模型对沪深股市收益之间的关联性和波动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这对于研究股市的结构和判断股市的走势及风险传递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结论显示:沪深股市日收益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沪市日收益的历史信息能用来改善对深市未来趋势的预测;沪深股市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     

上海股市收益与波动的周内效应研究

股市周内效应一直是金融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问题，许多学者已做了大量研究，但多数文献将收益与波动的周内效应分开来进行研究和检验，忽视了波动与收益的共生性，其结果缺乏严密性和说服力。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平行数据GARCH模型并给出了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而对上海股市收益和波动的周内效应进行检验，既反映收益与风险存在共生关系，又避免了分别判断收益和波动的周内效应所致的缺点。     

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标与股价指数的关联度研究

我国股市“非理性投机”、“弱式有效市场”的现状，造成我国如今股市低迷、投资者信心不足等严重的问题。而通过传统的技术分析和基础分析手段，无法对股市震荡、股价的波动进行完美的诠释，因而部分学者开始另辟蹊径，探寻能够更好解释股价变动的“第三条中间路线”。此时，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标的编制与发布，为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思路。我国自2003年底开始编制并发布消费者信心指标，旨在从宏观整体经济发展，到微观股市汇市走势研究预测方面，发挥该指标强大的领先与预测功能。文章选取我国三组消费信心指标、上证综指与深证综指两组股价指数，通过相关性检验、因果检验与脉冲响应指数与方差分解等方式，不仅得出我国消费信心指标与股价变动之间较强的关联性，还通过分样本区间的讨论，得出股市衰退、股价下滑阶段，CCI指标与股价指数的关联度更大的结论。     

基于波动和收益分解的股市风险收益关系检验——以2003—2012年上证指数高频数据为例

基于非参数高频数据的跳跃检验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将股指收益和波动都分解为正负方向的连续、跳跃成分,并对2003—2012年上证指数的风险与收益关系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上证综指跳跃发生天数占总天数的11.99%,平均跳跃强度为1.1次,正负跳跃存在非对称性,负向（向下）跳跃对跳跃方差的贡献比正向（向上）跳跃大;已实现方差在不同时间范围对收益都没有解释效力,分解的各风险因子只在中期（一周）对收益有较好的预测作用;不同成分的风险收益权衡关系是不一致的,各上行风险都得到负的风险溢酬,而各下跌风险都得到正的风险溢酬;我国股市中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收益对波动非对称性的效应主要来自连续收益的贡献,而非跳跃收益。     

股市价格、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基于中国2000年-200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股票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越来越多的居民投资于股市，股市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学者关注。对我国股市价格波动与作为货币政策重要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市价格对不同层次货币供应量影响程度不同，M1对股市价格影响最大．但反过来股市价格则对M0影响最大，对M1仅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我国的货币政策应密切关注股市价格波动因素的影响，将其纳入必要的监管范围，减少股市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冲击。     

政策对股票市场转折点的影响

政策对股票市场影响巨大，特别是在股票市场的高峰和低谷时期政策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可能改变股票价格原来的运行方向，从而使价格产生较大的波动。本文采用EGARCH模型度量了股票市场在转折点时期的政策效应。首先对股市的峰、谷值窗口进行划分，对没有政策影响时的转折点时期的股指收益进行预测，然后将总样本根据研究范围的不同划分9个子样本，将牛、熊市分开，对股市转折点时期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度量并做显著性检验。所得结果对政府制订政策和投资者投资决策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股市波动与成交量动态关系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角度

研究股市波动与成交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对于了解股市的信息传导机制与微观结构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广义混合分布假说理论,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中国股市上证综指1994年1月至2007年12月的资料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股市波动具有长期的持续性,负向消息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大于正向消息;成交量与股市波动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即较大(小)的波动伴随着较大(小)的交易量,且这种关系随着波动增加而逐渐增强,同时具有不对称的特点.相对于传统实证方法,分位数回归对二者的动态关系提供了更完整的描述,能够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结构突变对股市收益波动性的影响——来自中国沪深股市的经验分析

采用修正的ICSS算法检测我国沪深股市收益波动的结构突变点,并使用引入虚拟变量和标准差过滤的方法消除结构突变的影响,建立GARCH和FIGARCH模型检验结构突变对我国股市收益波动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沪深股市的收益波动表现出显著的长记忆性,且结构突变将导致对收益波动长记忆性的高估,表明我国股市还未达到弱式有效的水平,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基础上的金融数量模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采用修正的ICSS算法能够有效地捕捉到波动的结构突变点,引入虚拟变量和采用标准差过滤均能较好地消除结构突变的影响,而采用标准差过滤的方法的实证效果相对更好;我国股市收益波动存在显著的结构突变,且结构突变发生的时间均与重大政策或市场事件相对应,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受到经济政策和市场活动的影响显著。为此,应尽可能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减少过度的行政干预,促进股市的市场化运行,并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对证券市场的可能冲击。     

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美股市的风险研究

本文运用EGARCH-t模型,实证研究自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两国股市的动态VaR值,并对两国的股市风险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中美股市均存在冲击的非对称性,股票指数收益率的波动呈现出聚集性和持续性;中美股市都存在风险低估的现象,且中国股市低估风险的程度小于美国股市低估风险的程度;中国股市的风险高于同时期的美国股市,其股票指数收益率的波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     

中美股票市场实证对比研究——基于混沌理论的研究视角

选取道琼斯工业指数和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价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正态性检验、BDS检验、分形、Hurst指数、关联维检验和李雅普诺夫指数检验等方法实证得知中关股市具有非正态性、分形性、长期记忆性、自相关性和混沌性等非线性特征。通过中美股市的对比研究，得出美国证券市场较我国股市波动性小且更为成熟的结论，因此可以借鉴美股市场成熟发展的经验，采取促使我国股票市场向更高层次的有序态进行演化的政策措施。     

上海股市与香港股市的联动分析

文章介绍了协整理论在股市分析中的运用,并通过该方法检验我国上交所上证综指与香港股市恒生指数之间是否存在联动关系。结果表明,2002年1月4日至2008年5月30日期间两市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将整个时段按事件标志划分为7个子时期后,仍未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协整关系,说明沪市与香港股票市场之间是分离的、独立的,彼此之间并未受共同因素影响,而两股市的这种情况又是由多种差异性造成的。     

中国证券市场结构与股指期货操纵路径识别研究

在我国证券市场特殊结构下,探讨短期内集中资金拉升股票以带动证券市场指数上涨的这种股指期货操纵模式,总结针对我国市场结构特征的股指期货操纵具体手法与理论实现路径,并进一步采集实际交易的日内高频数据筛选出模拟操纵案例,最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理论操纵路径进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指数杠杆型的操纵路径可行性较高,短期内拉升上证综指权重股的成本较低,潜在收益大,而选择沪深300指数权重股的指数拉动型路径很难成功,为防范此类操纵风险,建议完善证券市场结构等。     

基于ＡＲＣＨ模型的我国股票市场收益波动性研究

运用ＡＲＣＨ模型对我国股指日收益率及波动性进行实证研究,探索我国股指收益率波动特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证综指日收益率呈现明显的波动集群性特征,因此我国证券市场表现出的波动幅度和风险性要大大高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显著的信息非对称性和杠杆效应,尤其是股票市场好消息导致的市场波动比同等大小的坏消息引起的波动要小。研究结果显示回归模型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这表明我国股票市场波动具有条件异方差效应。     

货币供应量与我国股票指数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对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速与上证综合指数、中小板综合指数之间的关系及货币供应量增速对这两个指数的动态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与两大指数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货币供应量增速变化会对两大指数产生正向影响,而且货币供应量增速对中小板综合指数比上证综合指数的影响大。     

货币供应量目标有效性研究——基于资本市场视角的分析

股票价格变动和货币层次转换是统一的。以此为基础对不同层次货币供应量和上证综指建立的VAR模型表明,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能够充分反映股票市场价格变动;长期内,不同层次货币供应构成项目的增速差能够反映资金流向,从而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过程可以由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进行表征。考虑股票市场的影响,将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是适当的。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股市

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造成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危机。中国的大环境要好于很多地方。但是中国股市,却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大起大落,此起彼伏。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是否是决定性的？本文深刻分析2007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的中国股市,其中重点探讨三次阶段性的暴跌,揭示两者的关系,为研究中国股市和全球经济开拓一个新思维,为金融证券教学提供一个全新的案例分析。     

货币政策、股市扩容对股市收益率的影响:2006-2011——基于供给和需求的分析框架研究

从股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建立分布滞后回归模型(ADL),检验股市扩容和货币政策变动对股市收益率的影响。货币政策主要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工具,数量型货币政策主要考虑货币供给,价格型货币政策主要考虑利率,这些是从影响股票需求方面分析;股市扩容是从股票供给方面来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当把M1/GDP作为货币供给的代理变量时,利率和滞后两期的上证指数是影响上证指数收益率的主要原因,利率和滞后两期的深圳成指是影响深圳成指收益率的主要因素,IPO、货币供给的影响因子通不过显著性检验;当分别把M2/GDP和信贷余额增速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时,只有利率对股市收益率有影响,IPO和货币供给对股市收益率的变动没有影响。     

金融危机前后全球主要股指间的影响机制比较

选取2005年～2010年间12个国家或地区股票指数为样本,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危机前后股指间的关联特征进行对比讨论。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股票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欧洲国家股票市场与其它国家的联系变得紧密;一些新兴的经济体对世界股市的影响逐渐增强;中国一直处于被影响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