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资产多重属性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中国家庭住房自有率达90%,住房资产是中国家庭资产的主要形式,房价上涨,家庭财富增值,但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拉动作用非常小,只存在轻微的“资产效应”。住房资产有消费、投资、抵押等多重属性,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无房、一套房与多套房家庭之间具有显著异质性。无房家庭“为购房而储蓄”抑制了消费;一套房家庭住房表现为消费属性,变现可能性低,表现为未兑现的财富,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多套房家庭住房投资属性强,其对消费影响显著高于一套房家庭。房价上涨并不能刺激我国消费,而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是根本途径,在住房进入存量市场时代,应引导居民合理配置资产,稳定房地产市场,满足不同层次的家庭需要,推动金融市场创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住房财富与旅游消费——兼论高房价背景下提升新兴消费可行吗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实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居民家庭以房产为主的财富分布严重不均衡和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已成为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矛盾,对此旅游消费等新兴消费也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相比以往研究,本文创新性地以旅游消费为代表的家庭新兴消费为对象,研究高房价背景下提升家庭新兴消费的可行性.采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住房财富增加显著地提升了家庭的旅游消费支出.在时间趋势上,家庭获得住房产权时间与旅游消费呈现“U”型关系;在微观机制上,住房财富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财富效应,而抵押负债效应(房奴效应)并不显著;家庭旅游消费扩张没有影响到家庭必需品和耐用品的消费,但却挤出了培训教育等其他新兴消费并会降低家庭新兴消费在总体支出中的比例.     

住房负债与中国城镇家庭异质性消费——基于住房财富效应的视角

本文将住房负债引入到家庭消费模型,采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以中国城镇家庭为对象,研究了住房负债对家庭异质性消费问题。研究发现:(1)住房负债增加会削弱风险厌恶家庭的消费水平,但是会刺激风险偏好家庭的消费水平;(2)风险偏好家庭的住房负债增强了住房财富效应,而风险厌恶家庭的住房负债减弱了住房财富效应(3)精神消费对住房财富、家庭负债的敏感度大于物质消费,物质消费表现出必需品特征,精神消费表现出奢侈品特征。     

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研究——基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差异的分析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在各地区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利用全国30个省市2003-2012年的季度数据,采用面板协整的估计方法,研究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差异。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均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且东部地区的财富效应高于西部地区。     

隐藏的收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与居民消费升级

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从住房公积金“隐藏”的收入视角探讨居民消费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实证研究了住房公积金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上看，住房公积金显著促进了居民生存型消费和发展享受型消费，且对后者的影响程度更高；（2）从异质性上看，住房公积金对低收入群体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3）从影响机制上看，住房公积金通过家庭住房的财富效应成为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驱动力。文章认为在改革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背景下，要高度重视其“隐藏”的收入功能，在持续发挥好其住房保障功能的同时，也需充分释放其在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方面的政策外部性。     

资产价格波动对我国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资产价格波动导致资产持有者财富变化,从而引致消费总支出发生改变的现象即为财富效应。基于LC-PIH模型对股票、债券、房产价格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协整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居民股票资产、住房资产财富效应均比较微弱,债券资产为负财富效应,这与我国证券市场规模小、股票价格震荡幅度大、投资收益率低、住房资产流动性小有一定关系,其中,债券资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主要是短期债券收益的稳定性所致。     

信任偏差、市场化与居民借贷渠道选择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不同类型信任对居民家庭借贷渠道选择、正规与非正规借贷额度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市场化进程中的长期趋势。结果表明:普遍信任对家庭是否首选正规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非正规渠道选择中,起作用的主要是特殊信任;特殊信任同时促进了家庭正规和非正规借贷,但对非正规借贷额度的边际影响要更高;普遍信任对正规借贷影响显著为正,对非正规借贷的影响显著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并未改变特殊信任对家庭借贷渠道选择、正规与非正规借贷额度的影响,而普遍信任的作用在市场化进程中得到了强化。     

住房、教育和医疗消费价格虚高的负效应透析

住房、教育和医疗产业的发展无疑能推动经济的增长,但其价格虚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即一方面表现为对其它消费品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强化了居民的“流动偏好”效应,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国住房、教育和医疗消费价格的不断高涨已经严重抑制了居民总体消费水平。“十一五”期间要提高总体消费水平,推动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降低住房、教育和医疗的消费价格和费用。     

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

家庭杠杆率的不断攀升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收入不平等显著提高中国家庭杠杆率,收入差距提高10％,家庭杠杆率显著提升4.64％;(2)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低财富家庭杠杆显著提高,低财富群体的家庭杠杆水平主要是由住房负债所推动;(3)异质性分析显示,在低房价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及1套房家庭,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杠杆的影响更为敏感.本文的研究为认识收入不平等和家庭杠杆率的关系提供了证据,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财富水平与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约束的影响——基于三省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来自江苏、湖南和江西三省份的调查数据,利用ivprobit和2SLS模型实证分析农户的财富水平、异质性社会资本和非正规借贷约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无论是从借贷可得性还是金额来看,财富较少的农户都更容易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面临借贷约束;表现为强关系的非正式社会资本会进一步放大上述效应,而以地位寻求为目标的正式社会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则作用有限。为此,政府要明确非正规借贷在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定位与作用,促进正规信贷与非正规借贷的协调发展;鼓励财富水平较少的农户通过加入资金互助合作社等组织以进一步拓展自身的非正式社会资本外延;不断提升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开发更多适用于农村地区的金融产品。     

浅谈商业银行住房租赁支持证券化业务的模式以及风险防范措施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是中央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新时期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属于国家提出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重要构成之一,对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盘活存量房源、解决不同需求居民住房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住有所居目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是盘活住房租赁存量资产、降低住房租赁企业杠杆率、优化运营模式的重要方式;同时作为标准化类资产,可满足资产管理产品多元化的投资需求,也有助于银行参与多层次的住房租赁市场建设,拓展租赁住房领域客户合作广度和深度。目前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业务市场处于起步阶段,发行量较少、不同模式及产品间差异较大,在资产选择、交易结构设计、风控方案等安排上均有待成熟完善。本文对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现状、产品模式、交易结构、主要风险点及风控要点,助力商业银行住房租赁支持证券化业务的发展。     

住房财富对股票投资决策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就中国家庭住房财富对股票投资决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住房财富对股市参与及股票投资额均存在正向影响;根据住房拥有数量进行分组,结果显示,住房财富对股市参与及股票投资份额的影响在一套房家庭中更加明显。     

风险态度、金融教育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文章基于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风险态度、金融教育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和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风险态度显著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分散化程度,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组合分散化程度越低。风险态度对家庭正规金融市场参与有显著影响,风险厌恶程度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家庭在股票、基金、债券、储蓄性保险市场的参与概率,风险厌恶程度增加一单位,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可能性会降低10.5%。风险厌恶程度对股票、基金、债券、储蓄性保险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例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的金融教育投入对风险资产持有比重条件分布的影响上,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中间分位的要大于两端。文章相应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及金融管理部门需要普及金融教育知识,提高居民的金融风险认知水平,从而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改善居民金融福利。     

我国实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障碍分析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发展最快、最具活力和令人振奋的金融工具。从我国来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有助于促进我国住房金融资金的良性循环,缓解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与提高资本充足率;有助于深化金融市场、推动金融创新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有助于国家对新经济增长点选择的战略部署的实施。我国目前实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存在某些障碍,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实行住房抵押贷款国际化运作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缴纳住房公积金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安居乐业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理想,高房价却影响着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而住房公积金制度对缓解居民购房压力、提升住房满意度起到了较好的作用,那么缴纳住房公积金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和中介(遮掩)效应检验模型,研究缴纳住房公积金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居民比没有缴纳的居民幸福感更高,缴纳住房公积金能使居民感觉“非常幸福”和“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1.57%和0.40%,感觉“一般”“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1.58%、0.30%和0.09%。第二,缴纳住房公积金对不同收入、不同风险偏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中高收入、低风险偏好居民的幸福效应更加明显。第三,缴纳住房公积金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一部分是直接影响,一部分是通过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间接影响。为增强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幸福效应,本文最后从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完善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和监督机制等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关于美国家庭高负债消费问题的探讨

美国是个家庭高负债消费的国家,本文在追溯美国家庭负债消费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分析了近二十年美国家庭负债消费带来的主要问题,发现近十几年以来美国家庭负债消费明显扩大,2001年以后在低利率政策和资产泡沫之下负债消费逐渐脱离收入上升轨道而依赖于资产价值的增长;重贷套现政策鼓励家庭增加负债,消费住房;债务负担越来越绑定在中低收入家庭身上。这些问题是应当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     

旅游能打破资源诅咒吗?——基于中国31个省(市、区)的比较研究

文章采用计量分析法从省域空间层次对中国旅游业是否存在“资源诅咒”问题进行了检验并剖析了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旅游业对于目的地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反馈效应.一方面,旅游业的繁荣会提升目的地价格水平,并通过资本转移“挤出”制造业投资抑制经济增长,带来“荷兰病效应”;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也可促进目的地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并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受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的影响,旅游业的正反馈作用并未得以发挥出来,使得旅游业发展对于中国现阶段经济的增长作用表现为“诅咒”而不是“福音”.克服旅游业发展的“去工业化”效应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在旅游业繁荣之时,有意识地将发展旅游所积累的财富用于培育竞争性工业.     

广东省居民资产财富效应的VEC模型分析

本文以1980—2004年数据为基础,通过VEC模型的三种检验表明,广东省居民资产的当期财富效应微弱,“预期”的财富效应不断增强。文章认为,应该通过提高居民增殖性资产的比重,维持股市和房地产等市场稳定的预期,采取措施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等措施,来促进资产财富效应的发挥。     

中小型企业筹资风险的成因及防范措施

筹资风险是中小型企业筹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对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中小型企业的经济收益与未来发展。目前中小型企业筹资主要是利用商业信用与银行贷款以及其他非正规筹资方式,筹资风险来自于内在与外在因素两个方面。外在因素包括现金流入量过大和资产流动性过快,企业经营活动成败以及金融市场变动。内在因素包括企业缺乏明确定位,规模过大;负债利息高低,以及对财务规律的运用。因此,中小型企业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提高负债资金的使用效益;树立筹资风险意识,建立风险基金;加强财务预算管理,选择适当的筹资时间;合理使用外汇工具规避汇率变化带来的筹资风险。进而保障企业安全的筹资运作,促进企业发展。     

我国股市“财富效应”传导机制初探

肇始于美国股市的“财富效应”,在我国已初露端倪。财富效应具有三种传导渠道:通过影响持股者的可支配收入来影响即期消费,改变居民的收入预期和边际消费倾向来影响消费需求,以及经由供给面的影响。正面财富效应与负面财富效应具有不对称性,后者尤应引起重视。“挤出效应”抑制了财富效应的发挥,并且间接引发股市泡沫。我国股市财富效应尚很微弱,且不对称性明显,必须从股市规模、投资者结构及收益分配结构、股市持续变动趋势、“挤出效应”等方面来分析,针对股市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实行积极稳健的股市政策,为拓宽扩大消费需求的路径提供依据,确保股市持续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