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否提升城市专利质量？

产业协同集聚与融合发展已成为带动地区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测度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度与城市专利质量水平,并实证检验了协同集聚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提升城市专利质量水平。产业协同集聚是促进地区创新的空间前提条件。主要影响机制的探讨表明,知识外部性溢出与分工深化是导致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中介渠道,但创新成果转化加速的中介提升机制尚不明晰。分地区看,相比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更能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分行业看,制造业与金融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协同集聚所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更加明显。目前中国整体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存在的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是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     

“城市病”对城市经济效率损失的影响——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1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病"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产业集聚虽然能够带动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但人口过度集中带来的拥挤效应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病"成为制约城市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从城市规模等级来看,大城市集聚经济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带动作用有限,而中小城市依然能从集聚经济中获得较大收益;大城市"城市病"对城市经济效率带来的损失程度高于中小城市。     

中国城市创新空间溢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行政边界效应的视角

在城市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中,空间计量对于空间权重的选择具有敏感性。基于2003—2018年我国271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强、弱行政调节因子构建改进的空间权重,对创新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比较。进一步引入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人口规模、产业集聚等因素对城市之间创新溢出的影响,并对创新空间关联进行分解,以探讨行政调节对各个城市创新溢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中国城市创新存在空间依赖性和相互促进作用,城市创新空间溢出也会受到行政边界效应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空间上,城市人口规模能够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但行政调节会减弱其影响。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抑制了创新溢出,但行政调节可以削弱这种不利影响;在经济距离空间上,城市人口规模、产业专业化集聚和人力资本等因素能显著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行政调节产生的作用不大。各个城市各创新影响因素表现出的差异性为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创新政策与协调实践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     

辽宁省产业集聚效应研究

运用SPSS16.0软件,通过CES生产函数模型计算出了反映辽宁省产业集聚现状的h值,并得出了辽宁省1999-2008年的产业集聚效应变化轨迹.同时对辽宁省的产业集聚效应h值进行因素分解,将h分解为内部集聚经济、布局集聚经济和城市集聚经济.结果表明:辽宁省产业集聚效应很不理想.这对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辽宁沿海经济带等国家战略规划政策的制定有一定启发意义.     

中国地级城市规模分布与集聚效应实证研究

将中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区域,利用中国地级城市数据,检验两个区域的城市规模分布和集聚效应的特点。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分布符合齐普夫定律,城市规模分布相对过于均匀,存在进一步集聚的空间和必要性。中国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东部地区的提升空间不大,未来的发展依赖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中西部地区的利用空间较大,可通过引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扩大城市规模,获取城市集聚效应,从而促进城市的发展。     

产业集聚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基于产业集聚相关理论的视角,利用我国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制造业公司2006-20122006 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产业集聚对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产业集聚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但这种影响效应对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以及不同规模的企业存在显著差别,其中产业集聚对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强于国有企业,对大规模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强于小规模企业。     

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测度与路径

基于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EBM-ML指数测算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再通过区位熵和熵值法对制造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最后再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 表明,现阶段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具有明显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发展较为缓慢.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单门槛效应,不同门槛范围内的产业集聚程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乘数效有所不同,最后提出了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产业集聚效应检验——以行业为例

金融产业集聚作为金融企业的一种经济行为,势必会对于金融机构的运行产生影响.文章以银行业为例对金融产业集聚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金融产业集聚对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Malmquist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技术效率进步指数(EP)和技术进步指数(TP)均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前者并不显著,而后者非常显著.这种差异二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金融产业集聚对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技术进步的推动来实现的.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既可能改善企业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营生产，也有可能挤出实体投资降低投资效率。以我国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非线性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呈倒“U”形的影响效应，当小于最优金融化程度时，表现出促进的“蓄水池效应”，当企业出现过度金融化时，表现出抑制的“挤出效应”。从不同产权性质上看，国有企业的倒“U”形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对投资效率的“挤出效应”大于非国有企业；从不同行业性质上看，制造业具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效应，而非制造业并未表现出这种特征。进一步引入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性门槛变量分别检验发现，大规模企业存在进一步金融化即加杠杆的空间，而小规模企业表现出过度金融化的投资效率抑制影响；成长性小的企业金融投资有助于投资效率的提升，高成长性企业过度金融化负面效应严重。据此，提出应该加强政府有效引导、健全市场管理机制、优化金融结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规范公司治理体系等针对性建议。     

物流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研究

物流产业集群的演化发展过程中伴随着集聚效应的产生,即产业集聚成长过程带来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一方面随着物流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和组织数量的增加,这些企业和组织之间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结构从简单到复杂,实现了空间组织的优化;另一方面是内部企业的交互作用形成反馈循环,导致物流产业集群的规模不断扩大,促使集聚经济效应发生,在集聚经济效应的作用下产业集群规模实现动态的平衡。     

辽宁省产业集聚效应研究

运用SPSS16.0软件,通过CES生产函数模型计算出了反映辽宁省产业集聚现状的h值,并得出了辽宁省1999-2008年的产业集聚效应变化轨迹。同时对辽宁省的产业集聚效应h值进行因素分解,将h分解为内部集聚经济、布局集聚经济和城市集聚经济。结果表明:辽宁省产业集聚效应很不理想。这对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辽宁沿海经济带等国家战略规划政策的制定有一定启发意义。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研究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力资本集聚水平提升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2005—2019年2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人力资本集聚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且政策效果随时间推移增强；机制验证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提升试点城市信息化水平进而促进人力资本集聚；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东中部地区及新一线及二线试点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较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优化智慧城市试点建设。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的分析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运用Super-NSBM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绿色科技研发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并利用135.53万家数字经济企业微观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指数，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三者在空间上均呈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态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但是会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区域研究表明，东部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硬设施”和“软环境”的调节效应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人才数字素养和数字金融支持分别在绿色科技研发与绿色成果转化两阶段起到不同程度的正向调节效应。     

中国金融产业集聚效应检验——以银行业为例

金融产业集聚作为金融企业的一种经济行为,势必会对于金融机构的运行产生影响。文章以银行业为例对金融产业集聚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金融产业集聚对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Malmquist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技术效率进步指数(EP)和技术进步指数(TP)均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前者并不显著,而后者非常显著。这种差异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金融产业集聚对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技术进步的推动来实现的。     

跨国公司在华"集聚效应"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目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越来越具有规模化,在这种数量上的增加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跨国公司投资背后的系统性和关联性--即跨国佘司"集聚效应"。这种效应不仅通过要素投入数量的集聚,而且通过要素质量和效率增进强烈地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时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强烈。但是,跨国公司群体和我国企业市场竞争地位的不对称性,决定了我国企业在这种市场结构下,集聚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的艰巨性。跨国公司"集聚效应"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使跨国公司在华健康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产学研合作、集聚效应与企业创新质量

产学研合作能够产生创新要素集聚效应,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2012—2020年制造业联合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利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产学研合作对企业的创新质量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机制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通过创新人才集聚和创新资本集聚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非省会城市,省会城市产学研合作对创新人才、创新资本集聚效应提升作用更显著;高技术行业对于创新人才集聚效应较强,对创新资本集聚效应的影响低于非高技术行业。研究结论对制造业等实体企业如何开展高质量创新活动及政府部门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集聚效应促进经济增长

智慧城市建设旨在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优化政府对于生产的监管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持.良好的制度环境将吸引生产要素集聚,从而通过集聚效应推动经济增长.本文利用中国2004-2017年中国29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智慧城市建设对集聚和城市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智慧城市政策显著促进了经济集聚、推动了经济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城市自身的集聚水平的上升而下降.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心城市等级划分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通过形成规模经济、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引领城市科技创新等,有效推动了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并促进了城市集聚扩散功能的发挥。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聚已经成为全球中心城市的重要特征。为适应中心城市特征的变化,同时真实地反映出经济全球化时代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规律性趋势,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对中心城市等级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工具对不同等级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估算。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等级中心城市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遵循从全国性中心城市向地区性中心城市依次递减的规律;全国性中心城市对相邻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影响显著为正;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地区性中心城市也对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发展水平,将能够有效地推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发展。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

本文基于Bootstrap DEA模型测度了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利用二阶段嵌套泰尔指数与空间自相关分析考察了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的嵌套结构特征与空间集聚模式,最终揭示了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1）尽管从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存在长期向好倾向,但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持续存在,并且呈缓慢加强趋势;（2）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主要来源于省份内部差异,且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程度逐渐加深,而区域间差异的影响则呈下降趋势;（3）空间溢出效应在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高水平城市能够通过带动其临近地区发展使得空间分异呈现集聚分布模式,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距离衰减现象;（4）样本期内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投资对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的影响逐渐上升,而产业结构与禀赋结构的影响则呈下降趋势。     

国有企业的产业拖累效应及其门槛特征

中国企业的二元结构（“国有”—“民营”）特征对企业的生产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进一步制约了技术模式的选择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基于上述理解,国有企业存在产业拖累效应主要是因为：（1）国有企业因为产权安排的缺陷存在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损失,从而阻碍产业结构变迁（第Ⅰ类产业拖累效应）;（2）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还通过滞后城市化、挤出公共服务等途经阻碍非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变迁（第Ⅱ类产业拖累效应）。不仅如此,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故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门槛效应。本文基于1997—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静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这一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