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控制人特征、政府控制与公司价值

本文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属性、控制权比例、控制权与所有权背离程度、控制链长度等因素对上市公司价值进行了研究。回归结果表明最终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公司价值之间呈非线性的正U型关系，而所有权与控制权背离程度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并不显著。政府目标多元化导致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目标并不一定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政府附加的社会责任给上市公司的价值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于下级政府部门。政府对上市公司控制链越长，企业受到政府的干预就越少，公司的价值就会越高；而控制链对于非国家最终控制的公司的价值影响并不显著。本文还发现不同非政府实体最终控制的上市公司之间价值不存在显著差异。     

股权分置改革前后股票流动性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变化研究

本文以有效价差（Effective Spread）作为股票流动性的度量，实证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中国证券市场股票的流动性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分置制改革之前，上市公司股票的流动性没有影响公司的杠杆率，上市公司的融资存在明显的“圈钱”行为；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股票的流动性显著的影响了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且股票的流动性越大，公司的杠杆率越小，即越倾向于股权融资，这也表明股权分置改革使上市公司的融资市场更为规范。     

资本结构的市场时机选择理论综述

一、公司融资活动中的市场时机选择行为 最早系统地提出公司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假说的是Stein（1996），其研究表明，在股票市场非理性、公司股价被高估时，理性的管理者应该发行更多的股票以利用投资者的过度热情；当股票被过分低估时，应该回购股票。他将这一现象称为企业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假说”。迄今为止，检验公司融资活动的实证研究大多以“市场价值／账面价值比（M／B）”来代表权益的市场时机，以利率代表债务市场的时机。实证结果证实了“市场时机选择假说”，公司的各种融资活动如权益发行、权益回购、债务发行、国际发行等都在试图利用市场时机。     

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和国际学术研究存在较大差异,终极控制人往往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上市公司,但其所有权和控制权并不分离,我们称其为"金字塔结构之谜",政府作为终极控制人时,这一现象尤其明显。本文还发现,终极控制人拥有的所有权平均为33%,远远高于CDL(2000)东亚经济体的样本均值。此外,家族作为终极控制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已占较大比例,大大高于早期的样本;和其它东亚经济体相类似,家族倾向于以较少的现金流量权获得较多的控制权,与政府作为终极控制人存在较大差异。终极控制人性质对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的分布具有显著影响。     

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分析

对所有权结构与公司绩效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结论并没有达成统一.本文通过对经典理论模型的扩展和推导,建立了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假设,然后以沪深两市中2004-2007年的147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从最终控制人的角度考察了所有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最终控制人的控制权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最终控制人的所有权(现金流权)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最终控制人的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偏离程度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这一结论说明,现阶段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所有权结构尚不合理,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尚不健全,最终控制人可能采用"掠夺式分红"、金字塔式控股等方式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进而损害企业价值,造成公司绩效偏低.     

警惕股市“价值陷阱”

价值投资是以某一标度来测得股票的内在价值，并以此为标准与该股票的市价进行比较，进而推断出该股票的价格是被低估了还是高估了，我们说被低估了的股票就有一定的投资价值。我国股市由于建立的时间比较短，投机性强，价值投资理念并不成熟，另外，一些所谓的“价值投资”也存在一定的陷阱，投资者需要警惕。     

资本投资、控制特征与利益攫取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控制背景,本文实证考察了不同控制特征下资本投资规模对控制权收益形成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央企所辖上市公司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收益的程度显著低于地方所辖的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程度高于中央企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低于地方企业集团和国资委控制的上市公司;地方企业集团所控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行为不仅挤占了中小投责者的共事利益.而且损害了企业价值.     

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研发支出研究--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

在企业中,技术研发的创新能力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但是,企业是否进行研发则完全由企业的高管决定。在现代企业中,领导权与所有权分离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而企业引入股票期权激励却能使二者的利益趋同,有效地缓解代理问题,进而影响高管做出相关的研发决策。本文以2007年—2011年披露了企业研发支出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高管股票期权激励越大,研发支出越多,同时,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R&D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的非线性关系,而非直接的线性关系;第二,当国有企业处于较高业绩或具有良好成长机会时,企业会忽视R&D的投入;国企冗余资源类型不同,对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企业R&D支出之间关系的影响不同;潜在的冗余资源越多,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对研发支出的影响越小,未吸收的冗余资源越多,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对研发支出的影响越大。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控制权特征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股权结构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体现,控制权是股权结构的延伸和具体反映,二者制约和影响着公司治理。最新统计发现,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高,股权制衡度低;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度偏高,在公司控制类型上以小股东控制为主,金字塔式结构是主要控制方式。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及控制权特征使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权利配置失衡、公司治理效果弱化、中小股东利益易受侵害。因此,有必要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基于因子法的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分析

分析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有许多方法,而如何综合评价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选取2011年9月30日沪深两市23家煤炭上市公司14项财务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使用SPSS统计软件得出综合价值排名,并与市净率进行比较,得出高估或者低估的股票。     

关注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

一、我国上市公司“退出机制”的现状,在一个成熟的股票市场中,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是指当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时,上市公司将退出市场交易：第一,当上市公司因经营状况恶化而没有了投资价值,不符合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条件时,交易所可以宣布该公司退市（也称“下市”或“摘牌”）;第二,原来在多个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司,经有关证券交易所同意,可以主动提出从其中的某个交易所,可以主动提出从其中的某个交易所退市;第三,上市公司因股票或资产被非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收购而退市。本文所研究的“退出机制”主要是指第一种情况。     

后私有化时期俄罗斯股权结构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基于终极所有权结构视角的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

文章采用案例分析和追溯控制链的终极所有权研究方法,分析俄罗斯后私有化时期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视角评价了私有化改革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俄罗斯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极度不透明,私人投资者以匿名的方式利用代理公司和境外离岸公司在背后间接控制上市公司;从终极所有权的角度看,俄罗斯企业的私有化程度非常低,其实质是俄罗斯政府改变了对企业控制的方式,即由过去的政府直接持股,转变为主要通过金字塔结构和其他控制权安排(比如"黄金股票")的间接控制;通过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比较,文章发现两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都表现出高度集中、政府机构最终控制的特点。对中国而言,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避免俄罗斯快速民营化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加强上市公司股东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另外,中国政府可借鉴俄罗斯的方式采用黄金股票等手段监控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非大型企业。     

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投资寻租动机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了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股人性质,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两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高在职消费和低在职消费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中央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另外,低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高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关系在地方国企中尤为明显,而在中央国企中并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地方国企中高管权力的约束比中央国企小,其高管更容易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在职消费的刚性,较低的在职消费会增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投资寻租的动机。     

企业家为何要进行媒体呈现*——基于企业家微博的实证检验

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从企业幕后走向台前。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10—2017年企业家新浪微博的使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高科技企业更倾向于企业家媒体呈现;（2）企业家媒体呈现能够提升企业股票流动性，且微博发布数量越多，股票流动性上升越明显;（3）进一步对企业家微博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相比于披露式微博，个性化微博更有助于提升股票流动性，正向情感倾向和负向情感倾向微博均会导致股票流动性的提升。本文结论为信息化时代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企业家行为提供重要参考。     

双康事件溢出效应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内因探究

本文以“双康”事件(康美药业和康得新)为契机,研究重大违规事件的溢出效应,利用事件同行业和同地区上市公司为实验样本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当公司发生了重大违规行为后,导致同行业的上市公司股价会显著下降,而同地区上市公司受到的影响并不显著;②通过检验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本文验证了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是造成行业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盈余质量越低的上市公司受到的波动越显著;③在分组检验的结果中,本文证明股权集中度高和国有所有权的上市公司受到违规事件的影响更加显著.由此,意味着投资者在面对负面市场消息时可能会以会计信息为依据进行投资决策.所以,本文建议上市公司应该通过提升自身的会计信息质量从而降低负面事件的波动.     

高管腐败、内部控制与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文章选取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海外直接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异质性角度，探究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行为以及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存在增加投资谋取私利的动机，上市公司的高管腐败行为会显著提高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当考虑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时，内控控制水平越高，上市公司越可能更谨慎地制定投资决策，因此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同时，企业内部控制措施可以调节高管腐败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抑制高管腐败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基于所有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的检验发现，在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中，上述影响更显著。     

股票回购目的和立法的国际比较

前不久，“广电传媒”实施了“以股抵债”（Stock for Debt）方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所谓“以股抵债”，是指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以其所持有的股份来抵减其所欠的上市公司债务，上市公司核减债权的同时，注销相应的资本的行为。“以股抵债”是我国在经济转型期的一种特有现象，对其利弊众说纷纭。考究国外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只有“股票回购”与之相类似。所谓股票回购（Buy-back），是指上市公司以现金购回市面上流通的本公司股票的行为，即由公司购回自己的股票，进行注销，使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数减少。这里，我们将对各国与股票回购目的和相关的立法进行比较研究，以便中国决策层反思“以股抵债”的利弊，在推行股票回购、建立相关法规制度时有所借鉴。     

政府所有权、市场化程度和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本文以2003—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考察了政府所有权对企业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所有权程度越高,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小。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内部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和政府所有权程度的关联性越强。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理论对高管薪酬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在实践上为企业制定其他经营决策提供了启示。     

上市公司投资价值

<正> 问题的提出自今年年初开始的首轮行情,我们欣喜地发现中国投资者的投资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原来的“概念炒作,集中投资”转变为崇尚蓝筹股的价值型投资。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对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和综合竞争力的评价。如何评价一家公司综合竞争力?如何避免受个体造假对整体判断的影响?如何界定某一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价值,并判断其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 目前有众多的评价方法和体系。美国管理会计学教授Kaplan在其《Advance Management Accounting》一书中提出以财务数据为     

家族终极所有权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关系研究

学术界认为家族所有权对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有两重影响:"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针对上述争论和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本文将探讨家族终极所有权对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本文采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对全体民营上市公司来说,家族所有权有利于降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2)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家族所有权可以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家族所有权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关系不显著。(3)对家族自利倾向强的企业,家族所有权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关系不显著;对家族自利倾向弱的企业,家族所有权可以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4)基于制度环境和控制人自利倾向两个维度,可以把样本区分为四种类型。研究结果显示,只有在制度环境好且控制人自利倾向低的样本中,家族所有权才能显著降低债务代理成本。基于上述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