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的适应性逻辑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北大核心CSSCISSCI

从2008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过程来看,可以发现美国对同类改革议题的容纳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并直接影响着制度变革的效果。现有的国际制度的内部权力转移、外部竞争压力和国内政治的调节视角,解释了领导国家对制度改革的支持或抵制态度,但缺乏对领导国家应对改革的利益权衡及其策略选择的复杂性分析。作者以国际制度改革对领导权的冲击度、利益兼容度和领导权护持的成本因素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发现,如果竞争者推动的国际制度改革是对领导权冲击度高的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会导致既有领导国家的强烈反制;如果是冲击度低的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既有领导国家会容忍或支持竞争者的改革;如果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或者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既有领导国家会依据护持成本选择反制或容忍。1994年至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内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以及1998年至1999年欧盟倡议金融稳定论坛和日本倡议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等案例所呈现的领导权较量表明,新兴大国在国际制度框架内争取制度性权力,需要增加改革方案的利益兼容度及提高既有领导权的护持成本,以推动所期望的制度变革。     

制度内恶性竞争与春秋时期国际合作规范退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春秋时期国际体系内大国试图继承西周大一统体系的部分合作规范来建立国际制度,但所建立的国际制度出现了公共物品不足、制度维持成本过高、成员生存状态不断恶化、成员间矛盾不断加剧、合作规范退化等现象。这是因为制度内大国为争夺制度领导权而激烈竞争,又由于制度安排、大国间竞争结构、领导权争夺的零和性质等因素的作用,竞争者选择了违背合作规范的恶性竞争方式,并因此导致了合作制度崩溃与规范退化。国际体系也随之从春秋时期相对有秩序、有规范的状态向战国时期霍布斯状态转化。国际制度的建立有时不仅意味着参与各方总体收益的增加,国际制度还承载着其他重要的社会性利益,比如制度内的领导地位等利益,对于这些利益的竞争可能导致制度的瓦解。这是某些新自由制度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建构主义观点所容易忽视的内容。春秋时期国际制度内恶性竞争的现象反映出,在一定条件下,即使大国具有较高身份认同、内化了相同的合作规范、拥有较高的制度内地位,仍然可能为了制度领导权而竞争。     

论软权力的维度

软权力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但软权力作为一项研究议程仍有待系统化。软权力依据其来源可以分为三种维度:制度性权力、认同性权力和同化性权力。制度性权力是国家倡导和建立各种国际制度安排的能力;认同性权力是主导国家通过使其他国家认同其领导地位而拥有的影响他国的权力;同化性权力是一国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所具有的吸引力。美国作为强大软权力资源的拥有者,是运用这三种软权力的典型国家。分析三种软权力的含义、特征和作用,有助于推动软权力研究的系统化和规范化。     

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

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背景下,当新兴经济体崛起、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时,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者借鉴和吸收了现有研究成果,整合了对国家崛起、制度变迁和结构转型的理解,在接受"全球经济治理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治理"、"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行为体"、"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和"制度是非中性的"等基本假定的基础上,认为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增长打破了原有制度框架下的权力与利益均衡,并动摇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赖以存在和持续的合法性根基,从而使得制度变迁成为必然。由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以制度为基础的结构,制度变迁以及新的制度框架中权力与利益关系的重构导致全球经济治理发生结构转型,因此,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除了要继续提升自身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依托自身实力获取更多的规则制定权,通过改变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来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农民负担与乡镇财税制度改革

农民负量体现的是国家、集体和农民三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在于乡镇财税制度安排的缺陷。因此，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就必须对现行乡镇财政制度进行改革和做出新的制度安排。     

试论当今国际社会的双头政治:美国与联合国

联合国与美国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与美国的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作者通过回顾联合国与美国关系的演变,运用“双头政治”的理论框架分析了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认为“双头政治”是描述两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在国际社会寻求“领导权”的情形。“双头政治”的症结在于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权力与利益的结构与配置。大国和富国的利益主要体现在美国的权力与霸权上,而中小国家的利益和全球利益需借助联合国加以维护,从而形成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和富国为一方、以联合国和中小国家为一方的“双头政治”之基本架构。“双头政治”是国际社会过渡形态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和模式,但这种分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而是一种“争而不破、相互兼容”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除了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实力”竞争外,更重要的是思想与制度等合法性领域的竞争。     

国际关系中的音乐与权力

音乐是一种流动性较强的社会文化产品,与国际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国际社会中,权力对音乐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影响:首先,以国家和民族为代表的政治主体与音乐之间存在因果性的权力关系,这表现在音乐正统的确立、本国音乐的对外传播和对敌对音乐的禁止等诸方面,在这种权力关系中,既有强制性的"刚"的一面,又有选择性、诱导性的"柔"的一面。其次,社会权力又对音乐存在着建构性作用:音乐在跨国传播中表达和反映着社会权力结构、音乐塑造着跨国社会群体的认知及其间的权力关系、音乐体现了全球性资本的力量,也就是说,社会权力蕴涵于音乐之中,通过音乐的跨国流动而对全球社会产生影响。而音乐作为能动的主体,又可以在一定的限度之中疏远、偏离和反思权力,但这种主体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因果性权力关系的反抗中,对于内蕴在自身之中的建构性权力,音乐本身是难以回避的。国际关系中的音乐与权力有着复杂的相遇模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更多元地理解国际关系的现实。     

崛起国创建国际制度的策略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会引起崛起国对现存国际制度分配结果的不满。崛起国大体上可以采取两项策略来改革国际制度安排:一是推动现存国际制度内部的改革,二是在外部创建功能重叠的新的国际制度。已有的制度主义研究多认为新建国际制度很难实现,但现实世界中却出现了崛起国成功创建国际制度的不少实例。作者试图探寻在何种条件下,崛起国创建的国际制度更容易获得初始生存。由于新建国际组织天生的脆弱性,崛起国能否建立稳定可见的自我约束机制,塑造"新旧"国际制度的合作预期,是决定国际制度能否创建成功的关键。基于此,作者提出一个制度间合作的分析框架,认为崛起国在议题领域选择和组织间架构两方面的策略选择,会影响制度间合作承诺的可信性,进而影响新创国际制度的初始生存。通过对亚洲开发银行、亚洲货币基金、清迈倡议以及金砖银行创建的比较案例研究,文中提出的假说得到验证。其政策启示在于,崛起国通过选择网络外部性较低的议题领域以及建立合股、授权和战略伙伴等制度化的组织间架构,有利于塑造制度合作的稳定预期,促进国际制度在创设初期的生存。     

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内制度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国内制度与国际经济合作关系的研究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国内制度被认为可以帮助解决国际合作面临的一般性问题:违约问题。国内制度可以通过授权、权力制衡以及透明度来提高国家政策承诺的可信性,同时也会改变国内行为体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均衡不同政策主张的政治力量。国内制度既是汇聚行为体政策偏好的框架,也是设定政策输出过程、影响政策本质的方法,因此合理地设计政策制定程序能够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在一国内部,汇率是相关利益集团和拥有特定政治经济政策目标的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而在国际上,汇率则是大国实现或巩固有利于己的世界经济政治安排的一个重要工具,汇率则体现出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冲突、牵制与妥协的利益格局,国际汇率体系反映的实乃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人民币汇率之争归根结底是一场关于国际政治的角逐。     

现代国际合法性条件与美国的困境

合法性对政治权力而言十分重要。权力若要持久,则需满足合法性的基本条件,即在“程序、价值和功能”三个维度满足各自特定的内涵。在现代国际社会,国际合法性条件也由这三个维度所构成。其中,国际程序意味着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制度,国际价值意味着尊重主权原则、文化多样性与国际民主,而国际功能主要体现为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就美国而言,冷战后其对外政策在帝国与领导权之间(即在漠视合法性与重视合法性的政策之间)举棋不定,这在客观上反映了美国霸权意志和国际合法性条件的内在冲突,并揭示了美国霸权与民族国家体系之间存在矛盾。     

国际关系中的承认:合法性与观众成本北大核心CSSCISSCI

虽然国际关系中存在大量的承认经验,但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却没有相关的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承认主要在空间(主权)、制度与身份三个维度上展开。国际关系中的承认研究其实暗含着这样一个假定,即国家不仅仅是个在国际社会中争夺权力与财富的物质性实体,也是一种具有自身特性的文化体。承认追求与地位追求及荣誉追求是有区别的。地位与荣誉是具有等级特征的,而承认则是基于文化多元主义。对外政策中的承认利益追求本身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国内的政治合法性承认;另一个方面个则是国际社会对某项外交政策及其行为的认可。在国际关系中,承认既是行为体追求的目标又是其行为的手段。国家追求承认的核心政治动机为维护与扩展政治合法性,观众成本理论可以对国际关系中的承认进行微观机理的分析,同时观众成本理论所使用的方法又是分析国际关系中承认的衡量工具。     

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机制——来自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解释

近些年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为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发展了几种重要的因果机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探讨了在行为体偏好给定的条件下,国际制度如何改变了国内行为体在信息、权力和利益分布上的既有均衡状态,从而影响了国内政治的结果。如果国内制度具有集权的特点,国际制度就可以作为信号和承诺装置;如果国内制度具有分权的特点,国际制度就可以用来对权力资源进行再分配。但这两种效应往往发生在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强时。当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弱时,国际制度可以作为社会集团的政治动员工具。     

国际关系中的网络政治及其治理困境

在网络化进程蓬勃发展的国际背景下,网络政治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与组织功能,通过蝴蝶效应以及网络活动主义途径作用于国际关系。除了财富外,网络政治在国际关系的权力、身份、规则象限中都有其存在形式。国际关系中的网络政治并未超越权力政治,但网络时代的权力分配、权力范畴与权力性质却发生了一定改变。互联网使人们的思维结构与身份认同发生改变,世界不再仅仅以国界划分,而是辅之以认同划分。传统民族国家作为主要政治忠诚对象的地位被弱化,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的各种行为体在重新平衡。信息网络还对国际制度转制、改制和创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信息革命中崛起的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体不再屈服于强权政治,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互联网的无政府状态特性、主权超越性以及技术影响不确定性都呼唤着网络政治的全球治理的出现,但是制度行动者、组织结构以及制度文化的限度决定了信息技术与制度互动的有限化以及网络政治的全球治理困境。     

国外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的制度设计及对我国的启示

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产生与发展是我国农村经营制度在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践中具有时代性的制度变迁与创新,既蕴涵着我国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对制度需求的利益机制,又体现出我国农业经营制度现代性与本土性的融合。本文试图通过借鉴国外先进国家合作社联合社的制度设计和立法实践,在审视我国合作社联合社现行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完善措施。     

结构性权力与国际制度复杂性耦合——基于中美制度互动的正负案例对比

中美两国在竞争关系下的制度互动致使一些国际制度复杂性出现“脱钩”,另一些却出现耦合。因此，何种因素导致国际制度复杂性走向耦合则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既有大都研究聚焦于不同制度的差异及制度主导国之间的对立，未能解释国际制度复杂性在国家间竞争关系中走向耦合的现象。为解决理论与现实政治不符的缺陷，作者重点考察了国际制度复杂性中参与多项制度的多重成员国家，并探索其结构性权力对国际制度复杂性的影响。由于在国际制度复杂性中加入了多项制度，多重成员国家能够对制度的合法性和效能产生影响，进而在国际制度复杂性中具备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既能产生制度间趋同的聚合效应，又能够推动制度间的差异化分工，进而塑造国际制度复杂性的耦合。当多重成员国家依附制度主导国时，前者便丧失了结构性权力，进而产生“制度俘获”并加剧国际制度复杂性的分散化，最终致使国际制度复杂性“脱钩”。将当前中美关系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世界银行的耦合、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与澜湄合作机制的“脱钩”作为正负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上述理论得到验证。     

对现实主义范式与内核的再思考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需要澄清与反思。首先，关于现实主义的范式，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可能追求安全、权力和经济发展等利益，但并非总是认为安全优先或者权力优先。当国家安全不面临紧迫威胁时，国家可以追求其他目标；而且对许多国家来说，它们也无法把追求权力作为主要目标。尽管部分现实主义者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但在大多数现实主义者看来，人性不一定是恶的，因为人性本质上是无法测量的。国际关系也未必是冲突的，现实主义理论也不仅仅是用来解释国际冲突的理论。某些要素在一些形态下会带来冲突，在另外一些形态下会促进合作。虽然现实主义认为实力结构比制度、道德和认同等因素更重要，但并非认为这些因素不重要。其次，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即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其主要解释对象是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而不是国家行为。它可以很好地解释冷战的结束并部分解释苏联的解体。国际结构的量变在不断发生，但质变相对困难，而国际结构的量变和质变都能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核武器的出现增强了两极结构的稳定性，但其重要性并未超过结构。最后，现实主义理论兼具解释性与规范性，也不排斥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只有建立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才能...     

加入预期因素的多重均衡模型:市场结构与权力结构——国际市场油价波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作者通过改进后的多重均衡模型讨论权力与市场两个因素的关系,并对油价波动的原因做出解释。国际市场是权力主导下的规则体系。油价波动既是国际市场供求双方博弈的结果,也是大国关于石油利益分配的政治安排。油价波动反映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结构,也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权力结构。权力介入市场进一步放大了供求双方的矛盾,扩大了石油“风险溢价”的区间,甚至引发石油危机和能源恐慌。预期因素是市场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反映。权力结构决定了市场结构。由于权力的介入,国际市场存在着超额需求和投机需求,从而使油价波动偏离正常的供求关系,波动周期也大大延长。     

反思赫德利·布尔的国际制度思想北大核心CSSCISSCI

英格兰学派学者普遍关注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问题,其中尤以赫德利·布尔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然而,在布尔的国际制度思想中,存在着三个隐晦不明的问题:一是五项制度的选择标准问题,二是社会制度的相互关系问题,三是国际制度的层次划分问题。这三个问题在逻辑上相互关联,在范围上依次拓展。从选择标准来看,五项制度并不是简单罗列的,其中隐含着功能性、自发性、社会性、国际性、连续性、有限性的标准。从相互关系来看,国家是五项制度的共同前提,均势是其他制度的运行条件,五项制度之间则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从层次划分来看,以布尔的国际制度思想为基础,可以导向一种关于制度的总体分析框架。其中,国际制度包括本构制度、共处制度、合作制度三个层次,各层次之间是功能递减的关系。放宽制度研究的视野,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和中国外交实践的拓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论中国双重身份的困境与应对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的利益、立场和实现利益之途径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当今正日益被视为一个"大国"。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参与国际互动有迥异的机制与结果,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身份的困境。事实上,中国被赋予的"大国"形象和外部世界针对中国所开始的权力政治互动,已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凸显了消极的影响。要破解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同互动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解决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中国需要应对国际体系所内含的权力政治、国际制度与观念建构等主要影响机制,适宜地开展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只有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趋利避害,处理好实力的发展与运用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