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冲突中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农户行为的动态博弈分析

研究目的:构建征地冲突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三者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根据均衡概率找出引起征地冲突的关键因素,以期为政府制定和完善征地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法、博弈分析法。研究结果:(1)地方政府采取违法征地的概率与中央政府的监督检查成本、农户的维权成本呈正向关系,与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处罚和农户维权后征地补偿标准的提高呈反向关系;(2)中央政府采取监督检查的概率与地方政府违法征地的收益呈正向关系,与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处罚和政绩的损害呈反向关系;(3)农户维权的概率与地方政府违法征地时的收益呈正向关系,并与农户维权成本、地方政府征地补偿标准的提高和对其政绩的损害呈反向关系。研究结论:降低中央稽查和农户维权成本以及地方政府的违规收益,同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加大对违法征地的惩罚力度,使利益主体博弈行为趋于合理,可以避免或减少征地冲突的发生。     

从三层博弈关系看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基于某大学城征地案例的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地方政府和被征地农民、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间在土地征收上的三层博弈关系,探讨土地征收博弈过程中农民、地方政府、上级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及由此产生的行为选择以及几者能否取得多赢的可能性,为中国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方向选择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图示法和演绎法.研究结果中国现行土地征收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使博弈主体在各自行为上非理性选择.研究结论中国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应该使得地方政府违法征地得到的好处变少;地方政府依法征地得到的好处变大;违法征地引起冲突的惩罚成本于地方政府变大,于农民变少;合法征地因被征地农民抵制引发强制执行的成本于政府变少,于农民变大.     

主流征地制度改革观点检讨

研究目的:检讨主流征地制度改革观点存在的问题。研究方法:文献法和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公共利益泛化是地方政府违法成本—收益分析后的理性选择;严格意义的公益征收条件下,产值倍数法测算出的补偿水平并不必然低于土地所有权价值;将土地的社会保障价值纳入征地补偿标准客观性差,与现行法律兼容性差;土地换保障既不能为征地补偿提供客观标准,也无法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论:客观征地补偿标准缺失条件下,地方政府与被征地农民逐利动机促成的逆向激励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团结。推进征地制度改革首先要构建并行于公益征收的非公益建设用地供给制度;其次应当让市场发挥定价作用,为地方政府与农民利益博弈提供客观的价格参照。     

征地利益冲突：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的行为选择机制及其实证证据

研究目的:构建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在征地中的行为选择机制,为征地利益冲突的缓解提供规制策略。研究方法:博弈论、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理论分析和实证证据表明,提高失地农民维权意识,降低失地农民维权成本,构建合理有效的违法征地行为处罚机制,能有效增加失地农民的征地收益,控制地方政府的违法征地冲动。研究结论:(1)在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普及相关征地法律知识,提高失地农民组织化程度,畅通失地农民利益表达机制,能降低失地农民的维权成本;(2)完善现有土地督察制度,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追惩的一体化惩罚体系,能加强对地方政府违法征地的整体性约束。     

不合理农地征收制度亟待改革

目前农村集体土地被征地增值收益中农民只能拿到极小一部分,各种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的补偿更低。国研中心的调查显示,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资者拿走大头,占40%到50%;政府拿走20%到30%;村级组织留下25%到30%,而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5%到10%。在此背景下,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有些人担心是否农村集体土地收入补偿标准提高了,将导致用地成本高涨,直接会推高房价。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的农地非农征用的地方政府垄断征地格局,不允许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不改变泛公益化的征地政策,的确会推高房价。     

耕地非农化风险及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

研究目的:探寻合理分配耕地非农化增值收益的方法,从耕地非农化风险角度构建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研究方法:联盟利益分配机制,模糊综合评价法。研究结果:在耕地非农化中,各权利主体所担风险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集体;假设各权利主体参与征地行为是一种投资行为,各权利主体耕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比例为中央政府占26%,地方政府占22%,村集体占17%,农民占35%;运用"联盟利益分配机制"测算耕地非农化各权利主体之间的增值收益分配比例是可行的。研究结论:以缩小征地范围、尊重农民意愿为条件制定征地补偿标准不仅体现补偿公平原则,也符合通过市场机制对农民进行补偿的改革方向。     

基于土地发展权和合作博弈的农村土地增值收益量化分配比例研究 ——来自川渝地区的样本分析

研究目的:探索一个合理的农民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土地增值收益量化分配比例。研究方法:采用土地发展权及sharpley值法的合作博弈模型,利用川渝地区三类9个土地项目调研数据进行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的分析。研究结果:不涉及集体间土地发展权转移的集体—国家增值收益分配率为50∶50并存在10%以内的条件波动;涉及集体间土地发展权转移时,农民集体A、国家、农民集体B的增值收益分配率为45∶30∶25,并各存在5%以内的条件波动。研究结论:(1)集体间土地发展权转移是国土空间优化的趋势,扩大其范围更具效率;(2)构建科学的农村土地要素价格评估机制和信息平台极为紧迫;(3)在现行征地制度下,为了维护失地农民的权益,采取40%—60%土地最优利用途径市场价格作为最终补偿是一个合理方案。     

基于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中国征地问题分析

研究目的:提供分析现实中征地活动的一个视角,并为实现征地社会最优化提供建议。研究方法: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方法。研究结果:在征地博弈中,地方政府的强势、农民的弱势及农民维权成本的高昂是使得征地博弈均衡结果偏离社会最优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为优化现实中的征地活动,需要通过调整征地博弈的收益矩阵、降低农民维权成本等措施来从地方政府和农民两个角度增加对征地活动的约束。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公平群体共识及其增进路径

研究目的:构建一种调查分析失地农民、政府官员、在耕农民、城市居民、高校学者等相关群体关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公平共识状况的方法,为征地问题研究和制度改革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指数分析、比较分析。研究结果:(1)关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公平的群体共识与分歧并存,被调查对象总体上处于弱共识水平;(2)关于土地增值收益权利公平、机会公平的群体间共识度高于规则公平、结果公平;(3)失地农民、在耕农民、城市居民、专家学者、行政官员的群体内共识度依次递减,分别为0.66、0.63、0.59、0.57、0.50;(4)对于是否按照农民意愿进行补偿、是否允许在耕农民分享收益、开发区用地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等,存在严重的社会分歧。研究结论:应通过社会价值观念引领,制度环境改革完善和建立利益协调沟通机制等增进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公平群体共识,为改革提供有利的社会基础。     

从三层博弈关系看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基于某大学城征地案例的分析

本文以某大学城征地过程为个案，从地方政府和被征地农民、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间的三层博弈关系出发，探讨博弈过程中农民、地方政府、上级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及由此产生的行为选择以及几者能否取得多赢的可能性，运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等模型分析我国土地征收的博弈模式，指出了从纳什均衡角度来优化现行征地制度的改革方向。     

武汉市征地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测算

研究目的：分析征地过程中土地增值及其来源，为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保障农民权益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在征地过程中，武汉市各区域的土地增值及分配差异明显，主城区的土地增值额、自然增值额和人工增值额均高于近郊区；除江夏区，其他区域的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了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而江夏区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仅得到原农业用途的补偿。研究结论：规范的土地市场与完善的政府职能有利于消除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导致的扭曲土地价值增值；明确土地增值来源，有利于土地增值收益在农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各级政府和开发商中的合理分配。     

征地制度改革动态博弈分析

研究目的:剖析征地制度改革研究静态分析的缺陷,厘清征地制度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理解和把握征地制度改革的动力和演绎路径。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收益—成本法,关系演绎图解法。研究结果:征地制度改革要得以推进,改革所产生的收益—成本要具体化为参与方利益集团的收益与成本之比较。研究结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被征地农民三方各自追求效用收益极大、成本极小的互为因果的博弈行动驱动着征地制度改革的演进,演进方向应是创建Pareto改进的非零和博弈的规则。而参与改革三方的多阶段重复博弈决定了征地制度改革是一个渐进的动态发现过程。     

小议征地补偿制度的设计

现行征地补偿的不完全性和非公平性,加剧了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构建征地市场补偿制度,有利于保护农民权益、规范政府征地行为、优化土地资源利用、维护社会稳定. 现行征地补偿制度设计成本大于效率 从法律规定和各地实践来看,现行以产值标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的制度,实际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补偿,属于不完全补偿制度设计,与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不能匹配,与被征地因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土地收益毫无关系.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变革

所谓土地增值收益,是指改变土地现有用途或增加开发强度新增的纯收益。土地出让总价款扣除地上附着物补偿费、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土地开发费和相关业务费等五类费用后,剩余金额可视为土地增值收益。针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农民所得比例偏低问题,中共十八大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征地主体行为的法经济学分析

研究目的:从政府、企业、农村集体及农户等征地主体行为角度,分析中国征地制度运行中各征地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评价政府行使土地征用权的成本和收益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农户及企业响应的成本和外在成本等.研究方法:法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结果: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低标准补偿下农户行为给政府、企业、社会带来了较高的外在成本,导致征地效率损失.研究结论: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征地制度改革和创新具有政策意义.     

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征地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运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发生委托代理问题——地方政府利用政权优势和信息优势对农民的权利实行侵害。制度不健全,难以对地方政府行为提供有效约束,要减少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滥用职权,就需要制度创新。     

征地补偿标准刚性调整机制对地方政府突击征地的诱发效应

研究目的：检验征地补偿标准刚性调整机制对征地规模的影响,论证其诱发地方政府突击征地的机理。研究方法：基于2004—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1）刚性调整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在征地补偿标准调整前大规模征收土地,从而维持自身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体系的运行;（2）为防范风险的演化和失控,中央政府会默许、甚至支持地方政府的突击征地;（3）作为被征收土地的主要构成,农用地亦是地方政府进行突击征地的主要载体;（4）西部的地方政府具有更强烈的突击征地动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研究结论：征地补偿标准刚性调整机制诱发地方政府的突击征地行为,变相损害农民权益,应当成为进一步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对象。     

征地补偿之困该如何解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了修改.人们对征地补偿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 征地补偿安置的现实困局 征地补偿标准存在较大争议.现行征地补偿测算办法没有体现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没有考虑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职能,更未体现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此外,征地补偿范围没有覆盖土地上的他项权利如承包经营权等的补偿.因此,应该考虑征地补偿中土地增值分配不合理的问题.     

征地补偿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研究目的:现行征地制度的最大弊端是土地补偿标准过低,如何合理确定土地补偿标准仍是征地制度改革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本文旨在厘清地价形成和分配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逻辑推理法。研究结果:基于马克思地租理论和物权法的法理,对三种主要的地价形成和分配理论进行了讨论:(1)土地增值是由于土地用途的转换;(2)土地的外力增值不应归土地所有者,应归之于社会;(3)土地开发权属于国家或全民,开发收益应收归国家,由国家分配。研究结论:应当以当时当地土地正常的市场价格作为土地补偿标准。     

土地增值管理问题研究进展

基于对国内外相关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的概括．对土地增值的含义、土地增值收益的形成机制、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与测算、土地增值管理工具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析。土地自然增值是社会经济进步的结果,是研究关注的重点,土地增值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分配则是研究的难点。我国土地增值管理中的突出问题表现为土地产权界定不清晰。土地增值收益流失、回归途径缺乏;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农民权益受损;土地租、税、费体系不合理。未来应加强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和管理的实证分析、分类研究;必须加强基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土地产权理论、土地租税理论和土地增值收益管理理论创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