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华人网络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利用全球131个国家(或地区)的华人网络和贸易数据,考察了华人网络对国家之间出口贸易的影响,通过区分华人网络中的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检验了移民偏好机制和移民信息机制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华人网络不仅会通过直接联系促进中国对海外华人所在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会通过间接联系带动海外华人所在国之间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移民信息机制是华人网络促进国家之间出口贸易增长的主要机制,但是,华人网络会同时通过移民信息机制和移民偏好机制促进差异化商品和资本品出口贸易增长。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移民网络的出口贸易创造效应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华人网络的出口贸易创造效应明显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不仅要重视海外华人在促进中国出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要积极地引进国际人才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国际人才,通过参与其他国家的移民网络构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稳定增长。     

移民汇款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环境调节效应的实证考察

基于1981—2018年114个发展中国家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广义矩估计法(GMM),实证检验了移民汇款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汇款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制度环境对移民汇款与人力资本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对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移民汇款对中低收入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更大;就制度环境在国际移民汇款对人力资本影响中的调节效应而言,中高收入国家更显著。     

养老保险是否促进了农村创业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10-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考察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参加新农保能使得农村家庭创业的概率提高1.9个百分点。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及工具变量模型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保持稳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参加新农保对创业家庭的经营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新农保的保障水平较低。分样本的讨论表明,新农保的效果对城乡移民、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更为明显。     

社会网络促进我国对外贸易了吗?——基于移民网络视角的检验

文章利用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我国与118个国家的移民与贸易数据,基于最新发展的引力模型理论和泊松拟最大似然估计法(PPML)重新检验了移民网络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结果发现:我国移民网络的确促进了贸易,并且这一作用主要借由移民网络影响贸易的直接通道效应,而不是间接通道效应;从时间趋势来看,20世纪80~90年代移民对我国贸易的促进作用非常大,进入21世纪后这一作用稍稍变小;移民网络对我国与非同种语言国家的贸易促进作用是共同语言国家的36倍。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动态优化与企业融资约束

选取 2011-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渐进 DID 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动态描绘并检验了持续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与融资约束的关系,以及其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政策效果在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不同企业性质间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地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该政策可通过提高金融包容性和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中国地区就业增长的集聚效应: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就业供需和地区基本特征,结合外部性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包含本地效应、邻近效应、滞后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地区就业集聚经济效应的综合分析框架及计量模型,采用面板IV-GMM探讨了2004-2014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多维集聚效应对地区就业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本地效应和邻近效应共同决定了本地外部性规模;多样化产业结构效应和恶化的就业基础环境抑制了地区就业增长,而高质化人力资本和完善的就业公共服务则促进了地区就业增长;显著的滞后效应表明空间目标和区域协调促进了就业增长政策的效用最大化。     

中国制造业出口是否存在本土市场效应

本文利用2001～2008年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考察本土市场效应的存在性、特点及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制造业出口总体上存在本土市场效应;细分贸易模式后的分析发现,本土市场效应在一般贸易中显著存在,在加工贸易中不显著。同时,制造业行业开放度、贸易结构和空间集聚程度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发挥有着明显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一般贸易中,拥有较高劳动力成本和科研水平的行业,本土市场规模对其出口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加工贸易中,拥有较低劳动力成本和科研水平的行业,本土市场规模与其出口存在着较强的负相关性。     

移民网络、母公司管理者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绩效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速对外投资和全球产业布局,海外移民网络在国际投融资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文章以2008～2021年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了东道国移民网络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母公司管理者能力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移民网络对海外子公司绩效具有促进作用,母公司管理者能力增强了移民网络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移民网络通过降低价值观差异和提高投资合法性进而对海外子公司绩效产生赋能效应。文章进一步研究发现,移民网络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制造业行业、非国有企业和海外子公司进入模式为独资的情景下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对全面刻画海外移民网络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经济学意义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全球供应竞争下汇率传递效应研究

众多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出现了过度传递、完全传递、不完全传递和逆传递四种情况,针对令人困惑的实证结果,文章从全球供应竞争视角做出了解释。研究发现,汇率传递效应与边际成本和商品需求弹性非线性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供应竞争导致商品需求弹性与竞争供应国产品替代弹性、市场份额大小相关,而全球化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又导致产品边际成本可能随产品供应量上升而下降,这二者结合产生了汇率传递效应的多样性、非线性和非对称性。     

全球供应竞争下汇率传递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众多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出现了过度传递、完全传递、不完全传递和逆传递四种情况,针对令人困惑的实证结果,文章从全球供应竞争视角做出了解释。研究发现,汇率传递效应与边际成本和商品需求弹性非线性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供应竞争导致商品需求弹性与竞争供应国产品替代弹性、市场份额大小相关,而全球化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又导致产品边际成本可能随产品供应量上升而下降,这二者结合产生了汇率传递效应的多样性、非线性和非对称性。     

海外社会网络与中国进出口贸易

本文在传统的引力模型基础上引入社会网络变量,利用中国1980～2005年与26个国家进出口贸易数据,重点考察华侨社会网络的贸易效应。与先前文献不同,本文的实证考虑了社会网络效应的国别差异,引入制度变量和FDI来加以控制,并以固定效应来获取。结果显示,以华侨移民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对我国贸易促进作用显著,但社会网络效应的有效性随着时间而减弱。结论认为,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加速以及制度创新与发展,减弱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社会网络依赖性;同时在华FDI的跨国企业分支网络也部分替代了华侨社会网络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国外对华反倾销的经济与政治动因

中国是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以反倾销为手段的贸易保护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本文重点分析对华反倾销的成因,探究进口国宏观经济和政治因素对反倾销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国对华反倾销立案的宏观经济与政治动因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本文揭示了各国对华反倾销立案的内在动因,得出了具有价值的比较研究结论。     

“合成谬误”与中国商品贸易条件恶化

外贸发展的"合成谬误"会导致所有实施同一发展战略的国家贸易条件恶化,降低外贸增长的福利,这一观点成为质疑立足比较优势实现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重要论据。基于UNCTAD 1995年以来的商品贸易数据分析发现:由于其他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相似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中国贸易条件恶化态势得以凸显,即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在"合成谬误"的前提下更加明显。那么这就需要调整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以避免"合成谬误"。     

企业出口与水平型FDI内生选择机制分析

与以往单独研究投资或贸易不同,本文在跨国投资理论基础上融入了国际贸易,用以研究多国(地区)制造业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通过梳理一般产业均衡模型分析企业选择出口还是水平型FDI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工厂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对样本国家(地区)制造业企业以出口还是水平型FDI方式进入中国市场起重要作用,而关税壁垒、公司规模经济、税收对此没有显著影响;采用基尼系数和GDP衡量中国实际市场需求时发现,中国市场变化没有促使样本国家(地区)制造业企业由出口方式转向水平型FDI。     

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基于BOP和FATS统计的分析

本文选择了中国等18个经济体,对跨境交付和商业存在两种模式下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结论是:1.关于跨境交付的金融服务贸易,中国的竞争力非常差,处于18个经济体的最后一名;2.关于商业存在模式下的金融服务贸易,不论是与东亚经济体相比,还是与"金砖四国"的其他成员相比,中国的金融业都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了提升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文章研究了企业出口与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对外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对高工资水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东道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与研发水平对企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没有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认为,在缺乏其他特定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促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还需要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     

国际垂直专业化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美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计算了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以及其主要的来源国情况,并对中美贸易顺差和垂直专业化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认为,垂直专业化程度增加是中美贸易不平衡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对中美贸易顺差的贡献度约为50%,其中来自日本、韩国、东盟的部分分别约为20%、5%和10%。     

中资银行跟随客户的国际化动机与区位特征——基于2005～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9年末已经国际化的15家中资银行为研究对象,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探究了2005～2009年间中国与中资银行所进入的34个国家/地区的双边贸易以及直接投资对中资银行在这些国家/地区的分支机构数目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资银行倾向于在双边贸易、直接投资总额多的国家/地区设立分支机构,这验证了中资银行跟随客户进行国际化的动机。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中资银行跟随客户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所呈现的区位特征。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零部件贸易——理论、现状和问题

中国零部件贸易的快速增长是产品内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网络扩展的必然结果。统计数据分析显示,不同的贸易区域、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零部件贸易具有不同的特点。零部件贸易失衡和较低的零部件进出口单位价值比表明中国还处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低端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外围。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必须从零部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