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省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和财政分权条件下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分析表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财政分权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存在明显差异,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在“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中尤为显著。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以及与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我国应优化财政分权制度与地方官员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工具与地方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在不同区域选择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跨区域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补偿机制。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协同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倒逼效应研究

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两者间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对2009-2020年中国279个地级市工业绿色创新绩效进行测算，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考察了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地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协同具有促进地方工业绿色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既增强了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又显著提升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文章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协同对地方工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影响，为协调优化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尤其是提升公众参与度，联合发挥不同类型规制工具对绿色创新的组合激励效应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基于波特假说的绿色创新激励研究

波特假说颠覆了传统经济学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理论框架,从一个全新视角解释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竞争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基于波特假说及其主要争议,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下外部环境成本一收益变化,判断环境规制是否在强、弱绿色创新激励作用下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同时比较了两种互异且相辅相成的规制政策类型,旨在形成适宜、灵活的政策工具组合,以更好地激励企业开展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本地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对2008—2019年30个省区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及工业绿色创新绩效的空间相关性检验表明,地方政府间存在环境规制竞争行为且绿色创新在省区间具有空间关联性。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偏微分方程的实证研究表明,从全国范围考察,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本地影响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正向且影响系数较强,说明其明显发挥了创新倒逼效应,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相对较弱,规制效果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因一部分地区环境标准的提高促使污染企业或项目向环境标准宽松的地区转移,从而阻碍了承接转移地区的工业绿色创新进程,致使环境规制对其他地区绿色创新的负向溢出效应显现。     

环境规制、产品空间演化与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基于实证产业组织和演化经济地理研究范式,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内生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框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创新性地基于非线性工具变量的控制函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污染费征收对于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精准的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产品相关性与城市产品相关性是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产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进一步强化了环境规制的激励创新效应,并且不同城市的企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在潜在作用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内生影响企业TFP、企业的行业技术赶超、优化行业资源配置等渠道显著影响了企业导向性绿色技术创新。本文认为,导向型环境规制与城市产品空间演化是引致我国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     

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的经验研究

利用1999-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工具细化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实证分析了市场化进程、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对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显著为正,但是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建议根据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地区市场化进程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制定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差异性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省域环境成本最优规划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的机理,选取2005-2014年各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交通设施条件,居民素质程度、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与绿色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货物贸易的出口商品结构

从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这一问题出发,文章利用2001-2014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1）费用型环境规制与出口商品结构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投资型环境规制与出口商品结构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2）投资型环境规制之于出口商品结构的滞后效应较费用型环境规制更强;（3）在影响途径上,投资型环境规制更偏好促进技术创新,费用型环境规制则主要影响环保成本;（4）两种类型环境规制对于东部和中西部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强度有所不同。加强环境规制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应重点从以下着手：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出口商品结构影响的特点制定恰当的规制水平;根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优劣势组合使用环境规制工具;加强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紧密联系;选择与区域产业分布特征相适宜的环境规制工具。     

Doe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induce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To control total carbon emissions and achieve the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CETS), which has been applied in two provinces and five cities since 2013. This study uses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of the pilot CETS as a quasi-experimen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environmental policy induces green innovation among enterprises. This study employ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test using green patent data of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from 2002 to 2018.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ETS pilot-policy-induced green invention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Notably, compared with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ilot policy is mo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green innovation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

基于南通区县数据和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南通市各地区间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呈现阶梯式分布,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强化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等变量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着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表现为抑制作用,财政分权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从环境规制监管体系、联动式环境规制网络、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下，绿色信贷政策如何运用配置信贷资金的手段来解决重污染企业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了一项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选取2009-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研究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对重污染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以企业技术创新为视角，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果,不仅有助于了解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重污染企业参与创新的原因,还为后续深入落实绿色信贷政策以及建设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社会责任能否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基于沪深A股2015-2020年3 296个企业-年度观测值，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社会责任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正向影响在国有、东部地区、非制造业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发人力投入和财力投入在社会责任与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6.7%、5.9%。最后针对性提出推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政策建议。     

非公有企业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经过多年的改革,非公有企业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蓬勃的动力。绿色经济是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产业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与非公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基于我国非公有企业的发展现状以及我国的资源条件、经济环境,研究了非公有企业对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及促进方式——发展绿色产业的产业链、帮助培养绿色科技人才并提供发展机遇与渠道、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环境技术进步、吸引投资者对绿色项目进行投资、助力政府的绿色政策制度。通过对于促进作用的分析找出仍需加强的内容并给出相关建议——区域绿色经济发展协调性需加强、科技人才的管理方式需要创新、非公有企业监管存在漏洞、绿色创新质量及创新氛围尚待加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基于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有中介变量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重点探讨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和ESG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且ESG的调节效应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动态能力起作用,即存在有中介的调节效用;、相较于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更加显著;、不同区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存在差异,效率提升程度中部＞东部＞西部。     

Marketization,environmental regulation,and eco-friendly productivity: A Malmquist–Luenberger index for pollution emissions of large Chinese firms

Marketization requires individuals and firms to increase energy efficiency and improv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various levels of governments interested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ve adopted toug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is paper develops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to measure unified efficiency at the firm level by introducing energy utilization and pollution emissions. A Malmquist–Luenberger efficiency model with undesirable output follows radial measurement by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type. We analyze green productive efficiency in relation to polluting emissions using a large dynamic panel dataset of 229,491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from 1998 to 2012. We identify that market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oth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 green productivity. Further, our findings imply that both marketization and regulatory effects weakened from the tenth to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s. Regarding effects across ownership typ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growth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regulation but not marketization. Private and foreign-owned firms are both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marketization and regulation. Regionally, green TFP growth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marketization and regulation in central China. East China’s green TFP growth is motivated by marketization, and West China’s green TFP growth is strongly driven by reg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