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通过对区位熵的加权处理，给出产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借助2006—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门槛模型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带动效应，而这种效应表现出阶段递减特性。从分解效应看，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正向带动效应表现出单门槛非线性特征，而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分区域看，相较于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对东中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强；分行业看，科学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呈现倒U型特点，而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临界减小特征。     

生产性服务进口、FDI与制造业生产率——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制造业的高级要素投入,生产性服务进口和FDI提高了进口国和东道国的专业化分工,从而促进了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对中国制造行业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比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要更为明显,而且二者都更能促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专有权与特许权使用费的进口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其次是建筑服务、保险服务和金融服务的进口;专有权与特许权使用费最能促进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而建筑服务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效应更明显;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明显有利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但对资本技术密集性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来自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证据

服务业综合改革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技术创新产出、推动服务转型等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费用率、增加专利申请数量、提高服务转型程度3条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因此，应加大服务业综合改革力度，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两业融合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被视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已成为助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从而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基础上,采用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数字经济、两业融合程度及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相比于数字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影响更大。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确能有效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并以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驱动作用,而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两业融合的推动力度更强。本文最后从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激发两业融合动能以及推进制造业区域数字化协调发展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中日投入-产出表的比较

随着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转型压力不断增大,生产性服务投入这一被看作能促进制造业升级的要素投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日本制造业长期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其发展模式值得中国借鉴.采用系统GMM法比较研究了生产性服务投入对中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的差异,发现生产性服务投入对两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不同影响,对日本有负向影响,对中国则有正向影响;要素禀赋不同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对两国制造业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有不同影响,技术效率的提升正向影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的抑制则负向影响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制造业规模促进两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对其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正向影响.建议改善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打造完善的产业生态体系,拓展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深化内需市场开发.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竞争力

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30个城市2003—2012年面板数据,可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推动制造业升级、促进制造业创新和支撑制造业集聚三个角度作用于制造业竞争力。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正向作用于制造业竞争力提升,且通过空间外溢辐射影响周边地区制造业竞争力,长期趋势稳定。FDI、城市交通水平和人力资本对制造业竞争力加强促进作用显著。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重视角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对外对内开放双重视角，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并且走出去的促进作用更大；(2)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的促进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能够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抑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3)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的开放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4)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地区制造业升级——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4~2011年的省域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也就是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会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回归从专业化和多样化层面探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不论是专业化还是多样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样本检验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沿海省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中小企业。在作用机制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而多样化集聚则通过加快要素流动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中原城市群30个城市的高、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空间集聚对本地与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多样化空间集聚对本地和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著;（2）中原城市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3）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能够推动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提升中原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于此,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形成、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推动集聚实现绿色技术效率增长等方面,提出了中原城市群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升级的双向联动机制——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分析

生产性服务进口不但可以通过改善中间品供给质量和结构促进国内制造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产出规模的增长,而且可以通过技术溢出、知识溢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推动国内制造业技术升级;国内制造业产出增长会通过需求效应带动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扩大,国内制造业升级则会通过增加对富含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带动生产性服务进口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从而,形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前向推动效应与制造业升级对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后向拉动效应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双向联动机制。基于WIOT采用投入产出技术分析2000—2014年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国内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发展的前向推动效应远远大于国外生产性服务投入,制造业发展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后向拉动效应也远远大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出增长和技术升级的前向推动效应显著,且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越高对制造业升级的推动效应越强;制造业产出增长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具有后向拉动效应,而制造业技术升级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具有后向拉动效应,且技术密度较高制造业行业对高技术密度生产性服务进口的需求拉动效应更大。因此,要以本土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和技术升级为主体,以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为催化剂,构建国内外产业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生产性服务进口+制造业升级”双向联动网络：一是通过扩大市场开放增加国外生产性服务在国内制造业中的投入,尤其要提高“FCB”领域的开放水平以引导和促进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要素投入;二是充分挖掘和利用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技术溢出、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有效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以进一步拉动高质量生产性服务进口。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门槛与制造业升级研究——基于集聚三重效应的分析

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三重效应的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影响呈倒"U"型以及各变量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存在门限特征。根据2002-2013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设定面板模型,并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设为门槛变量进行门限面板模型估计,综合证实了三个假设,甄别出各要素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促进或阻碍作用的临界点。结果进一步表明,聚集的弹性效力呈现中东西渐次递减态势,空间语境下不同要素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表现出不同的线性或非线性特征。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目的/意义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定量影响,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基于2003—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除香港、澳门、台湾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状况进行描述统计,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存在门槛效应,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低时,该影响显著为负,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达到某一门槛值时,该影响转为显著为正,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进一步提升,正向影响进一步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是我国多数省份存在的基本现状,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均衡发展,才能实现经济长期稳健发展。     

财政压力、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社会转型期典型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对地方创新活动和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运用2004~2017年中国25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基准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财政压力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进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验证了财政压力→技术创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进一步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压力的双门槛效应，在财政压力的不同门槛值区间，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梯性降低趋势。未来需综合完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制度，合理控制财政压力的区间范围，助力技术创新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供给侧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利用2005—2014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可以从供给侧视角以生产性服务业自身集聚及其与三大产业的协同集聚作为其对国民经济的供给规模和供给结构,用空间动态面板杜宾模型探察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影响,两者之间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就供给规模而言,全国层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为倒U型关系,尚未达到最佳集聚程度;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力军;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中部地区,对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阻碍作用,而对西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就供给结构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大,与第一产业的协同集聚的影响最小,而与第二产业的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尚未发挥出足够影响。     

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门槛效应——来自省际面板的证据

基于1999—2012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从门槛面板分析角度,以收入门槛和研发投入门槛为切入点,检验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表明,在低收入阶段FDI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段FDI则具有减排效果。研发投入门槛表明,研发投入可以显著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减排效果降低。因此,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应对FDI迅猛增加的现状,加快研发投入,完善节能减排政策,促进经济发展转型。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促进就业增长吗

产业的协同集聚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它对就业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从理论上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区域内和区域间就业效应，并基于中国31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会显著提升区域内总就业水平，而且对区域内制造业就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均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集聚会促进区域内制造业就业增长，但也会抑制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域内协同集聚总体上抑制了就业增长，它们的省际协同集聚对区域内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总体就业均具有显著的空间互补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选取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是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两条重要渠道;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存在结构性特征及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在提升本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抑制了邻近省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单一门槛,受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     

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限模型检验

利用我国高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门限模型,从金融发展与多维度吸收能力视角实证检验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金融发展和吸收能力"门槛效应"。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经济发展3个维度的吸收能力均存在最低门槛,小于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跨越门槛后,呈正向FDI技术溢出,FDI技术溢出随着吸收能力的提高而增强。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最低门槛值,小于该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越过该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为正;而金融发展超过某一临界值时,FDI技术溢出效应发挥会由正变得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