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8—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SBM-ML模型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状态,并且东部海江河湖联动区增速最高;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具有负向作用,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增长;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存在门槛效应,当采取过高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分权通过降低经济增长水平,进一步加深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3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与境内技术引进3条技术进步路径入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在综合效应和直接效应方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间接传导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自主创新以及境外技术引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无法通过境内技术引进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进一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如何实现境内技术引进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在境内技术引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随着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投入的增加,境内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于显著,境内技术引进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中介作用逐渐显现。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中原城市群30个城市的高、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空间集聚对本地与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多样化空间集聚对本地和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著；（2）中原城市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3）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能够推动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提升中原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于此，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形成、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推动集聚实现绿色技术效率增长等方面，提出了中原城市群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择2006~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DEA-BCC模型、熵值法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会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单一的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现阶段，"金融发展-环境规制"相结合的模式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应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发展成效；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合理进行污染治理投资；制定适宜环境规制政策，结合考虑金融发展。     

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通过对区位熵的加权处理，给出产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借助2006—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门槛模型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带动效应，而这种效应表现出阶段递减特性。从分解效应看，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正向带动效应表现出单门槛非线性特征，而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分区域看，相较于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对东中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强；分行业看，科学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呈现倒U型特点，而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临界减小特征。     

高管股权激励、技术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16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OP方法测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检验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路径上技术创新存在中介效应。在股权激励有效期越长、非国有的上市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明显。     

生产性服务业FDI是否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针对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可以使用汉森（Hansen）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FDI可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在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确实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人力资本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之间呈非单调的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种提升作用就会发生显著性改变；随着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FDI促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系数就发生由负转正的变化，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     

高铁开通能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将高铁开通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将社会网络分析与连续双重差分法相结合,实证验证高铁开通以及高铁网络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路径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驱动效应在城市规模、区位、地理圈层和等级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一效应在高铁开通后第2年开始显现,而在第4年开始减弱;随着城市在高铁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将不断增强;高铁开通间接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是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力量,且均存在时滞,而直接替代效应尚未显现;另外,高铁开通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进一步完善了高铁的经济环境效应评估,为理解高铁与城市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优化高铁布局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补偿效应

以金融发展为切入点,探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融资模式的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创新补偿效应,且股票市场的创新补偿效应最大,银行部门次之,民间金融最小。分区域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银行部门不存在创新补偿效应,其余地区的估计结果与整体一致。进一步的门槛检验结果显示,银行部门和民间金融均存在单一门槛,且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双重压力下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来自237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财政分权导致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使地方政府面临财政纵向失衡压力，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则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赶超压力，这两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经济建设领域，而转移支付带来的财力增强则会激励地方政府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以16个省区市的237个地级市为样本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其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显著正相关，与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发现：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随着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的增大而逐渐减弱；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可以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负向影响，但对经济赶超压力的负向作用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表明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缓解财政纵向失衡压力，但对经济赶超压力的缓解作用不明显。应改进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以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省以下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财税制度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考核机制改革以减轻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     

财政资源再配置的结构红利效应研究

以税收和补贴作为切入点,考察制造业内部财政资源再配置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进而对其结构红利效应进行评估,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各地区的制造业内部存在着较为显著的财政资源再配置,其中补贴的再配置尤为明显;补贴在制造业内部的再配置,显著促进了要素向生产率较高和增长较快的行业流动,符合“结构红利假说”的方向,而税收再配置的作用则倾向于是负面的;对体制性约束的考察表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以及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均有利于强化财政资源再配置的积极作用,并缓解其负面影响。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及其启示

企业技术创新面临高风险性、不确定和信息不对称等难题,国家通过相应的财税政策鼓励与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本研究表明,政府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主要有：在研发阶段与成果转化阶段,政府在政策上加大财政拨款、财政补贴、财政担保贷款等力度的同时,采取税收优惠鼓励和促使企业技术创新;而在产业化生产阶段,政府侧重于用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

检验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水平，对于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工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08—2017年中国省际工业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文章首先基于系统GMM模型分析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引导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其次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在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区间；最后对实证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正式环境规制既可以直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间接影响工业绿色增长。基于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在中等强度正式环境规制区间内，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明显。2）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明显，但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只有在较高水平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区间内，技术创新才能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3）从地区看，中国位于最优规制区间的省份很少。     

转移支付对财政支出波动的平滑效应研究

转移支付能够熨平地区财政收入的冲击,防止财政支出的大起大落。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的财政体制沿革,然后建立转移支付平滑作用的理论模型,利用面板数据对转移支付对各省份财政支出波动的平滑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净转移支付能够减少各省份80%左右的财政收入冲击,各省份对预算的紧控有利于转移支付平滑机制的发挥。市场化改革和财政分权均弱化了转移支付的平滑功能。同时,东部省份比中西部省份的收入冲击更容易受到净转移支付的影响,尤其是在分税制改革以后。考虑到财政支出平滑的地区差异,中央政府应尽可能采取与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相匹配的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形式。     

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率分析：基于超效率DEA和双效应面板模型

在引导经济运行向“新常态”调整过程中,高效的财政政策效率至关重要。采用31个省级行政区2007—2013年数据,利用超效率DEA测算了财政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投资效率以及财政综合经济效率,结果表明：省级财政支出普遍有效;东部沿海地区财政技术创新投资效率普遍较高;西部地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财政支出综合经济效率则普遍较高。财政效率影响因素双效应面板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方式、财政收支规模、税收结构和税率等均显著影响财政投资及综合经济效率。     

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和省级宏观数据，在使用Ordered Probit等计量模型分析后发现，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显著。具体表现在：（1）财政透明度、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财政透明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U型关系；（2）财政支出分权、民生类支出显著促进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并且其交互项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抑制了两者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3）宏观税收负担率与居民幸福感呈倒U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