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统筹城乡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制度创新

本文首先从经济学意义阐述非正规金融内涵和主要形式,然后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理论基础,根据我国非正规金融发展现状来看,为了促进非正规金融在城乡统筹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应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组织管理体制、信用体系、法律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机制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农村广泛存在非正规金融现象,对非正规金融的演进以及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探寻农村正规金融的制度缺失与非正规金融具有的经济效应、制度效应入手,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深入分析了非正规金融的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并指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应是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合.     

转轨经济中的农村非正规金融:一种分析视角

在转轨经济中农村非正规金融这种次级制度安排下,中国农村经济部门努力挣脱金融资源的桎梏而获得了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是一个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博弈贯穿于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之中,而地方政府是推动农村非正规金融繁衍的一支重要力量.尽管中国银行业市场化进程加快,但银行业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却是个漫长的过程,因此.非正规金融的重要地位会有所削弱但仍然存在,而让非正规金融"浮出水面"乃实属必然.     

制度变迁中的非正式约束:金融视角

本文通过对我国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则内生冲突制度分析,指出在金融变革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金融制度安排与传统文化的相容性。     

注册税务师制度及其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的注册税务师制度(CTA)主要靠政府的强制性变迁推动。因制度需求和供给不足,没能形成安全、经济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不利于税收综合监管。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改善CTA制度环境,刺激制度需求,增加制度供给,形成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结构,促使CTA制度继续创新发展。     

非正规金融的研究与思考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非正规金融在最近引起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的普遍关注。非正规金融存在的根源及其表现的特点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它在我国并不是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政府对非正规金融的压制可能带来更为不利的结果，通过正规金融制度安排来挤压或取代非正规金融也不是最佳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基本的政策主张。     

农村金融制度重构:基于需求的视角

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违背了制度自然演进的内在逻辑,导致了行政主导的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与农村真实金融需求之间渐行渐远。这一矛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背景下愈发显得不和谐。本文认为,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在农信社体制外求解,从需求角度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在由农村特殊的社会信任结构等非正式规则的支配下,非正规金融和半正规金融应该逐渐成为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中小金融机构次之,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则应退居为补充地位。     

非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非正规金融是内生于民间金融需求的处于正规金融之外的一种制度安排,是民间金融创新的产物,它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度,对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在回顾农村非正规金融研究发展的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非正规金融对河南省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阐明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比较优势,提出发展河南省农村非正规金融应赋予非正规金融合法发展的法律基础,构建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的制度体系,建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合作互补的联结机制。     

“三农”金融需求压抑的缓解路径——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三农”金融支撑体系变迁的思考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沿袭正规金融体系及机构,压抑非正规会融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特别是简单的机构撤并使得金融机构的"涉农"社会责任缺失.本文认为:应该从解决"三农"融资难的问题入手,重构"三农"金融支撑体系,积极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由于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多层次的需求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差异,表现出多层性特征.因此,金融机构必须根据农村经济主体对资金需求的不同有针对性的进行创新,满足不同层次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并在"需求跟随"的基础上逐渐走向"供给领先",使"三农"金融支撑体系重构和"三农"金融产品创新成为激活农村经济的"引擎".     

制度变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变迁、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从实证上通过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能够综合反映制度变迁的制度变量,验证了国家制度变迁对一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会起到促进或制约的作用。当制度供给与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对制度的需求达到均衡时,国家制度安排会优化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否则便会出现规模与效率的“反比”现象,从而回答了转型国家规模与效率的悖论问题,进而给出了我国金融结构升级的选择路径及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均衡分析

本文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供需理论,对中国金融制度的需求、供给以及均衡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并着重分析了政府及其代表“政治银行家”在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揭示了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轨迹。     

农村金融制度重构:基于需求的视角

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违背了制度自然演进的内在逻辑,导致了行政主导的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与农村真实金融需求之间渐行渐远.这一矛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背景下愈发显得不和谐.本文认为,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在农信社体制外求解,从需求角度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在由农村特殊的社会信任结构等非正式规则的支配下,非正规金融和半正规金融应该逐渐成为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中小金融机构次之,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则应退居为补充地位.     

我国农村二元金融制度变迁及演化路径——基于演化博弈视角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主要特征。本文从演化博弈视角分析农村二元金融制度变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农村二元金融制度变迁是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过程,遵循"路径依赖"与"适应性选择"的演化原则;当二者相互合作时,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状态;变迁过程受到二者合作时的初始投入成本、获得的超额收益以及单独一方选择竞争行为时的收益或损失等影响,还受到诸如农村经济发展、国家对"三农"的政策导向等外部因素影响。因此,要完善我国农村二元金融制度,必须根据内生性金融需求采取自下而上的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构建竞争有序、合作共赢、多元化、广覆盖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同时健全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从制度的视角解读我国政府金融控制行为

本文认为整个金融控制可以看成是一个政府供给的制度集,这一制度集的作用在于引导和约束金融资源的吸收与配置.诱发金融控制制度需求的因素在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对制度供给的梳理则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某些制度元素的改变并不能全部改变整个集合,它们仍然在这个集合的框架之内;而整个制度集的变迁,则是一个全面的持续不断的制度变迁过程.     

金融制度非均衡与国家经济安全

随着金融一体化的加快，金融危机着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制度供给不足或需求不足产生的金融制度非均衡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针对我国的金融现状，应从国家和金融微观主体两方面推动金融制度创新，加大金融制度供给，增加金融制度的有效需求，维持金融制度均衡，以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金融业资产的规模与效率

通过在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能够综合反映制度变迁的制度变量，证明国家制度变迁对一国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会起到促进或制约的作用。当制度供给与金融资产结构和经济增长对制度的需求达到均衡时，国家制度安排会优化金融资产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否则便会出现规模与效率的“反比”现象，从而回答了我国金融资产规模与效率之间为什么出现悖论的问题。我国应积极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实现金融体系多元化，对内开放，满足我国经济对多层次、多样化金融的需求，完善金融市场准入制度，优化市场参与主体结构，促进股票市场和银行协调发展。     

中国金融业资产的规模与效率

通过在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能够综合反映制度变迁的制度变量,证明国家制度变迁对一国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会起到促进或制约的作用.当制度供给与金融资产结构和经济增长对制度的需求达到均衡时,国家制度安排会优化金融资产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否则便会出现规模与效率的"反比"现象,从而回答了我国金融资产规模与效率之间为什么出现悖论的问题.我国应积极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实现金融体系多元化,对内开放,满足我国经济对多层次、多样化金融的需求,完善金融市场准入制度,优化市场参与主体结构,促进股票市场和银行协调发展.     

非正规金融:内涵、效率与制度安排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非正规金融已引起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的普遍关注。非正规金融市场已成为我国金融系统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对非正规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探讨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运作机制、利率决定机制、资金配置效率以及如何解决二元金融结构问题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文章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改革背景；从技术和规模两个方面分析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制度需求，从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现存制度安排、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三方面分析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制度供给；最后，分析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需求者和供给者。     

中国税制改革的制度供求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是一种正在发生的制度安排变化，或者说是一种制度变迁。就一个集权国家而言，税收制度的再安排或变迁更多的是属于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其程序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变迁。在此类制度变迁中，政府主体将是决定税收制度供给的方向、形式、进程及战略安排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