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性贫困的双重抑制效应研究——基于环京津贫困带的分析

本文运用经典的反贫困理论对环京津贫困带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经典的反贫困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环京津贫困带现象.文章认为,环京津贫困带具有典型的生态性贫困的特征.文章对生态性贫困的双重抑制效应及其在环京津贫困带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论证了生态性贫困在我国的普遍意义.     

我国生态性贫困的双重抑制效应研究——基于环京津贫困带的分析

本文运用经典的反贫困理论对环京津贫困带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经典的反贫困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环京津贫困带现象。文章认为,环京津贫困带具有典型的生态性贫困的特征。文章对生态性贫困的双重抑制效应及其在环京津贫困带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论证了生态性贫困在我国的普遍意义。     

解决环京津地带贫困与生态问题研究

解决贫困和生态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解决贫困和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的初步研究，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区域性贫困导致掠夺性资源开发，引发生态恶化；而恶化了的生态环境，又是导致区域性贫困的重要根源。统筹考虑协调解决这类地区的贫困和生态问题迫在眉睫。     

基于低碳经济的环京津贫困带发展模式研究

在受到资源环境约束的当代,经济发展必须采取低碳发展模式,环京津贫困带的发展更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环京津贫困带与京津郊县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京津方面的因素,也有河北方面的责任。在保证区域生态安全的前提下,促进“环京津贫困带”的发展,必须发展低碳经济,创新发展模式。     

基于城镇化视角的环京津贫困带减贫研究

环京津贫困带的脱贫致富问题仍然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城镇化发展在人口转移和集中、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不仅有助于减贫,而且有助于生态保护。基于城镇化视角,推动环京津贫困带城镇化减贫,文章提出了改革创新城镇化政策、加强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提高劳动力外出务工技能、有选择地承接产业转移、发展生态旅游和现代化农业、成立城镇化减贫基金等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对环京津贫困带的扶持补偿机制研究

环京津贫困带问题受到国际关注,是中央政府和京津冀三省市共同面临的问题.不论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还是践行党的科学发展观,都应对环京津贫困带予以扶持和补偿.为此,本文针对该区域的历史陈欠和其今后的持续发展,从物质补偿与政策扶持两方面进行可行性对策研究.     

张承环京津贫困带土地综合开发政策试点研究

当前建设用地政策成为张承环京津贫困带消除贫困、实现京津冀都市圈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研究表明开展环京津贫困带土地综合开发政策试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显而易见,在充分考虑该区域实施土地综合开发政策试点条件的基础上,明确开展环京津贫困带土地综合开发政策试点的指导思想、原则、试点内容以及开展试点的组织实施办法和配套政策非常重要。     

环京津地区县级尺度相对贫困识别与治理策略研究

相对贫困识别是新时期相对贫困治理的基础。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要求，基于多维贫困指数MPI的计算框架，从“经济发展、生活质量、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五个维度遴选指标，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赋权方法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计算模型，并对环京津地区河北省所属的71个县域2012—2021年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了计算，并以各维度中位数的60%作为相对贫困的判别标准，对环京津地区县级尺度的相对贫困进行了识别；采用指标贡献度方法对2012—2021年环京津地区县级尺度相对贫困的致贫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依此给出了环京津地区县级尺度相对贫困的治理策略。     

“三江并流”及相邻地区绿色贫困问题研究

从“绿色贫困”视角出发,分析“三江并流”及相邻地区的重要生态价值和区域性贫困现状.认为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生态脆弱性是当地陷入贫困的主要根源,地方财力有限、经济发展政策与制度性约束以及地理区位限制也是影响当地资源开发和脱贫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通过增设“三江并流”及相邻地区为全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制定统一的生态保护与区域开发规划,加大国家对生态工程资助力度,探索绿色资源开发模式,实现当地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双赢,最终走出“绿色贫困”.     

贫困、生态脆弱以及生态移民——对西部地区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越来越多的事实和证据表明,生态环境恶化所导致的生态贫困已经成为西部地区贫困的区域性特征.本文基于西部地区生态贫困现状,在分析西部地区贫困分布区域和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基础之上,剖析了生态贫困的形成机理,最终提出解决西部地区生态贫困的可行方案--生态移民.     

"绝对的相对",抑或"相对的绝对"——汤森和森的贫困理论比较

英国经济学家彼得·汤森认为贫困是因为缺乏资源而被剥夺了享有常规社会生活水平和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出相对贫困测量方法.但是阿马蒂亚·森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贫困在能力的范围内是绝对的,相对贫困只是绝对贫困的补充而不能替代绝对贫困,是一种绝对的相对贫困观.本文对两人的贫困理论进行了比较和归纳.     

中国、巴西：城市反贫困的比较及其启示

中国、巴西都是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尤其是城市贫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从巴西反贫困经验看,中国在城市反贫困问题上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等阶层收入,保护农村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给予城市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农村长期贫困程度、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的长期贫困与暂时性贫困。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更多呈现出暂时性消费贫困的特征,并且贫困家庭脱贫后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机会较小;离贫困线越远,其脱贫能力越低,离贫困线越近,其返贫的比例越高。远离区域经济中心、家庭负担较重、小孩老人较多的家庭容易陷入长期贫困。村支书的年轻化对于中下层贫困阶层摆脱长期贫困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政治资本、劳动力素质和居住条件是影响中等贫困家庭脱离长期贫困的重要因素。     

中国农村居民贫困测度研究——基于山西的调查分析

运用Atkinson（1987）单维贫困测量与Alkire和Foster（2008）多维贫困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农村居民贫困情况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表明：从单维视角看,山西农村贫困主要体现在饮用水、消费、收入三个方面,全省三个主要贫困区存在差异;从多维视角来看,山西省农村居民存在多维贫困现象,考虑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严重。东部太行山区与北部高寒冷凉区的饮用水问题也比较严重,北部高寒冷凉区相比其他两个地区其教育问题较为突出,北部高寒冷凉区与西部吕梁山区的住房问题也需要关注。因此,山西今后要从多维度识别和瞄准贫困,针对地区贫困特点予以扶持。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测算、结构分解与精准扶贫

贫困的多维福利剥夺程度高低和持续时间长短是近年来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制定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文章综合Alkire和Foster(2011)提出的多维贫困测算方法和Foster(2009)提出的长期贫困测算方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和暂时多维贫困指数,实证分析了中国的贫困状况,并进行了城乡分解、指标分解和区域分解.结果发现:第一,样本家庭在多维视角下的长期贫困比例要高于暂时贫困,这与单一地从收入角度来分析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的结论恰好相反;第二,对于所有类型的贫困而言,教育年限、医疗保险和健康的贡献度都排在前三位,但健康对于长期贫困人口的贡献度要明显高于暂时贫困;第三,总体看来,农村的多维贫困程度不仅高于城市,而且很多指标的贫困持续时间也要高于城市;第四,从四大区域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长期多维贫困程度要高于东部和东北部地区.     

女性贫困、代际传递与和谐增长

从代际传承角度审视长期贫困的复杂性、持久性,是近年来经济学研究贫困问题的一个新视角.鉴于女性在抚育后代、家庭未来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使我们认识到贫困的代际传递与性别差异存在很强的关联度.贫困女性欠缺足够的营养健康、医疗保障和完整教育,弱化了她们对子女的早期喂养能力与早期教育能力,限制了子女成年后社会竞争力和自我提升能力,抑制了子女未来创造财富的能力发挥.     

贫困线研究综述

本文对当前贫困问题研究所采用的贫困线指标的制定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以促进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完善。本文依次对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主观贫困线以及其他贫困线指标进行了研究,最终得出在贫困研究中适宜采用相对贫困线指标的结论。     

我国农村低收入群体贫困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的分析

旨在考察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内农村低收入人口贫困状况的动态变化,探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宏观层面影响因素与贫困指数之间的定量关系与内在联系。基于GQ模型和（模型,选取具备可分解性的FGT指数,采用1990—2006年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4条低收入标准线对低收入群体的H指数、PG指数、SPG指数和贫困弹性进行模拟。实证结果表明,福建省的经济增长有效减少了绝对低收入人口数量,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却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潜在福利,从而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减少效果。     

科技支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研究——以阜平县为例

科技支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是科技扶贫的重要内容。河北省阜平县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借助科技要素,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环境优势,促进了蔬菜产业转型升级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本文将科技支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归纳为适应当地优势的产业选择机制、以"亲贫性"技术为主的技术供给机制、有利于农户合作的组织机制以及提高应用意愿的技术风险化解机制等。并介绍了科技促进阜平县蔬菜产业发展的主要做法及成效,结合科技支撑蔬菜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科技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建议。     

Poverty dynamics in rural China revisited: do assets matter?

This paper uses an asset-based approach to examine poverty dynamics in rural China over the period 1989–2006. The analysis documents a significant structural component in the poverty dynamics of households. The lack of profitable agricultural asset accumulation plays an unneglectable role in causing households to be trapped in persistent poverty. The escape from poverty is increasingly dominated by stochastic upward mobility rather than by structural movement in terms of asset accumulation. This could threaten the prospect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China. It is argued that future reform and policy-making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building households’ asset b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