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视域下我国社会组织品牌管理的困境与路径探析

随着我国政府部门职能转移以及人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近年来我国第三部门呈现爆发式的发展状态,大量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并在我国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公益领域内的竞争日趋激烈,社会组织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步显现,例如品牌识别度低、慈善不足、内部治理不善、公信力缺失等问题,这都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组织自身乃至整个公益事业的发展。随着国际社会品牌管理理念在非营利领域的应用,我国社会组织也开始尝试运用品牌管理的方法来提升组织资源动员的能力和公信力的重塑。文章针对我国当前社会组织面临的发展困境,结合国外品牌建构的IDEA经典模型,从品牌完整性、民主性、伦理性、亲密性四个维度尝试探索我国社会组织品牌管理的实现路径。     

公益慈善组织会计信息披露探析

在第三次分配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公益慈善组织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但是,频繁爆出的会计信息披露相关的慈善组织丑闻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益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通过建立统一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外部监督以及完善慈善组织会计信息披露的内部监督能够有利于提升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促进慈善组织健康发展。     

论第三次分配的必要性、困境与出路

第三次分配弥补了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在统筹效率与公平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第三次分配的基础和核心在于慈善捐赠,但我国慈善组织自身发展不足、相关配套政策法规缺失和社会公众慈善意识淡薄等制约着第三次分配在减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的功效。要突破第三次分配的困境,应从创新慈善组织发展模式、构建相适应的制度与规则、培养公民现代财富伦理观念等方面着手。     

第三次分配内涵及优化路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第三次分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目前我国的第三次分配还面临慈善捐赠意识不足、激励力度较弱、财产税缺失、捐赠使用不透明以及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应完善激励机制,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加快财产税改革,适时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提高信息透明度;完善监管制度建设,规范慈善组织行为。     

缺失与重构：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角色探析

非政府组织是农村社区多元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目前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因资金来源匮乏、能力缺失、公信力不足等重重阻碍，步履维艰，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针对问题寻求解决路径，对促进服务农村社区非政府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以及农村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十分迫切。     

新疆部分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公信力提升对策探析——以新疆南疆地区为例

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普遍弱化的问题,本研究从新疆南疆农村基层组织公信力弱化的原因着手,提出提升南疆农村基层组织公信力整体水平应通过强化干部队伍建设、优化公共政策和强化公共参与来提升基层组织干部人格公信力、公共政策执行公信力和民主建设公信力,最终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公信力的整体水平。     

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公众利用网络这个载体关注公共事件的热情日益高涨,网民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和理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网络热点公共事件在短时间内就引起了广大公众的深切关注,政府公信力一度受到削弱和质疑。因此,探究网络时代我国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以及如何提升政府公信力,将是一项艰巨而又有价值的课题。     

制度嵌入、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慈善的价值共创——基于山东省W村的田野调查

提升社区慈善组织化进而实现价值共创有利于提升民生福祉、助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本文融合价值共创理论与嵌入性理论，提出“制度—组织—价值”的分析框架，剖析山东省W村社区慈善价值共创的制度嵌入机制。研究发现：农村社区慈善组织化面临治理资源匮乏、治理主体流失、慈善内生秩序弱化的发展困境；信用制度嵌入通过信用基金筹集、运行规则设置与自治机构再造，将资源、规则与主体嵌入社区慈善价值共创过程，在提升社区慈善组织化的基础上，以资源动员建构价值共识、以规则下沉规范价值共生、以主体再造助推价值共赢，最终以慈善的直接效应、强化效应以及扩散效应创造了个人福利价值、社区共享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本文拓宽了价值共创与嵌入性理论的应用领域，制度嵌入的机制呈现对发展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社区慈善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慈善事业 推进社会和谐

慈善事业是一项社会事业,它的发展需要有一种社会氛围,也就是需要有公民慈善意识和社会慈善价值观的支撑。为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在更新观念、弘扬慈善文化、加强慈善教育及为慈善家提供宽松的慈善环境等方面加大力度。     

互联网时代检察机关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路径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成为社情民意的重要表达平台。一方面,网络自身的特点使网络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可能对司法公信力产生冲击。另一方面,我国法治建设与社会转型期,社会信用体系受到严峻挑战,司法现状与民众期望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司法公信力缺失的现状也不容忽视。因此,"互联网+"时代,检察机关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中西方比较视角下我国慈善捐赠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慈善事业已经成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急需一套健全并适合中国国情的慈善捐赠模式。文章旨在对中西慈善捐赠存在的差异进行相应的分析，从而发现我国慈善捐赠的问题所在，并试着探索出一条走出困境的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     

注册会计师信用缺失的外部原因探析

随着国内外一系列会计信息虚假问题的暴露，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的社会公信力遭到严重破坏，信用危机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导致注册会计师信用缺失的原因很多，本文仅对影响注册会计师信用缺失的外部原因进行分析。     

当前中国慈善事业的运行基础——观念·政策·组织

文章从观念、政策和组织三个维度对当前中国慈善事业的运行基础做了深入剖析。研究认为,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慈善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不难看到,其尚处于起步阶段,观念、政策和组织都存在明显缺陷。客观地讲,国人慈善观念尚未固化,并随社会思潮呈现摇摆多元态势。与之对应,政策在慈善事业的市场和社会准入问题上审慎而犹疑。这种有限取向,在引致种种慈善乱象的同时,业已无法适应国内日益旺盛的慈善需求。尽管2010年以来,中央及部分地区频频出台各种利好政策,但慈善发展的政策环境依旧不容乐观。在国家让渡出的有限空间中,行政化路径仍是慈善落实的主流选择。市场化和社会化逻辑虽做部分探索,但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合法性及可持续困局,各种社会争议也总是如影随形。区别于李昌平等所倡导的由"垄断慈善"走向"竞争慈善",政策演进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提醒我们:慈善事业由国家而社会的转移并不顺利。中国慈善事业迎来的将是一个垄断与竞争长期并存的双轨时期。     

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与审计监督——由“郭美美＂等系列危机事件引发的思考

以当前慈善组织面临的信任危机为背景,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与审计监督的理论上的合理性进行了探讨,并提供一些关于加强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与审计监督的着力点。     

加强诚信环境建设重塑社会审计公信力

社会审计，它发端之初就在其商业抱负与对公众利益的承诺间存有冲突。整个行业的发展，就一直在这种冲突中奋争着，既要维持护独立价值的神圣性，又要保护自己的商业竞争力。由于竞争的压力，追求商业利益而牺牲对公众利益的承诺似乎变得越来越明显。近几年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相继发生的“琼民源”、“红光实业”、“亿安科技”、“银广夏”等一系列审计失败案例就是极好的证明。一连串的审计失败，一方面严重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使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社会公信力遭受重创。公众的信心是不易获取的，正如Benjamin Franklin所说的：“玻璃、瓷器和名誉最易破碎，而且再也不易复原。”要想重建公信力，就必须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笔者认为，在当前普遍存在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开展诚信环境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行政法视野下的政府公信力问题研究

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政府信用被公众评价的结果就是政府公信力,而政府公信力的高低直接影响政府的合法性和政府行为的可接受性。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弱化现象和差序政府信任现象。基于此,需要对我国公信力的有关问题进行理性分析。文章从法律的角度对政府公信力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对政府公信力基本理论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探讨了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效路径。     

构建慈善事业社会治理模式

本文对中国慈善组织失灵现象进行分析,从慈善组织的生成机制上究其原因,提出建构慈善事业的社会治理模式,即形成一种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积极合作、公平竞争的关系。     

农业企业化:必然性、模式选择及对策

我国小规模农户具有许多组织和行为缺陷,并造成其作为农业发展微观基础的效能缺失。企业和小规模农户相比,具有组织、行为及效能优越性。因此,推行农业企业化是我国农业微观经营与组织创新的必然选择。我国推行农业企业化应按照两条线索,在3个层面上展开,构建农业企业化三元结构发展模式,并采取相应对策。     

代管不越权 代发不越界

近年来，慈善救助、帮困助学、教育奖励等社会公益活动倍受村民们关注。溧阳市埭头村里那些民营企业家们帮困解难、爱心捐助之举时有，民间光彩慈善公益行动蔚然成风。他们在村两委会的牵头组织下，成立了埭头村公共光彩慈善基金会，由村内相关民营企业家自发、自愿、自捐爱心基金。     

中消协将重点关注农村消费者

2009年，全国消协组织以“消费与发展年”主题为主线，采取十大举措继续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和指导、对商品和服务的社会监督、受理消费者投诉及救助工作，提高消协组织消费维权工作能力、社会公信力和对外影响力，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作出新的贡献，并重点关注农村消费着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