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适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适用法律的范围，一直是国际法学界存在争议的问题。国内学术界的“遏说”似乎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审理案件时所适用的法律仅限于WTO协议的有关规定，一般国际公法并不能作为WTO争端解决机制所适用的法律渊源，而仅能作为“解释性渊源”。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WTO《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谅解书》及有关WTO争端解决实践的误读。为确定WTO争端解决机制所适用的法律，就需要对WTO专家组的“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法律解释”这三个概念进行必要的区分。     

试论WTO的先例制度

国际法院排斥先例,但由于争端解决途径的一元化、强制管辖权的确立及裁决的强制执行力,WTO事实上认可先例制度,GATT/WTO的既往实践也不排斥这一制度.WTO中确立先例制度有助于WTO在稳定性和灵活性之间保持适度弹性,有助于WTO争端解决机制效用的发挥.     

试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

世贸组织设有专门的贸易争端解决机构.该机构规定了严格的争端解决程序和时限,明确对贸易争端的强制管辖权,保障争端裁决者的权威与公正,并赋予协议规则解释权,强化争端裁决的执行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WTO争端解决机制具有显著的司法化特征.它对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作用.     

“法庭之友”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合法性分析

本文依据DSU和《上诉机构工作程序》的相关规定,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两方面分析其接受法庭之友书状的合法性,从而得出结论,专家组接受法庭之友书状法源有力,而上诉机构接受法庭之友书状法源无力。     

浅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适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适用法律的范围,一直是国际法学界存在争议的问题.国内学术界的"通说"似乎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审理案件时所适用的法律仅限于WTO协议的有关规定,一般国际公法并不能作为WTO争端解决机制所适用的法律渊源,而仅能作为"解释性渊源".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WTO<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谅解书>及有关WTO争端解决实践的误读,为确定WTO争端解决机制所适用的法律,就需要对WTO专家组的"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法律解释"这三个概念进行必要的区分.     

"法庭之友"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合法性分析

本文依据DSU和<上诉机构工作程序>的相关规定,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两方面分析其接受法庭之友书状的合法性,从而得出结论,专家组接受法庭之友书状法源有力,而上诉机构接受法庭之友书状法源无力.     

论我国如何运用DSB解决贸易争端

近年来我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反倾销的最大对象,但由于对WTO下的争端解决机制缺乏深刻的了解,未能有效运用其争端解决机构(DSB)来处理争端,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本文中通过对DSB相关程序的介绍,进而分析我国运用其解决争端的可行性,并提出若干对策.     

NAFT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实践、问题与建议

NAFTA实施十年来，已有32件“投资者诉国家”的投资争端。在实际案例的仲裁中，仲裁法庭对传统的概念有新的解释，同时，各仲裁法庭对一些实质性标准的解释互有矛盾。这反映了该机制存在的问题，应在程序、机构和条款解释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功能

市场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健全的经济调节机制。WTO争端解决机构是世贸组织得以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机构，WTO争端解决机制是维护成员国权益的一种有效手段。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功能在强制管辖权、专家组程序、上诉程序、执行等方面得到了增强。但是，还不能说它就是完善而成熟的，它还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并且这些不足已经引起愈来愈多的法律人士的关注。     

论我国如何运用DSB解决贸易争端

近年来我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反倾销的最大对象，但由于对WTO下的争端解决机制缺乏深刻的了解，未能有效运用其争端解决机构(DSB)来处理争端，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本文中通过对DSB相关程序的介绍，进而分析我国运用其解决争端的可行性，并提出若干对策。     

WTO争端解决机制专家组职权范围实证研究

本文围绕WTO争端解决机制专家组管辖范围这一主题,就WTO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所适用和发展的相关规则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大量关于DSB专家组程序相关案例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进行比较,总结专家组在各类案件中针对相关规定理解和运用的不同标准,目的在于对成立专家组的请求的条件（主要体现在DSU第6.2条中）进行研究。之后通过对中国作为申诉方参与WTO争端解决活动的实践经验,分析中国的诉请因是否符合DSU第6.2条而成功或不成功的原因,进而较为准确地把握专家组对于申请列入其管辖范围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提出笔者关于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活动应该注意的问题的建议。     

韩国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与启示

有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正当利益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课题。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在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其经验对我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本文分析韩国参与WTO争端解决的概况与特点,提出中国在早期应借用外部智力,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程序,边干边学,结合利用报复措施,缩短争端解决时间。     

国际投资领域中的“国民待遇”解析?——基于两个典型案例的改革思考

世界贸易组织（WTO）体系与投资协定领域中的“国民待遇”条款存在差异,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仲裁庭在援引WTO规则时存在不同的解释方法,加上仲裁庭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国际投资仲裁的裁决存在不一致性,使ICSID等国际仲裁机构效力下降。投资仲裁中关于“国民待遇”解释的分歧,主要在于怎样用“竞争”概念来确定外国投资者与本国经营者是否处于“相似情形”。ICSID的权威性已经受到挑战,投资仲裁急需改革;应在WTO体系下建立统一的多边国际投资规则,使仲裁庭在援引WTO相关规则时能做出准确的、统一的解释。     

析WT／DS379案中的“公共机构”之认定

2011年3月，WTO争端解决机构上诉机构对中国诉美国反倾销与反补贴措施案做出了最终裁决，上诉机构推翻了此前专家组对（SCM协定》第1．1（a）（1）条下的“公共机构”的认定，支持了中方的有关主张，认为“公共机构”的概念不应被简单概括为“由政府控制的任何实体”，应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将以本案中“公共机构”的认定为切入点，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进行一定分析并做简要评析。     

论反倾销中损害确定的随意性及其抑制

确定损害的存在是利用反倾销法制裁倾销行为所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之一。虽然反倾销协定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由于该问题的敏感性、在具体细化标准上缺乏明确规定以及主要贸易大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各国在损害确定的问题上仍然表现出相当大的随意性。本文通过对损害确定条款的分析,具体介绍了损害确定中随意性的若干主要表现,并结合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损害确定条款的解释,详细阐述了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损害确定随意性的抑制,同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对我国反倾销实践的启示。     

探析WTO争端解决机制"专家组程序"的若干问题

专家组在WTO 争端解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遇到了不少问题。文章讨论了专家组的成立及其对争端案件的受理，专家组获取资料的权利，以及专家组与上诉机构的关系等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试论遵循先例原则与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常被视为是乌拉圭回合协议中最根本的变化和主要成就之一。在过去十几年的实践中,它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弊端。其中,关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是否具有先例的效果问题就存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悖论。本文通过考察WTO规定和实践,提出将遵循先例原则纳入WTO争端解决程序的合理性。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报复制度的缺陷及改革

WTO争端解决机制被喻为WTO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中的＂皇冠上的宝石＂和WTO多边贸易体系的＂枢纽＂,可见争端解决机制是整个WTO法律体系的核心。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报复制度作为救济措施之一,长期以来,因其自身所存在的诸多缺陷而备受争议,WTO成员及学者也为此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从实践功能及文本规定两方面分析了报复制度所存在的缺陷,并对WTO成员及学者对其所提出的改革建议进行了评价。     

墨西哥诉中国服装和纺织品补贴案案例评析

2012年10月提交到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墨西哥诉中国服装和纺织品补贴措施案,是在WTO层面上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提起的首次直接针对服装和纺织品的贸易争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文章首先介绍了该案发生的背景以及案件发展流程,随后以政府财政资助、补贴专向性、产业严重侵害等几个争议点为角度对该案做出深入分析,最后对该案未来发展以及中国应对WTO贸易纠纷案件提出建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WTO、其他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

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之间的比较,在争端解决机制上的不同,在其制度产生的背景的分析下,得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执行程序、常设的争端解决机构、惩罚制度上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