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如何运用DSB解决贸易争端

近年来我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反倾销的最大对象,但由于对WTO下的争端解决机制缺乏深刻的了解,未能有效运用其争端解决机构(DSB)来处理争端,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本文中通过对DSB相关程序的介绍,进而分析我国运用其解决争端的可行性,并提出若干对策.     

墨西哥诉中国服装和纺织品补贴案案例评析

2012年10月提交到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墨西哥诉中国服装和纺织品补贴措施案,是在WTO层面上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提起的首次直接针对服装和纺织品的贸易争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文章首先介绍了该案发生的背景以及案件发展流程,随后以政府财政资助、补贴专向性、产业严重侵害等几个争议点为角度对该案做出深入分析,最后对该案未来发展以及中国应对WTO贸易纠纷案件提出建议。     

论我国如何运用DSB解决贸易争端

近年来我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反倾销的最大对象，但由于对WTO下的争端解决机制缺乏深刻的了解，未能有效运用其争端解决机构(DSB)来处理争端，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本文中通过对DSB相关程序的介绍，进而分析我国运用其解决争端的可行性，并提出若干对策。     

论反倾销中损害确定的随意性及其抑制

确定损害的存在是利用反倾销法制裁倾销行为所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之一。虽然反倾销协定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由于该问题的敏感性、在具体细化标准上缺乏明确规定以及主要贸易大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各国在损害确定的问题上仍然表现出相当大的随意性。本文通过对损害确定条款的分析,具体介绍了损害确定中随意性的若干主要表现,并结合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损害确定条款的解释,详细阐述了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损害确定随意性的抑制,同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对我国反倾销实践的启示。     

浅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适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适用法律的范围,一直是国际法学界存在争议的问题.国内学术界的"通说"似乎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审理案件时所适用的法律仅限于WTO协议的有关规定,一般国际公法并不能作为WTO争端解决机制所适用的法律渊源,而仅能作为"解释性渊源".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WTO<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谅解书>及有关WTO争端解决实践的误读,为确定WTO争端解决机制所适用的法律,就需要对WTO专家组的"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法律解释"这三个概念进行必要的区分.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探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探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参加建设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其建设进程将为中国参与区域贸易合作与发展积累经验。争端解决机制是任何区域贸易安排必须重视的制度建设的一部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既有WTO成员方亦有非WTO成员方,因此,该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保障,2004年11月双方正式签署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是解决成员间争端的法律依据,意义极为重要。     

韩国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与启示

有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正当利益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课题。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在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其经验对我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本文分析韩国参与WTO争端解决的概况与特点,提出中国在早期应借用外部智力,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程序,边干边学,结合利用报复措施,缩短争端解决时间。     

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借鉴及建议

2005年1月1日,<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以下简称<争端解决协议>)开始生效,为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之间贸易争端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从5年来的实践看,该协议在争端主体的限定、选择管辖机制、仲裁庭组成人员条件设置和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相协调等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亟待完善.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适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适用法律的范围，一直是国际法学界存在争议的问题。国内学术界的“遏说”似乎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审理案件时所适用的法律仅限于WTO协议的有关规定，一般国际公法并不能作为WTO争端解决机制所适用的法律渊源，而仅能作为“解释性渊源”。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WTO《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谅解书》及有关WTO争端解决实践的误读。为确定WTO争端解决机制所适用的法律，就需要对WTO专家组的“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法律解释”这三个概念进行必要的区分。     

WTO“法庭之友”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WTO当前的文本协议中并没有“法庭之友”明确规定,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一些争端案件中已经认可“法庭之友”。“法庭之友”之所以能够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出现并且逐步得到认可,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原因包括：全球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WTO对公开、透明的价值追求,美国、欧盟等成员方的积极推动,与当前DSU规则的非冲突性以及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法庭之友”的肯定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