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文化生活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通过抽样调查,对2015年无锡市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态进行调查和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无锡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渴望度高,且不受学历、性别和身份限制。从收入看,他们已经具备基本的文化生活条件,但是休闲时间的缺乏和社会供给的不足是约束其参加文化生活的瓶颈。     

农民工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及代际差异研究——采用CHIPS、CLDS和CGSS微观调查数据的组群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其消费行为一方面受过去农村生活习惯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影响。采用2002—2015年CHIPS、CLDS和CGSS微观调查的混合数据，利用组群方法构建“伪面板”进行系统GMM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家庭消费存在对即期收入的过度敏感性；由于消费习惯处于从农村居民消费模式向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转型中，农民工家庭消费没有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效应，但存在显著的外部习惯形成效应；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消费受到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示范效应的影响更大，表现出更强的外部习惯形成效应。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收入、提供住房保障和职业培训、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加快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等促进农民工消费习惯的城镇化转型。     

西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征与城市化的政策响应研究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就业-定居-生活”城市化过程中,其城市就业特征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状态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对以陕西省为重点的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情况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趋于多样化,服务业的就业吸纳潜力巨大;就业城市规模选择偏好于所在省份的大中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在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方面存在显著的需求;城市就业收入成为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多数家庭年收入处于城市中低收入范围;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保障受到极大忽视。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目标来看,需要从发展战略与规划方面做出的城市政策响应包括：提升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吸纳能力;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城市居住为核心促进农民工公平公正地城市化进程;加强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保障和城市化需求的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特点、困境及其路径研究

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占据着较高的市场容量,其消费极具潜力。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在呈现出个体消费的有限性、群聚性和低廉性,专项消费需求增加,消费方式多元化及二元性等特征的同时,面临着消费水平低、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的制度保障不足、消费信心缺乏,对消费环境认识不足、消费质量不高,消费理念相对传统与消费缺乏理性并存等困境。提升就业质量、提高收入水平,加强制度建设、引导消费预期,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质量,加强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树立科学的消费观等就成为解决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困境的路径选择。     

学习成本、同群效应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提高他们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认知度。本文运用广东省东莞市与昆山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学习成本、同群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综合认知度位于中等偏下水平,加班、工作强度以及从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的学习成本,对政策认知度产生负向影响。企业与社区的政策宣传、农民工之间的政策谈论、农民工加入正规组织产生了农民工之间的正向同群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有正向影响。出生年代、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被首次写入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伴随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深层次矛盾的不断加剧,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在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问题主要表现的基础上,分析了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问题的主要根源,提出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问题的对策思路。     

企业文化融入职业院校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思考与实践

新生代农民工要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缺乏的不只是技术,还需要拥有企业文化素养。在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融入企业文化元素,有利于培养新生代农民工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正确的价值观,有利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管理环境的适应能力,有利于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敬业精神,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吃苦耐劳精神的养成。在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融入企业文化的途径主要有进行专业行业调研、加强企业文化教育的课程实施、促进企业文化与教学管理相结合、加强校企合作进行企业文化渗透等。     

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需求亟待关注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新生代农民工已达1亿,占全部农民工的60%。陕西省渭南市是经济、金融欠发达地区,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手段,每年有近100万人外出务工,其中绝大多数为新生代农民工。据对全市1000名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情况反映,由于生活环境、文化层次、消费理念等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金融需求与其父辈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决定其获得金融服务的难度也在加大,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广东农村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现状分析--从生活满意度观照老年人生活质量

本文从广东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角度观照老年群体的生存状态，通过对满意度指标状况特别是存在问题的分析，探讨当前农村养老问题的症结及出路。广东农村老人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较高，特别是对家庭的满意度最高．而经济收入、文娱体育、医疗保健则是农村老人相对不满意的三个方面。“经济收入”、“医疗保健”的不甚满意是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状态的反映，在农村全面实施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农村老人社会保障水平，是提高农村老人生活质量，解决生活满意度问题的根本途径；“文娱体育“的低满意度，是农村文娱设施太少、老年人劳动时间过长和自身素质低下的结果。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农业人口的文化水平，是提高农村老人群体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的另一条途径。     

基于社区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防控机制研究

截至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占中国农民工总量2．3亿中的六成以上,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特征,分析犯罪形成的内外因素,从文化融入、培训管理、精神干预和法制教育四个方面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的理想模式,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制度认可之下的社会认同,从而有效地防控其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市民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问题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存在着认识不足、意识淡薄;参保率低、退保率高;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建设;建立完善的网络信息平台;提高农民工和企业对养老保险的认识;完善转移接续机制;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的有效衔接.     

第二代农民工权益保障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又称"二代农民工"、"民二代",主要是指"80后"、"90后"的群体,年龄从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第二代农民工的出现,尤其是今年以来,富士康跳楼系列事件和台州民工相约自杀事件的出现,更让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成为了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第二代农民工权益保障面临着: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等一系列问题。要真正将农民工权益保障落到实处,必须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监管法律的实施,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新机制、新方法,各级工会进一步加大切实维权的力度。     

近年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开始出现,90年代中后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与80年代初期进入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与特点、社会融合、市民化进程、社会保障等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研究——基于东莞与昆山的调查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实施效果离不开农民工的政策认知.本文通过对东莞与昆山两地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的日常认知度、习得型认知度、交往型认知度的平均分值较低,而权利主张型认知的平均分值位于中等偏上水平,政策认知度的综合评价得分位于中等偏下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对政策认知的当期效用评价低、对政策认知的机会成本高、负向同群效应以及组织化程度低是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的主要制约因素.     

异质性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研究

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是合理分析其公共文化服务利用的前提。利用安徽、江苏、浙江三省的调研数据,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探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利用的因素。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经济因素(家庭年收入、平均月薪)、家庭因素(共同居住人口数、子女数)和认知因素(了解程度和了解渠道)对新生代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利用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且影响程度表现出一定的次序性;相对于非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利用程度则偏低。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与城市适应研究

与以往研究只强调农民工返乡创业不同,通过调查认为创业取决于创业的制度环境、个人素质和创业机会等,不管是在农村创业还是在城市创业,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在城市中创业成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结合学者将城市适应划分为社会适应、文化适应、心理适应和经济适应,探讨了创业与城市适应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可以提高经济资本,是城市适应的基础;可以增加社会资本,是城市适应的保证;可以提升文化资本及心理认同,是城市适应的归宿。因此,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以创业地域多元化和制度的开放性、实施资产社会政策和制定更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路径研究

文章对学界近年来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涵义、价值、困窘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认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路径主要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改善政治参与的物质条件;建立和完善制度体系,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优化政治文化,营造和谐的政治参与氛围;加强自身素质建设,提高政治参与能力;扩展新的有效政治参与平台。     

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的社会融合,特别是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融合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中国农民工这一群体中分化出来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具备社会融合的客观条件,他们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均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是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实际社会融合程度仍不容乐观。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对于"市民"身份的认同。文章对自我角色认同这一表征进行了多分类无序变量的逻辑回归分析和交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文化水平、收入、婚姻和行业等因素。在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各项基本权利的政策建议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意见,以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市民"身份的认同程度,早日实现农民的社会融合。     

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关系不和谐之消弭——以“两欠”贵州为典型个案

从＂两欠＂贵州发展的实际出发,旨在揭示城乡二元结构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形态,并着重探讨两者之间的不和谐、不协调乃至矛盾与冲突。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态度评价看,呈现出彼此＂肯定＂的倾向,但同时又存在着明显的＂对立情绪＂,进而造成双方的排斥性心理;从矛盾冲突看,表现为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不信任、相互排斥;从失调原因看,主要源于社会互动有限、利益冲突明显、政策歧视存在、＂二元心理＂突出。提出认真理顺工作思路,坚持科学决策;校正舆论导向,营造社会氛围;优化管理体系,提高服务水平;深化制度改革,消除政策排斥等方面的对策及建议。     

对中等收入阶层科学消费趋势的研究

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尤其在汽车、住房、文化、理财等领域的消费比重不断增长,已呈现科学消费的趋势.引导其进行科学消费有利于改善阶层构成、优化消费结构、提高社会活力与发展经济生活.促进中等收入阶层进行科学消费,可以从改进消费方式,完善消费环境,启动消费信贷,调整消费政策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