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形成、信息鸿沟与异质福利——基于中国地区层面居民信息消费数据的数值模拟分析

本文尝试将消费习惯引入信息消费增速提升的福利效应模型,并以此模型为基础,运用1992~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信息消费数据,测算了信息消费增速提升给中国不同区域城镇居民带来的差异福利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内部习惯特征对中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福利效应具有显著影响。引入习惯特征后,信息消费增速提升1%相当于在其未来无限生命期界内每年补贴0.27%~26.05%信息消费产品或服务;第二,无论是同质性偏好还是异质性偏好假设,四大板块中的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福利效应均高于东部地区,区域间信息鸿沟转化为福利差异。因此,在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同时,应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力度。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在考察旅游需求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选择1994-2008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利用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不仅受自身收入、消费习惯等因素的制约,而且受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收入弹性大,人均可支配收入仍是其旅游消费的最大制约因素;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有显著的不可逆性,＂棘轮效应＂明显;城镇居民旅游消费行为对农村居民有显著的＂示范效应＂。此外,农村居民居住消费对旅游消费有＂挤出效应＂。因此,在继续重视增加农民收入、拉动旅游消费的同时,可通过培养其良好的消费习惯、建立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正面示范机制,发展农村旅游休闲消费。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特点、困境及其路径研究

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占据着较高的市场容量,其消费极具潜力。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在呈现出个体消费的有限性、群聚性和低廉性,专项消费需求增加,消费方式多元化及二元性等特征的同时,面临着消费水平低、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的制度保障不足、消费信心缺乏,对消费环境认识不足、消费质量不高,消费理念相对传统与消费缺乏理性并存等困境。提升就业质量、提高收入水平,加强制度建设、引导消费预期,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质量,加强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树立科学的消费观等就成为解决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困境的路径选择。     

西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征与城市化的政策响应研究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就业-定居-生活”城市化过程中,其城市就业特征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状态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对以陕西省为重点的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情况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趋于多样化,服务业的就业吸纳潜力巨大;就业城市规模选择偏好于所在省份的大中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在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方面存在显著的需求;城市就业收入成为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多数家庭年收入处于城市中低收入范围;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保障受到极大忽视。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目标来看,需要从发展战略与规划方面做出的城市政策响应包括：提升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吸纳能力;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城市居住为核心促进农民工公平公正地城市化进程;加强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保障和城市化需求的关注。     

不同文化少数民族消费习惯差异研究——以回族和藏族为例

以文化和消费行为理论为指导,实证分析了回族和藏族城、乡居民当期消费决定中的收入和消费习惯因素。结果发现:回族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既受到以往的消费习惯的影响,也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而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则主要受以往消费习惯的影响。藏族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主要受当期收入水平的影响,但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则主要受消费习惯的支配。回族和藏族农村居民消费习惯存在文化上的显著差异性,回族居民比藏族居民消费更加激进,消费欲望更加强烈。     

省域城镇居民消费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相邻省份间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存在空间相关性,而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因素也可能存在空间效应。利用30个省市1999—2008年的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析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因素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价格指数的空间作用也非常明显。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分析——基于1978～2004年的数据

根据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运用中国1978～2004年的数据构造了城镇居民的消费函数，研究了消费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结论表明：可支配收入依然是解释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变量，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收入主要是持久性收入；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影响很大，起主要作用的是劳动收入的不确定性；利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很小．而且在统计上不显著。     

基于相对收入假说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探析

依据相对收入假说理论,通过分析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联动效应,分别研究相对收入假说构架下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棘轮效应",同时,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示范效应"。基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这两种效应,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社会交往与城镇居民对农民工认同度实证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化是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文章从社会交往的角度,分析了社会交往与城镇居民对农民工的认同感的关系。研究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社会交往情况对农民工的认同程度有显著的影响,而婚姻状况、收入、管理层次对农民工的认同程度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提高城镇居民对农民工的认同感,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应加强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     

山西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协整研究

利用1990－1998年的季度资料，对山西城镇居民消费与可支配收入裼 关系进行了协整研究。结果表明：1990－19996年期间，山西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这期间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是收入提高引起的；1997年后，这种均衡关系不复存在。     

农民工工作状态与健康的实证研究

基于ＣＦＰＳ数据,运用有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分析我国当前农民工的工作状态满意度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工作状态满意度对农民工的健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工作状态满意度的四个主要维度作用上看,工作收入满意度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最为明显。从工作环境满意度对于健康的边际影响来看,对于农民工的影响小于对于城市职工的影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工作环境满意度对第二产业农民工健康的影响作用最大,而对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来说,工作收入满意度仍然对健康影响作用最大。     

自雇农民工的经济同化强于受雇农民工吗？——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决定因素与高质量经济同化

新时代的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市民化提出了高质量要求，农民工与城镇职工高质量的经济同化是其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合的物质基础。利用CLDS2014和CLDS2016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较低、迁移时间较长、社会资本较多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可能性较大；自雇农民工相比受雇农民工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较容易实现与城镇职工（平均水平）的经济同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大于户籍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工由受雇到自雇的职业转换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从高质量经济同化看：自雇农民工不但初始收入低于自雇城镇职工，且收入增速相对较慢，与自雇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扩大，难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同化；而受雇农民工的初始收入虽然也低于受雇城镇职工，但收入增速相对较快，与受雇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缩小，具有经济同化的趋势。自雇农民工难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同化，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社会资本质量不高以及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等导致其大多从事被动的生存型创业。为此，公共政策应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质量以及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机制等，鼓励农民工积极自主地进行机会型创业，并对自雇农民工和受雇农民工实行差别化的市民化促进政策。     

农民工汇款如何影响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来自江苏和安徽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江苏和安徽两省进行的农户调查数据,讨论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与没有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的农户的健康、住房和其他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份额更低,食品和衣着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的份额更高。其他各类别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份额,在收到汇款的农户和没有汇款的农户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汇款主要被农户用于当前消费性支出,而不是投资性支出。     

农民工对新农村建设影响的实证研究

作为连接城乡的纽带,农民工群体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工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凸显。但从社会地位来看,农民工群体处于一种＂底层精英＂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们在城市社会中处于社会的底层;另一方面,在农村社会中,他们却属于精英群体。农民工对新农村建设包括新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政治建设和新农村文化建设三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农民工群体生活状态与态度研究——基于重庆的调查分析

根据对重庆市的抽样调查,较低的收入和消费、较少的社会资源、相对封闭的人际交往,是目前大多数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贫富差距大、社会存在诸多不公平”是农民工较为一致的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提高经济收入、希望家庭和睦是农民工最迫切的需求;“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对未来的预期。农民工因职业分化而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分化进一步导致社会意识多样化;大多数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应加快“稳定就业和稳定居住基础上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通过制度创新保障社会阶层边界的开放性,加快各阶层流动,进而缓解阶层冲突。     

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关系不和谐之消弭——以“两欠”贵州为典型个案

从＂两欠＂贵州发展的实际出发,旨在揭示城乡二元结构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形态,并着重探讨两者之间的不和谐、不协调乃至矛盾与冲突。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态度评价看,呈现出彼此＂肯定＂的倾向,但同时又存在着明显的＂对立情绪＂,进而造成双方的排斥性心理;从矛盾冲突看,表现为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不信任、相互排斥;从失调原因看,主要源于社会互动有限、利益冲突明显、政策歧视存在、＂二元心理＂突出。提出认真理顺工作思路,坚持科学决策;校正舆论导向,营造社会氛围;优化管理体系,提高服务水平;深化制度改革,消除政策排斥等方面的对策及建议。     

基于社区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防控机制研究

截至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占中国农民工总量2．3亿中的六成以上,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特征,分析犯罪形成的内外因素,从文化融入、培训管理、精神干预和法制教育四个方面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的理想模式,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制度认可之下的社会认同,从而有效地防控其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城乡居民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针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高位徘徊、消费结构二元并行格局的研究要突破收入数量视角,从收入性质视角予以深刻剖析。基于经典消费理论核心思想,引申出收入的暂时性、流动性、相对性、可预期性和跨期支配性等性质,并采用1991—2013年中国29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模型实证分析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收入量既定的条件下,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向上流动幅度大于城镇居民,才能使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农村居民对正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倾向于抑制,而对负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则存在棘轮效应;农村居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弥合效应。因此,在增加农民收入数量的同时,也应注重其收入性质的改善,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消费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