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纸制品消费趋势:城市化增长的效应分析和预测

基于对近期未来的人口―经济增长的预测,分析了城市化增长对未来纸制品消费的影响.用"自相关误差回归"的方法检验人口和城市化增长的不同发展路径对于纸制品消费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对纸制品消费影响很大,更快的城市化进程,相应的影响会更强烈.比较人口变量和经济变量,城市家庭经济因素相对更加明显.在近期的未来,随着纸制品消费的增加,其对环境污染的压力也会增大.     

城市化与潜在增长率:基于长期视角的增长效应评估

从单个国家不同阶段的纵向来观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强弱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横向跨国对比来看,不同国家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存在统一的范式,城市化既可能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未来城市化的速度将不可避免地放缓,人口结构也将逐步跨越老龄化的时间窗口,这会对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负面冲击;同时,中国分散型的城市化抑制了创新、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带来的增长效应;中国城市化进程表现出了较强的"中心偏向","中心—外围"式的城市化层级结构扩大了区域差距。     

城市化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逐渐走进大众视野,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也备受关注。本文根据2010-2017年的人口和经济数据,运用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发现各地区经济增长水平显著空间自相关,而城市化水平确实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对于政府进行政策改革、制定城市规划等都具有一定的启示。     

城市化对贵州经济增长的影响

贵州省城市化速度与城市规模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偏低,并且差距有日益扩大之势。最近10年,两者的城市化差距扩大了3.61%。城市化不足使得聚集经济与规模经济无法充分发挥,这阻碍了贵州经济进一步增长。据估算,若贵州加速城市化进程,使主要城市的人口扩大一倍,将拉动G D P 2%的增长。可见深化城市化进程是贵州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陕西城市化进程的测算和分析

城市化是人们生产和生活水平由数量增长到品质提升的过程,本文采用综合指数法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环境五个方面对陕西城市化水平进行测评。     

资源型区域城市化水平、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基于山西1990-2012年的证据

文章运用协整检验与基于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方法对山西省1990-2012年期间的城市化水平、对外贸易依赖度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较大,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发展有着较大的正面影响,经济增长则是城市化的格兰杰原因。同时,还发现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与城市化的冲击的响应则一直保持较低的正向的加速运动,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保持持续性,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用较为滞后。     

中国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流动性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分布形式、分布流动性和模式的研究,来说明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区域城市化转型选择提供依据.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二次多项式关系,且不同城市化时期城市经济增长分布特征不同;其次,随着城市化阶段上升,城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出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论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深以及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城市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速.城市的发展不仅扩大了就业,缓解了人口的生存压力,而且优化了产业结构,充分地配置了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本文试从经济学角度,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简要分析一下城市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上海市未来人口和人力资本的变化趋势分析

利用多状态模型,预测了上海市未来30年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城市化水平,以及人力资本的变化趋势。无论从上海市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还是上海市的人口结构看,一定数量的迁移人口对于上海经济和人口的健康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的经验与数据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90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化伴随着经济增长开始进入全新的高速增长期。充分了解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为政府在制订有关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关政策时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利用我国1978²012年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OLS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提高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且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GDP将增长1.5个百分点。     

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扩大升级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在研究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扩大升级对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1978-2014年相关数据,对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消费需求、消费结构效应及消费需求传导下人口城镇化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人口城镇化质量对消费需求扩大具有正向影响,但受制于消费环境等因素,这一作用效应并非完全显著;人口城镇化质量具备提升消费结构的基础,关键在于释放前期累积的负面效应;人口城镇化质量与经济增长基本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存在通过消费传导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但受制于过去粗放外延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这种正向传导机制发生扭曲,正向促进作用逐渐被负面影响替代。     

云南省城市化水平测算及滞后程度分析

云南省属于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推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始终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提高城市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也是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人口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如何测算城市化水平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滞后程度等问题日益引起广泛的关注。     

上海自贸区的经济溢出效应——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方法

<正>2015年6月6日,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松江校区举行。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张幼文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林桂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王义桅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黄日涵以及来自上海对外经贸大     

舟山群岛新区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基于与上海浦东新区的对比分析

舟山群岛新区是我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与第一个国家级新区上海浦东新区进行比较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本文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三个方面建立起一套符合新区特色的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用上海浦东新区与舟山群岛新区对比,得出舟山群岛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条有舟山群岛新区特色的城镇化发展之路。     

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时空分异与传导路径分析

利用2000〖KG-*4〗-〖KG-*6〗201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时空效应及其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消费、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三个变量的条件下,时间维度上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空间维度上对全国和东部地区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系数为正却不显著;接着分析了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三条潜在传导路径,根据测算的路径强度,发现消费路径和投资路径是新型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但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对经济增长存在阻碍作用,说明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有力推进经济增长还有待时日。     

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协整关系检验和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方法,分时段地对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样本区间内,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并不一致,二者之间有一个由松到紧密的相关联系过程;不同样本区间内,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方向也并不相同,这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与外生性密切相关;目前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互为推进的,着眼于多要素的综合是协调好其二者关系的有效途径。     

人口城镇化与农产品流通产业效率时空耦合分析

人口城镇化快速发展为农产品流通产业效率提升注入了活力,而农产品流通产业效率提升也为人口城镇化快速发展提供了支持,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耦合水平会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利用DEA-Malquist和耦合度模型系统对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份农产品流通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技术效率以及人口城镇化水平的耦合度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流通产业技术效率低和人口城镇化快速发展是同时存在的;农产品流通产业全要素生长率增长是技术进步驱动的,而非技术效率驱动的;农产品流通产业效率提升和人口城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耦合度呈现出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轮动趋势,在不同区域之间具有显著差异。在耦合度较低的区域,应最大化发挥城市溢出效应,全面提升农产品流通产业技术效率;在耦合度较高的区域,要积极促进城镇化发展,加强与电子商务融合,全面优化农产品流通各个环节。     

城镇化进程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山东省临沂市为例

以山东省临沂市为例,城镇化不仅是实现传统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一条可行之路。城镇化生产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基石;城镇化的收入分配是包容性分配的"双刃剑";城镇化创造了包容性交换的市场条件;城镇化促成了包容性消费理念。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包容的因素,在今后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要注意协调好各种关系,清除影响包容性增长的一切障碍。     

中国：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研究

本文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并存的现象。文章认为：人口红利、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是造成中国经济“三高”的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这些因素并不能由宏观经济政策予以调整。文章最后提出了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改革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