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一个基于“三环节”的理论探讨

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是农民工市民化必须经过三个环节,相应地,农民工在三个不同市民化环节都必须具备相应的市民化能力。本文在现有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分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城市就业能力和城市融入能力,并对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三个层面提出了新生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路径和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路径研究

法治建设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新生代农民市民化融合过程中,如何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形成推动市民化融合的有效法治路径,对我国城镇化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建设必要性出发,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法治意识与市民化融合法治进程存在的问题,探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体制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成渝地区的现实分析

随着成渝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有序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目前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三大体制困境:牢固的户籍制度、难以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以及排斥性的社区管理制度。破局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体制困境需要从开创体制新格局、完善政策法律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构建农民工社区服务管理平台等多方面入手,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打造有力的外部环境,奠定坚实的内生土壤。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调查,分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难题及其原因,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社会、经济、制度及自身身心素质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对策建议。     

“虚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间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群体,但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农民工个体能力缺失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市民化自觉意识缺乏群体,在融入城市和安守农村之间面临尴尬的境遇。因此,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处于"虚城市化"状态,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政策需求、意愿驱动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效应

本文基于江苏省36县市的面板数据,通过SYS-GMM方法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政策驱动与市民化意愿驱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以及城市容量对其市民化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策型和意愿型市民化驱动工具均显著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意愿型市民化驱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明显高于政策型驱动。城市容量显著地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的演进进程,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促进了两种市民化驱动的市民化效应,而且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对意愿型驱动市民化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强。城市公共支出与第三产业发展明显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第三产业发展对于人口城镇化或市民化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质与市民化制度创新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经济建设的特殊劳动群体,他们年轻易接受新鲜事物,追求时尚和多样化的生活,他们在城市务工,幢憬着城市的生活,但在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素养、社会歧视性政策等阻碍着市民化的步伐.从社会劳动力供需出发,健全职业素质培训机制,消除城乡二元体制,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覆盖面,拓展利益诉求渠道,将有效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社会资本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研究

作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障碍和组织型社会资本障碍,要化解这些障碍,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城乡二元障碍;必须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参与,构建新型私人社会关系,融入城市社区。     

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学历、工作经验、能力和收入等个人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民化进程,并且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了较大阻力。优化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条件和完善社会制度对促进其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论述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供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的困境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问题是典型的中国特色问题,其演变历程伴随着城乡二元制度的发展而曲折多变。由于制度缺陷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资金困难、素质障碍、资本存量缺失,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陷入权利、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等多重资本贫乏的困境。只有用新的理念,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采取多予、少取、放活和扩容的措施,强化政府外部"赋能"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增能",才能最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角色的转型,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中经济边缘化及其优化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大量新生代农民工涌入城市,他们为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经济的边缘化阻碍农民工市民化,使得农民工成为非农民非市民的"双重边缘人",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城市的未来发展与社会稳定。针对农民工的农民身份与市民身份的分析,研究经济边缘化与身份认同的关联性,进而探寻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策略。     

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分析——基于沈阳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目前,新生代正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的特殊部分,他们带着憧憬和梦想走进城市,在市民化进程中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潜移默化的受到了城市市民的影响.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特征,对于有针对性的提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和对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中小城镇的市民化能力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制度因素的考察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中小城镇的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均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土地处置方式对市民化能力影响最为显著,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和参加社保数量次之,参加培训次数、求助人数和子女上学也有影响,而职业技能、社区参与、工会参加、获得城市户籍和签订劳动合同则没有影响。本文从人力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积累和二元制度改革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城市应向新生代农民工敞开胸怀

<正>新生代农民工走向市民化,才是他们的归宿,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但两代农民工之间的明显差异,迫切需要社会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扎根城市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全社会都要积极帮助他们,从政策、观念和实际待遇各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

利用2013年浙江省9个城市2398份农民工调研数据,借鉴移民融合理论,运用制度学习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结论有:(1)制度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中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均显著,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仅有公平度感知显著;(2)公平度和知晓度感知分别正向调节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秉承了以上结果,老一代农民工仅公平度感知对人力资本存在正向调节,外地农民工仅知晓度感知对社会资本存在正向调节,本地农民工的公平度感知同时存在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调节;(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更为重要。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应在关切农民工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提升的同时,制度设计上应做到"以人为本",而制度执行上应加强农民工主体参与和预见性。     

破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三重”约束的路径探析

2010年中央1号文件特别提出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顺利、彻底地市民化。因此,积极探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并尽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措施就显得尤为迫切。     

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市民化的动因及效应分析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市民化现象日趋凸显,大量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流出地城市或城镇作为未来的定居地。这种选择不仅源自于制度性安排的推动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更是城市现代性、外部结构因素的推拉效应、农民工理性需求和社会认同的心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选择将对"流出地"带来政策导向效应、产业转型驱动效应、人力资源集聚效应和家庭纽带整合效应等一系列影响。     

基于ERG需要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分析

依据ERG需要理论,把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相互关系需要和发展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其发展需要的体现,是新生代农民工迫切需要满足的需求。在县域城镇范围内,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现实的路径选择,应放开县域城镇户籍制度、在县域实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政策和就业培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