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研究

文章从理论上总结扶贫资金支出对农村贫困的减贫效果,构建扶贫资金支出与农村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扶贫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的研究假设,以宏观调查数据度量我国农村贫困程度,揭示我国农村贫困的变化趋势,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对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正向减贫效果;以工代赈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以及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深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而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强度的冲击则显示出负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显著负效应。据此,文章提出改善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相关政策建议。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完美收官，中国社会正式进入“后扶贫时代”的过渡阶段，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减贫治理的关键核心。当前针对相对贫困问题的理论发展、问题特征、产生原因、测算标准与治理路径等方面学界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较多观点冲突与激烈讨论。目前就相对贫困这一主题的研究仍存在实证匮乏、范围粗略、体系简陋等问题，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从接续研究、机制构建、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     

精准扶贫工作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贫困一直是困扰着我国发展的主要难题,它不仅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还阻碍了全面小康奋斗目标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斐然的成绩,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更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然而当前精准扶贫工作中不乏出现激励机制不完善、考核落实不到位等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因此,文章从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现状问题进行切入分析,厘清精准扶贫工作中人力资源管理所存在的不足,最后结合相关理论以及实践经验,对于促进精准扶贫工作的人力资源管理提出合理对策及建议,为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扶贫思路浅析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一是要做好新时期扶贫。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由于环境恶劣、资源枯竭、产业布局失误等原因,带来我国目前贫困形态多种多样。而我国目前主要采取输血型、关怀型、造血型、开发型等扶贫模式,虽然这些扶贫模式对我国消除贫困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其弊端也日益凸显。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常态,给扶贫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只有完善扶贫工作模式,创新扶贫思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     

我国农民工福利贫困测度及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精准扶贫策略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物质贫困的单一视角,而应突破以劳动报酬和消费为贫困衡量标准的传统方法,引入多维贫困研究理念,构建多指标的贫困衡量体系.福利贫困作为多维贫困中的一种潜在的贫困,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及复杂性,在实践中需要纳入扶贫减贫的视野并加以重视.通过运用AF方法对农民工的福利贫困进行综合分析发现,不同维度的福利贫困所反映的问题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中度的福利贫困而言,我国新农合和新农保的福利保障程度仍然较低,而在重度贫困下,社会保险和看病问题成为农民工福利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在实践中我国应当以消除福利贫困为重点,积极推进精准扶贫.     

消除贫困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兼论中国扶贫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消除与减缓农村贫困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消除贫困的根本之计。本文结合实际，论述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特点及扶贫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及改革途径。     

中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是对世界发展的重大贡献。 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精准扶贫方略的施用, 但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功能发挥。(1) 制度取向是绝对贫困问题的综合施治与系统解决, 是短期纾困与长效赋能、政策兜底与内生脱贫的统一, 是普惠支持与精准施策的均衡。 (2) 制度建构逻辑是政府发挥战略先导作用与市场对发展脱贫渐进起决定作用的耦合互动。 中央统领与对口支援、 地方能动 “三位一体” 的举国扶贫体制, 从扶贫到脱贫的主体化、内生化发力, 从系统变革到微观干预的全方位帮扶, 从瞄准到施策、 赋能的一体化操作, 推动绝对贫困问题的超常规破解。 (3) 制度效能体现在脱贫退出的高质量、 长效性与内生动力上。 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保证的精准扶贫行动扭转了形式主义扶贫趋向, 相比其他国家取得了更全面、 彻底的脱贫成效。 贫困性质正发生新的变化, 防疫常态化带来新挑战, 消除剩余贫困, 提升脱贫质量、 管控返 输入为主的超常规减贫, 转为科技基建、 制度供给为主的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管控, 实现贫困治理现代化。     

江苏省扶贫小额贷款问题研究

扶贫小额贷款作为开发式扶贫的工具,在江苏省精准扶贫实践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该文通过对江苏北部地区贫困农户的访谈调查,运用情景分析,发现当前扶贫小额贷款存在政策设计滞后,实施效果与政策目标发生偏离、扶贫对象内生需求不足等问题,基于政府、金融机构、贫困农户三个相关方的偏差框架建构分析形成原因,提出完善当前小额扶贫贷款运行机制,利用大数据提升运营效率,加强资金使用配套支持等政策建议。     

民营企业参与甘肃贫困治理的模式与动机——基于共同富裕愿景下的案例研究

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消除贫困、改善民生，而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直接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进度。因此，厘清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的动机与价值创造机制，对于我国扶贫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通过选取甘肃省一家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案例实践，在分析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探究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动机。研究结果表明：（1）扶贫政策能够给民营企业带来一定的便利，然而，随着扶贫政策实施的深入，如何建立具有长效、包容的机制才是真正解决“返贫困”问题的关键。（2）尤其是处于发展期的本土民营企业，对于参与贫困治理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为敏感。我国应最大程度的开发所处贫困地区的潜在资源，形成企业与地区贫困治理的共赢机制。     

中国城镇家庭能源贫困评估*——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我国扶贫工作重点已进入新阶段,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从解决收入贫困向解决多维贫困转变,从重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向统筹城乡扶贫转变。能源是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能有效反映福利水平。了解我国城镇家庭能源消费的基本特征、准确测度能源贫困水平与分布,有助于为今后扶贫工作提供资料基础和科学管理依据。本文构建消费者能源消费决策分析框架,并运用第一次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数据,考察居民收入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国城镇家庭能源贫困状况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居民收入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S型非线性关系,能源价格、家庭特征、地域特征等因素在能源消费决策中都发挥重要影响。我国城镇家庭相对能源贫困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能源可支付性问题。能源贫困率在20%左右,其中电力贫困程度更为严重,超过25%。家庭收入增长、户主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电力基础设施的普及、城市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城镇家庭陷入能源贫困的可能性,而电力价格上涨会显著增加城镇家庭陷入能源贫困的概率。     

生命周期视角下收入主导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成因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扶贫政策的目标构建了“收入主导型”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标，并对成人和儿童设置了差异化的多维贫困识别标准，以此为基础运用CFPS数据度量了我国多维贫困的程度，最后进一步探究多维贫困产生的原因。有74%的儿童存在至少一个维度上的贫困。儿童的多维贫困程度比成人严重，儿童健康和教育维度贫困率都在20%左右，亟须从生命周期视角下构建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对多维贫困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因素、家庭负债情况等因素影响显著，折射出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等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以多维度贫困测度法落实精准扶贫识别与施策——对贵州省50个贫困县的考察

在精准扶贫的新阶段,以单一指标衡量贫困的方式已不合时宜,采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贵州省50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生产、财政金融、居民收入、生活与健康及教育5个主维度、16项指标出发,对其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考察各维度贫困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分析该地区在2006~2013年多维贫困的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已有的贫困县标准未能准确反映各县的真实贫困程度,可能导致对贫困县的判定出现误差;而多维度贫困测度法可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精确瞄准致贫原因。2006~2013年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虽有缓和,但改善程度有限,甚至个别维度贫困状况呈上升态势。可见,适应精准扶贫要求,应推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的广泛应用,并基于此构建"普惠——精准"的均衡脱贫攻坚政策,实现精准扶贫绩效的多维度评价。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农村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的对策研究

"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村、贫困地区的小康,就不能完成我国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文章首先从有利于深化农村"三变"改革、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四个方面分析了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对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然后通过分析产业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党建扶贫四种方式在提升内生动力方面的有益探索以及农村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传统小农意识根深蒂固、资源未能有效挖掘盘活、先进生产组织方式尚未形成、农民职业素养普遍偏低、扶贫机制与贫困群众需求错位,进而从深化"三变"改革、培育多层次新型职业农民、选树典型、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提升农村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的对策与建议。     

国外农村贫困地理研究进展

农村贫困地理作为农村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成果对丰富农村贫困理论和制定农村扶贫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普查数据的完善、地理信息技术和遥感技术的应用以及统计分析方法的发展,农村贫困地理研究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和新特征。通过梳理近20年来国外农村贫困研究文献,从地理学视角对空间贫困陷阱的概念及存在性检验、地理因素对农村贫困形成的作用机理、区域贫困的测算及贫困地图的绘制、区域瞄准及效果评估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回顾和评述,总结出国外农村贫困地理研究的特点与发展方向,提出未来国内相关研究的若干主题。     

西部生态补偿与缓解贫困关系的研究框架

随着西部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生态补偿现已成为解决此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基于生态补偿项目社会公平性考虑和项目实施的客观扶贫效果,有关贫困参与者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国外生态补偿研究中普遍关注的议题。在分析了国内外生态补偿与缓解贫困研究的基础上,从生态补偿对贫困参与者的筛选及其影响和评价方法等三个方面提出了研究西部生态补偿与缓解贫困关系的框架体系。最后提出了我国西部生态补偿项目设计中亟需改善的问题。     

城市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也在进一步加快,农村扶贫的推进也使得农村贫困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但是城市的贫困问题日渐突出,越来越严重.通过对城市贫困的研究发现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导致贫困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分析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对于缓解贫困代际传递有着重要作用,对消除贫困也有着重要意义.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2006~2010年的农村住户连续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从消费、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资产5个维度测算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并按多维贫困持续年度将贫困动态性划分为从不贫困、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多维动态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状况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没有农村家庭处于极端多维贫困;影响农村家庭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因素主要有接受培训劳动力占比、家庭经营类型和所在村是否在郊区,此外,农村家庭慢性贫困还受劳动力占比、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所在村地貌和是否为老区村的影响。因此,在扶贫实践中,应根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贫困动态识别和退出机制,加强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完善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易地扶贫搬迁,克服地理条件对农村家庭发展的约束。     

全面小康后云南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治理研究

自2014年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云南省取得了显著的脱贫成效,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消除.2020年全面小康后,云南省即将面临相对贫困的治理问题.文章分析了云南农村相对贫困的总体趋势,通过调研发现治理的四大难点: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差,贫困地区的教育基础薄弱,农村贫困地区医疗保障能力不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问题,提出治理云南省农村相对贫困的可行路径为:优化产业扶贫的发展路径、强化对"扶智"的重视、增强基本医疗服务供给、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关于民族贫困地区扶贫路径选择的理性思考

民族贫困地区的扶贫,一直以来更多的是进行物质扶贫,虽然不同程度改变了生存生活的条件,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贫困问题。原因很多,但核心的问题是民族地区文化贫困。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原动力。因此,从文化扶贫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文化扶贫是从文化和精神层面上给予贫困地区帮助,从而提高当地人民素质,尽快摆脱贫困。民族贫困地区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既要从经济上加强扶持,更需要加强智力开发。扶贫不仅要扶物质,也要扶精神、扶智力、扶文化。     

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模式总结和反思

反贫困是世界性的难题,各国进行了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制定和实施了多种政策措施来解决贫困人口的发展问题。文章基于当前国内外扶贫开发的政策和理论演进,以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省份云南为例,对整村推进模式、产业扶贫模式、异地搬迁扶贫模式和劳动力转移培训模式等扶贫发开实践过程中的各种扶贫模式进行了梳理,指出目前扶贫开发模式存在覆盖面小,政策滞后,对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和提升重视不够,贫困主体的参与性和主动性不足等诸多问题,最后提出了实施多维系统政策、恢复和提升贫困人口发展能力、协调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