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易斯拐点的若干疑问探讨

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在讨论二元经济的转型问题上具有显著代表性,其提出的刘易斯拐点理论也被众多学者视为研究二元经济转型时期是否到达的重要标准,但笔者以为这个模型还是存在若干疑问之处。本文从刘易斯拐点对农业的忽视、缺乏量化指标、隐含假定考虑不足以及工资水平标准、劳动力短缺衡量标准过于单一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刘易斯拐点的几个疑问之处,并适当提出建议。     

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预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判断,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在２００５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要完全消除两部门的生产率缺口从而实现“一元经济”,静态估计至少需要３２年左右,也即我国将在２０４３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政策上,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尤为重要。     

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1990-2010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预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判断,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要完全消除两部门的生产率缺口从而实现“一元经济”,静态估计至少需要32年左右,也即我国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政策上,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尤为重要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与广西农业发展方式创新

近十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也越来越大,我国已处于“刘易斯转折点区间”阶段。在农业技术效率没有显著提升的背景下,大量劳动力转移,导致农业总产出下降,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降低,粮食供给减少,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对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提出严峻挑战。广西农业生产的实例说明,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同时要稳定农业总产出和农产品价格,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创新农业技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现代农业。     

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效应分析

本文以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模型为基础,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规律。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不仅促进了现代部门的经济发展,而且增加了农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带动了农业部门本身的经济发展。     

构建解决“三农”问题的产业基础——评《新时期农业产业化的路径选择》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过程，按照刘易斯等人的解释，也就是以城市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迅速发展、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日益衰落、传统农业逐渐被改造为现代农业的过程。在我国，农业问题与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合并而为“三农”问题，不仅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而且制约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可以说“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制约因素。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业问题，只有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将自给农业改造为市场农业、将小农式农业改造为规模化农业，     

基于劳动力供给的“用工荒”及“刘易斯拐点效应”解读——以重庆市劳动力资源演变趋势为例

未来5—10年重庆劳动力资源呈现“存量保持高位、增量负增长、构成老化加剧”的格局,但在产业升级、劳动迁移的背景下,相对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我国逐步成熟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能有效促进劳动力供需的基本平衡,不宜夸大当前及未来的“用工荒”形势与“刘易斯拐点效应”的负面影响,它只是各地经济快速扩张和同质化竞争过程中的“成长痛”,与当前区域劳动力供给变化并无因果关系。面对普工的“用工荒”,不应简单地通过引入外来的普通劳动力来化解,而应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提高存量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劳动参与率）予以应对;“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既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外在动力,也是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提高生活水平的大好机会。     

收入分配、 社会结构与刘易斯拐点验证

本文依据2007—2012年辽宁省大连市332万个样本的收入数据,借助Gini系数、W指数、ER指数和社会结构散点图等,从多个角度分别考察了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情况,得出了在2007—2012年中国还是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并影响了社会结构的结论.从论证过程还可推断出:社会结构变化在判断刘易斯拐点问题上比收入分配更加准确,劳动力短缺还是可以作为判断刘易斯拐点的直接依据的,刘易斯拐点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社会结构方面的有益作用应该受到充分肯定.     

透视“民工荒”的成因

春节过后,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缺工现象。有人指出,"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经出现。然而全国农民工有2.3亿,大量富余劳动力亟待向城市转移,寻找就业岗位。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到城市生活和工作。本文认为"民工荒"出现的深层原因是市场约束和制度障碍两大因素。     

低工资率下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分析——“民工荒”现象的又一种解释

近年来屡屡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是由于低工资率下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存在而导致的。随着工资率的上涨,低收入者的劳动供给时间将减少,从而导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民工荒＂现象的微观主体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主体。中国目前仍处于＂刘易斯拐点＂前期,可以预计,农民工收入将步入快速增长期,从而给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新的约束条件。     

试论“治道”与中国管理哲学

本文针对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政道”与“治道”说,考察了中国传统思想史中“治道”概念的内涵,认为所谓“治道”,其广义的指涉范围包括了中国古代学者们针对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等构成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知识体系。从管理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治道思想,也是可能的。     

“刘易斯拐点”已现:“民工荒”与“涨薪潮”

本文通过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涨薪潮"和"劳资纠纷"现象,根据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结合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新态势,综合判定我国经济过程中第一个"刘易斯拐点"(短缺点)已经出现。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刘易斯转折区域"这一阶段,"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严重。随着"刘易斯拐点"出现,我国农村劳动力供需状况发生实质性变化,这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政策带来新的挑战,需要有关方面采取相应对策。     

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差异的消除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认为不发达国家走向经济发达的机制就是促使现代工业部门发展，随后将利润投资于农业。同时，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大量转移劳动力，经济实现由传统农业为主转向以现代工业为主。从而实现国家现代化。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首先分析中国目前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状况和农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然后提出应通过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妥善转移安排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发展乡镇经济、改变农村经济结构等措施来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状况，使城乡走上合理的发展道路。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析--以贵州省福泉市为个案的实证研究

从刘易斯经典的“二元结构”人口流动模型到托达罗的三部门人口流动模型，对劳动力在部门间流动的研究都是在工业化迅速扩张、城市快速发展、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弹性很大的背景下进行的。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依靠城市很难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阶段，解决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主要从农业内部空间的扩张着手，形成通过农业产业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     

浅析人口红利式微与人力资本投资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式微。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即在以往以“量”取得人口红利的优势消失之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再创以“质”取得的二次人口红利。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与措施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工业扣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扣趋势，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现状，然后逐一分析三种主要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措施。     

“刘易斯拐点”引发革命性变革

刘易斯创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上的,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市场还没有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并由此而派生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     

二元经济结构的改造与中国经济发展

在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被认为是本世纪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典型代表。本文在简评刘易斯二元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一种中国经济发展的二元或多元结构改造的思路。     

“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论探析与实证检验——基于制度工资假设的修订

“刘易斯转折点”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点。对制度工资的假设进行修订,进而从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这一经济增长概念和生存工资这一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概念两个方面提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准,只有这两个标准同步实现,才是真正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中国要顺利地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解决其面临的严峻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唯一的出路。     

我国消费需求问题理论反思——兼与顾海兵先生商榷

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究竟是有效需求不足还是有效供给不足,抑或是两者并存,理论界并未达成共识。顾海兵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恰恰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强劲;不是有效供给过剩,而是有效供给不足”。对这样的总体判断,笔者不能苟同。同时,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笔者也与顾文有不同的观点。故而提出浅见,就教于顾先生。此外,笔者试着对近年来我国流行的一些刺激消费的观点进行综合性的反思和评论,并对进一步刺激消费提供建设性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