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引发革命性变革

刘易斯创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上的,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市场还没有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并由此而派生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     

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预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判断,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在２００５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要完全消除两部门的生产率缺口从而实现“一元经济”,静态估计至少需要３２年左右,也即我国将在２０４３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政策上,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尤为重要。     

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1990-2010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预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判断,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要完全消除两部门的生产率缺口从而实现“一元经济”,静态估计至少需要32年左右,也即我国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政策上,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尤为重要     

透视“民工荒”的成因

春节过后,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缺工现象。有人指出,"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经出现。然而全国农民工有2.3亿,大量富余劳动力亟待向城市转移,寻找就业岗位。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到城市生活和工作。本文认为"民工荒"出现的深层原因是市场约束和制度障碍两大因素。     

刘易斯拐点、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问题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达到或通过了刘易斯拐点,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种产业结构使得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发生分化。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是我国产业结构特征在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反映,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调整产业结构。     

劳动力变迁助推经济转型：基于人口结构的研究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有关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议题越来越激烈。文章基于对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的研究,突破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惯性思维,分析了我国未来劳动力变化趋势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合理预计了我国未来劳动力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这种人口结构的变迁有助于带动消费增长,推动服务业发展,进而有助于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基于劳动力供给的“用工荒”及“刘易斯拐点效应”解读——以重庆市劳动力资源演变趋势为例

未来5—10年重庆劳动力资源呈现“存量保持高位、增量负增长、构成老化加剧”的格局,但在产业升级、劳动迁移的背景下,相对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我国逐步成熟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能有效促进劳动力供需的基本平衡,不宜夸大当前及未来的“用工荒”形势与“刘易斯拐点效应”的负面影响,它只是各地经济快速扩张和同质化竞争过程中的“成长痛”,与当前区域劳动力供给变化并无因果关系。面对普工的“用工荒”,不应简单地通过引入外来的普通劳动力来化解,而应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提高存量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劳动参与率）予以应对;“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既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外在动力,也是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提高生活水平的大好机会。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与蔡昉先生商榷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是理论界激烈争议的热门话题。以蔡防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于2003年左右进入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以樊纲和白南生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尚未到达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本文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工资状况和人口抚养比变化三个方面对蔡防先生提出的“刘易斯拐点”提出质疑。本文认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     

关于刘易斯拐点的若干疑问探讨

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在讨论二元经济的转型问题上具有显著代表性,其提出的刘易斯拐点理论也被众多学者视为研究二元经济转型时期是否到达的重要标准,但笔者以为这个模型还是存在若干疑问之处。本文从刘易斯拐点对农业的忽视、缺乏量化指标、隐含假定考虑不足以及工资水平标准、劳动力短缺衡量标准过于单一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刘易斯拐点的几个疑问之处,并适当提出建议。     

低工资率下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分析——“民工荒”现象的又一种解释

近年来屡屡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是由于低工资率下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存在而导致的。随着工资率的上涨,低收入者的劳动供给时间将减少,从而导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民工荒＂现象的微观主体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主体。中国目前仍处于＂刘易斯拐点＂前期,可以预计,农民工收入将步入快速增长期,从而给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新的约束条件。     

试论中国的人口转变、结构转型与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与刘易斯转折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以人口转变为主线，提出中国社会经济已跨越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结构转型、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等结构性问题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文章认为，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加快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其根本途径在于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的体制改革。     

中国发展的挑战与路径:大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

地区之间因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从而最终发展水平不同而具有异质性,是大国经济的核心特征之一。作为典型的大国经济,中国的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更体现在国内各区域之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应警惕违背比较优势理论的赶超战略而成为第三个“梅佐乔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中国的城市化存在诸多问题,其进一步的发展应体现如下理念：人口的城市化比土地的城市化更重要、新增人口作为市民的意义比作为劳动者的意义更突出、全体城市实际居民均等获得公共服务比获得居住权更加重要。     

近二十年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阶段性分析——以辽宁地区民间组织发展为例

辽宁社会组织发展是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的一个缩影.以辽宁社会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可以透视近二十年中国地方社会组织发展的曲折历程.该历程总体上看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萌发阶段、发展阶段和升级阶段.前两个阶段已然过去,第三阶段正在展开.目前民间组织发展处于历史转折点上,虽然目前面临一些问题,但方向明晰.民间组织发展政策的利好、发展条件的改善和渐进发展过程的加快则更是具有共性的趋势,就具体领域的社会组织而言,其发展的利钝成败,取决于自身而非环境,此意应当引为共识.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赛跑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在显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的刘易斯转折点,到迎来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日本经过了３０余年,韩国将经过４０多年,而中国充其量只有９年。中国这一特殊性可以较好地解释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的严峻性,以及工资增长的巨大幅度。研究指出,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能否与之保持同步和适应,同时提出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论新世纪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从成人高等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中所占地位和当前我国教育发展前景出发 ,简要论述了新世纪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几大趋势。     

文化营销:打造上海世博会的全球品牌

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10年世博会是上海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契机，是上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也是上海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了打遣上海世博会的全球品牌，以独特思想＋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精神财富＋相应的组织行为构成的文化营销成为世博营销的关键。通过对上海世博会文化营销进行全面的SWOT分析，从而提出2010年上海世博会文化营销的具体策略，即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基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重点，绿色和科技营销是辅翼。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周期与拐点探析

我国房地产发展周期已到繁荣阶段的中后期，虽然不少地方的房价还在涨，但有的地方房价已开始大涨后的下降，这预示房地产发展周期的拐点即将出现，应引起政府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以未雨绸缪。     

试论消费税税制改革与完善

目前，消费税成为世界各国广泛研究的课题，在税收政策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自1994年1月开始征收消费以来，消费税收入从514．07亿元增长到1634亿元，翻了3倍。但是，由于消费税是一个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税种，同时我国的消费税税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现行消费税税制还存在一些问题。2006年4月1日，我国对消费税税制做了一次重大的调整，是自实行消费税以来第一次重大变革，为以后的进一步完善消费税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