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实证分析

污染密集型产业与能源、环境密切相关,只有充分考虑能源环境因素才能正确度量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测度了2004—2008年中国工业部门中19个污染密集型产业,考虑了4种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考虑了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规模效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明显大于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规模结构和环境规制程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推动作用。     

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基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准自然实验

产业政策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产业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关数据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区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产业政策的吸收程度不同。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容易受产业政策激励，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显示，产业政策作用程度和企业所处行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同，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重点扶持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将技术创新作为产业政策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变量，分析表明，90%的产业政策均通过技术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手段实施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开放与中国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利用200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经济开放对我国地区间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在不考虑劳动力流动的条件下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进出口中对收入差距影响不同,S-S理论在中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是中国采取市场化方式治理跨界水污染的重要探索,是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又一制度创新,但是关于横向补偿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的探讨并不多.文章将2011年安徽省和浙江省签订的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协议视为一次自然实验,根据政策实施范围,将位于政策受偿区域(黄山市)的企业作为实验组,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地区和企业特征等控制变量以及时间、企业、行业和城市固定效应之后,该政策的实施通过税收减免、政府补贴、劳动生产率提升和资本深化等机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改善效果具有可持续性.企业年龄异质性结果显示,只有企业经营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该政策才能够显著地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行业异质性考察结果显示,当企业处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时,该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当企业处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时,该政策的实施则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阻碍作用.文章不仅证实了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的样板意义,而且为今后的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了有益借鉴.     

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就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的影响进行研究。运用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和1997—2010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对不同区域知识资本的创新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国内外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减弱。结果还发现:东中西三大区域工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知识资本的创新产出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建议应根据区域和企业技术水平差异,实施差别化的创新驱动战略和政策,以更好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效率。     

我国制造业行业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CPMG估计方法

文章使用改革以来我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以及考虑截面相关性的混合组均值(CPMG)估计方法,对我国经济短期波动是否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渠道对长期增长产生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区分改革不同阶段以及不同要素密集程度行业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改革的前一阶段,我国制造业行业短期波动通过生产率渠道对长期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投资的影响不会显著为负;在改革的后一阶段,劳动密集型行业短期波动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对长期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投资的影响显著为负,而资本密集型行业短期波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的影响都不显著。上述结论对不同的波动度量方法是稳健的。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2007—2017年专利密集型产业面板数据，运用GML指数模型测度专利密集型产业8个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进行收敛性分析。研究发现，专利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水平较高，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相比，“波特假说”初步显现；总体上，专利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技术进步贡献最大，不同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和动态趋势不尽相同；整体行业、强专利密集型行业和弱专利密集型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部差距仍然较大，整体行业与强专利密集型行业趋向共同稳态和自身稳态收敛，弱专利密集型行业仅趋向自身稳态收敛；行业集中度、行业规模对行业整体和弱专利密集型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作用，研发投入对强专利密集型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研发投入结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运用2003—2016年河北省数据,分析各主体R&D投入结构,估算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对R&D投入结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工业企业经费和人员在整体R&D投入占比最大,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占比小且逐年下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大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R&D资本投入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起促进作用,其促进作用从第2年显现,科研机构R&D资本投入的影响滞后三年仍比较明显,高等院校资本投入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负向作用,但影响逐年减弱。各主体R&D劳动力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各时间点模型整体回归效果一般,但可靠程度会随着时间升高。滞后两年,工业企业、高等院校R&D劳动力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微弱的负影响。科研机构和其他主体R&D劳动力投入中均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影响。为进一步提高河北省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应引导企业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加大科研成果转化力度和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与激励。     

国有持股比例降低与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多期DID模型分析

降低国有持股比例作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种方式,对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国有股东持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国有企业数据,从政府补助程度与组织复杂程度两个角度出发,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影响后的企业效率指标基础上,构建多期DID模型讨论国有持股比例降低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持股比例降低能显著提高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两年滞后期影响效应。其中,减少政府补助程度、优化组织复杂程度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发现,竞争性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国企,混改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高杠杆风险国企、低“委托-代理”成本的国企,混改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入手,探究国有持股比例降低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为下一步混改方向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POST-REFORM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AND SOURCES OF GROWTH IN CHINESE INDUSTRY: 1980–85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its sources in 39 Chinese industries in the post-reform period 1980–85. We use both the gross-output and value-added models to isolate the contributions of labor, capital, materials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to growth in industrial output. Using new data from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Census of China (1988) for large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 we find that Chinese industries, in particular, those in the manufacturing experienced sharp increases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1984–85 period as compared to the 1980–84 period. Moreover, collective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show higher outpu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ains than do state enterprises. Our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ains are closely tied to increases in retained profi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employees that are technical workers. However, labor bonuses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贸易开放对城镇居民收入及分配的影响

本文运用2002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贸易开放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并稳健的正向效应。本文进一步验证了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来看,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大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贸易开放对外资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大于对其他企业类型职工收入的影响;贸易开放对资本报酬者的影响大于对劳动报酬者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开放程度不均衡,一些地区和居民被排除在开放利益之外造成的。     

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时代方向赋能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数字经济迭代更新的背景下，本文引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理论视角，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能力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得益于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专业化分工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本研究助推了全要素生产率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和企业性质差异的理解，为更好的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建议。     

Firm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unique dataset of China

Using a unique firm-level dataset from 2007 to 2015, we investig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m performance. We found tha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cent decade has made the following achievements: less reliance on investment for growth, enterprises’ deleveraging, a more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and improvement in labour income distribution. Yet, it still faced severe challenges, such as increasing tax and fee burdens, high employment pressure, low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growth rate, and how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产业政策提升中国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提升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方式,而产业政策的有效使用将对这一过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数字行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信贷支持显著促进了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市场准入则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无明显效果,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异质性和作用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产权、企业规模和企业生命周期方面的异质性作用,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则分别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的方式影响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制定更为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城市群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与动态演进

为了准确揭示中国城市群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与时间演进特征,文章在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利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Theil指数、Kernel密度估计、空间 Markov 链估计等方法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9 个城市群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增长态势,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整体差异、区域内及区域间差异均呈扩大态势,区域内差异是造成整体差异的根本原因;②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布曲线中心右移,呈向右拖尾态势,曲线区间宽度明显扩大,主峰峰值显著降低,但极化现象各异;③在考虑空间关联效应下,19 个城市群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转移特征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关联性,不同邻近水平环境下,其转移概率矩阵呈现出不同的时空动态演进特征。研究结论对于缩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区域差异与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ON EQUITY ASPECTS OF IMPERFECT INCOME REDISTRIBUTION

We develop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mperfect targeting, participation costs and incomplete take-up upon the level of progressivity, vertical equity, horizontal inequity and redistribution exerted by state benefits. An illustration using the distribution of British Supplementary Benefits (now Income Support) indicates that progressivity is roughly untouched, vertical equity and horizontal inequity are increased, and total income redistribution is slightly increased by these redistributive imperfections in 1985 Britain.     

Entry costs and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cross-country income differences by studying the effect of entry barriers on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s I show that higher entry costs significantly reduce output per worker and that they do so by lower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particular, an increase in entry costs by 80% of income per capita, which is one half of their standard deviation in my sample, is estimated to decrea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per worker by 22% and 29%, respectively.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确保农民收入增长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影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与城乡二元结构相联系的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不公，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客观上要求必须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和城乡平等的公共财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