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房价收入比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与空间效应实证分析

利用2005—2019年我国31省面板数据,基于三种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分析房价、房价收入比对城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房价、房价收入比与三种城镇化的空间自相关和空间依赖性显著,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和"马太效应"。(2)房价对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正向影响作用显著,房价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呈现倒"U"型,但房价对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影响是线性的。(3)房价收入比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为正,房价收入比对经济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呈倒"U"型。(4)从区域看,东部和中部房价上涨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为正,西部为负;中部房价收入比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西部为正,东部为负;中西部人口城镇化溢出效应最大。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行业和地区分异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15年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但过度集聚会对周边地区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有效促进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在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西部的本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在中部地区存在负面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改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也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数字金融是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1—- 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不同地区、数字金融结构以及城镇化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对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有限,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中,数字金融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且仅在东西地区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其数字化程度却产生明显抑制效应;仅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溢出影响。高城镇化率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低城镇化率地区的作用不明显,且均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应强化数字金融监管,促进数字金融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加快地区经济圈与城镇化建设,强化数字金融在省际之间的溢出效应。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我国区域碳排放分析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我国省域碳排放分别从全国层面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层面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全国省域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各省份碳排放对相邻省分的碳排放具有溢出效应;区域层面上,我国东、西部省域碳排放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而中部地区存在负向的空间相关性;人均GDP、人口规模、能源强度对我国三大区域碳排放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有所不同;产业结构对东部地区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能源消费结构对中、西部地区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中部地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以2009-2013年中部地区80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采用软件stata12.0对数据进行处理,实证分析了城市区域内部及城市之间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通过空间计量Morans’I指数检验,结果显示文章所选取80个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2)对模型进行普通回归以及空间回归结果均表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3)对空间效应的直接溢出和间接溢出进行分解,发现中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城镇化在区域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能够显著的拉动当地经济增长1.0912%,而消费、政府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中国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

文章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城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其次是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2)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乡村发展要坚持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推动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系。(3)城镇化对乡村宜居水平、文明程度、治理成效和生活富裕具有重要影响。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经济促进效应、文化传承效应、组织治理效应、宜居水平和生活改善效应。(4)城镇化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影响不同。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城镇化对乡村的促进效应主要由经济城镇化即产业的非农化实现，而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不显著。平原地区的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于乡村振兴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行业、地区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行业结构、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的约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适合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模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采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此时“倒U型”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中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的经济运行方式呈现出数据驱动、万物互联、创新迭代的特征，数字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属性对创新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361座城市2010-2018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带动本地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对周边城市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空间溢出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建议可从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搭建数字化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等角度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创新绩效共同提升。     

实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良性互动发展问题研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两个基础性要素,但他们之间尚未形成可持续正向增长关系。土地城镇化对自身促进作用有限,而人口城镇化自我促进效果却较为显著。虽然土地城镇化促进了城镇人口的增长,但人口城镇化水平却未得到相应提高,土地城镇化亦未随着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得以推进。我国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二者良性互动发展,进而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Study o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Adjustments of the Tourist Demands in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Chinese tourism will surely change from medium scale to massive scale. As people are more and more focusing on the inner values of life style, new types of tourist demands will emerge at anytime, and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ourist demands will show new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Until now there is few study on tourist demand, especially on its spatial pattern. Study on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 demand will contribute to spatial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s of tourist flow and supply. So this article has put forwar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ourist demand in China and measures of spatial adjustments and grade system of the spatial adjustment of tourists demand.     

中国区域经济收敛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长三角1993-2006年132个县市区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的分析方法,根据长三角132个县市区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长三角132个县市区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特征,因而若采用标准的β收敛方程会使得估计结果出现有偏与不一致;而若采用考虑了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因素的模型进行估计,则其结果显示,虽然长三角县市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方向并没有改变,但是其经济收敛的速度却明显下降,且在统计上显著.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所反映的增长机制仍然决定着长三角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新经济增长因素只是减弱了长三角地区经济收敛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收敛的方向;而且从更小空间单元测度的层面刻画了长三角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性特征.     

中国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相应的政策讨论。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类型,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低—低集聚类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且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大于区域内的本地效应;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发生在城镇化水平达到86.16%处;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门槛特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随着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的增加,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先增强后减弱。基于此,提出建立区域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制定差异化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加强环保技术的研发与推广、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政策建议。     

基于ESDA的中国长三角地区创新空间分异及演进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的25个城市为观测对象,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研究了2005—2014年长三角地区创新的空间相关性。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的创新呈空间锁定现象,且其空间分布不均衡;创新集中在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及其相邻城市;远离这些创新中心城市的创新则不够活跃。Moran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联系愈加紧密,但是强弱分化也非常明显。时空跃迁测度结果显示,创新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层性,且空间分布格局不易变化。     

中国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基于1997—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分成命令型、市场型和自愿型三类,以核密度估计分析碳排放分布的动态变化,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997—2017年中国三种环境规制与碳排放量变化表现同步增长,碳排放区域差异明显,命令型环境规制占据主体,市场型环境规制波动性变化特征明显,自愿型环境规制稳步增长;碳排放和环境规制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并且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碳排放减少或增长的影响能力增强;三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均存在空间溢出,相比较而言,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正向溢出效应最为明显,不同环境规制影响的区域差异特征表现为:命令型环境规制"东部>中部>西部",市场型环境规制"东部>西部>中部",自愿型环境规制"西部>东部>中部"。     

城镇群空间结构与要素集聚

依据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素空间集聚理论，展开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经济结构研究。通过城市引力、克鲁格曼指数计算，比较分析城镇群内部城市吸引力和城市产业分布的差异性，通过人口与生产空间分布集中度指标和不一致系数的测算，分析了山西省城镇群空间要素集聚效应。研究表明，山西省的城镇群规划与要素空间集聚趋势整体一致，城市间产业分工体系基本形成，城镇群的要素集聚效应明显，但人口与生产分布仍存在不一致性。研究认为，山西省城镇群发展应该继续明确各城市的产业分工和特色，引导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人口与生产空间分布的一致。     

县域旅游空间布局模型构建研究

县域旅游空间布局对县域旅游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县域旅游空间布局既要处理好县域内的旅游空间结构关系,也要处理好与县域所在区域的旅游空间结构关系。文章深入分析了县域旅游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及决定机制、县域旅游空间布局的要素及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县域旅游空间布局的SDEIF模型,对县域旅游开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A spatial analysis of R&D: the role of industry proximity

This paper employs individual firm data in order to check the existence of industry-spatial effects alongside other mi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R&D investment. Spatial proximity is defined by a measure of firms’ industry distance based on trade intensity between sectors. The spatial model specified here refers to the combined spatial-autoregressive model with autoregressive disturbances. In modelling the outcome for each location as dependent on a weighted average of the outcomes of other locations, outcomes are determined simultaneously. The results of the spatial estimation suggest that in their R&D decision firms benefit from spillovers originating from neighbouring industries.     

气候变化与中国苹果主产区空间变迁

基于1984—2012年中国苹果生产及气候面板数据,从大区和省区两个层面考察了苹果生产区域格局变化的趋势,指出近三十年来,中国苹果主产区出现了由东向西、向西北黄土高原及新疆地区迁移的现象,且随着气温变暖,各省苹果种植边界逐渐北移。利用基于蛛网模型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了气候变化对中国苹果生产空间布局的影响,结果显示,气温对苹果生产布局的变迁有正的影响,而日照时数和受灾面积则呈负的影响;苹果生产存在显著的正空间溢出效应;非农机会、比较收益、技术进步和政策等因素对生产布局也有影响。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各省市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定量检验了经济、教育、医疗及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在地理上存在集聚现象,空间地理因素对其影响显著;教育和医疗水平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它们会通过空间地理因素、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间接影响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最显著。经济及医疗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教育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计划生育政策越宽松出生性别比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