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I二元边际如何影响制造业跨国企业出口

随着我国跨国企业国际化步伐日益加快,ODI如何影响企业出口成为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ODI二元边际视角,利用我国2009-2015年A股上市的172家样本企业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研究ODI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对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出口的差异化影响,发现ODI扩展边际能明显促进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出口密集度提升,并且促进作用持续增强;ODI集约边际对跨国企业出口密集度的作用效果呈现出不稳定性,不同投资动机、不同投资国别与不同进入模式下ODI集约边际对企业出口密集度的作用效果具有差异性.进一步检验ODI二元边际对跨国企业出口的影响机理,发现ODI扩展边际主要通过“固定成本效应”影响跨国企业出口,而ODI集约边际主要通过“生产率效应”影响跨国企业出口.     

政府治理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边际

本文在考虑以环境成本和贪腐成本为代表的非期望产出情况下,核算了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结合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从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出口市场和出口价格4个维度研究了政府治理对中国企业出口边际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治理虽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却也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政府治理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带动更多体现在"量"而非"质"上;这一结论在考虑企业资本密集度、所有制属性和贸易方式后呈现出显著的差别化特征;政府治理能力和企业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纳入政企间的交互影响后,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并不存在。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研究:“扩展边际”抑或“集约边际”

本文采用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统计库的合并数据将中国出口总量增长分解为出口的扩展边际和出口的集约边际,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中间品进口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系数标准化发现,中间品进口的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集约边际而非扩展边际;分样本检验中,发现中间品进口来源国、贸易方式以及所有制类型会对促进作用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为中国出口贸易扩展主要源于集约边际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也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与转型提拱了参考依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出口三元边际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HS6分位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出口贸易增长的三元边际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以量取胜"依然是拉动出口增长的主要模式,但是价格边际对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逐步显现;进一步划分7个区域的研究发现,数量边际带动贸易增长的作用在大部分区域都很显著;从影响因素来看,出口经验和经济制度的相关变量成为影响三元边际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不同区域对三元边际影响的反应差异较大,政府可以根据各区域对三元边际的不同反应,出台一系列相关指导意见,引导企业有重点地对各区域实施出口,逐步改变出口增长模式。     

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广东产业集群出口溢出的证据

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检验了集群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运用Heckman选择模型对集群内外企业的出口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集群内企业出口参与决策"生产率悖论"的存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该悖论的原因来自于产业集群引发的出口溢出效应,其中示范/模仿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对集群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均有改善作用;出口信息溢出效应则只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而对集约边际没有显著影响。     

贸易便利化措施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引力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4个指标对中国2000年-2006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度。同时选取同时期中国纺织行业3654家企业的出口数据,计算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并基于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出口企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边际存在异质性影响,显著提升了数量边际,抑制了价格边际,并且不同的措施对扩展边际有更为复杂的作用。     

贸易方式、所有权结构与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

本文通过构建出口的多重边际分析框架识别中国出口增长的源泉。然后借助基于交易信息的出口商-产品-目标国-贸易方式的微观数据,研究中国企业出口的市场扩展边际和产品扩展边际,同时从所有权结构、贸易方式以及企业特征等维度解读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差异。研究发现:(1)贸易方式和所有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特征;(2)在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两种出口贸易方式下,各种纳入模型的因素对企业的出口边际所产生的影响基本一致,但生产率和杠杆率对于一般出口和加工出口的作用方向相反;(3)国有控股的所有制性质抑制企业出口市场和产品线的拓展;(4)企业规模、年龄、融资能力等因素在不同贸易方式下对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方向不同。基于以上发现,本文认为针对贸易方式和所有制特征的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中国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进口竞争与多产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运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进口竞争与多产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系。研究发现:(1)进口竞争显著提高了多产品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且对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更强;(2)区分贸易类型的研究发现,相比于一般贸易,进口竞争对加工贸易的边际促进效应更加显著;(3)分行业回归的结果表明,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进口竞争对出口边际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使用系统GMM模型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发现进口竞争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依然稳健。     

中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化对其出口边际的影响分析

本文借鉴Hummels和Klenow(2005)的思路,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边际进行解构,采用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数表示装备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实证检验发现其对三元边际均产生促进作用,且主要通过数量边际促进出口;在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品中,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对技术密集型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边际的传导更有效;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出口目的国中,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对高收入国家装备制造业出口边际的传导更有效,但对其出口的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的促进作用并没有得到完全发挥,因而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与进口国展开精准合作的"装备外交"、与企业协同合作、推进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等对策建议.     

优惠贸易协定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异质性影响——基于2002-2018年BACI数据库的数据分析

本文匹配2002-2018年BACI数据库的HS-6分位5219种产品152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及WTO数据库的优惠贸易协定大样本数据，采用泊松拟极大似然估计技术，实证检验优惠贸易协定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签订及深化优惠贸易协定均能显著促进出口的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且对集约边际的效应大于广延边际。该影响效应存在着条款、国别以及产品三维度的异质性。协定条款中的边界深度对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边界后深度只对集约边际有促进作用而对广延边际没有产生影响。从不同类型的国别贸易上看，签订优惠贸易协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为帕累托改进，但对不同类型国家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从产品层面上看，“北北型”“南北型”和“南南型”优惠贸易协定对于同质化和差异化产品以及不同技术密集度的产品的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本文为不同国家间签订恰当的贸易协定和选择合适的缔约国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启示。     

创新绩效角度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证研究——以新能源产业为例

文章以新能源产业为例,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遴选出归属该产业的企业。利用微观企业层面的大样本数据,对企业创新绩效进行综合性研究。基于面板Probit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企业的R&D投入、出口与否和企业知识积累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有明显正向效应。企业规模、企业资本密集度等因素对创新产出的重要性因所有制不同而不同。政府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来诱导企业尽可能多地进行R&D投入,扩大出口以及增加企业本身知识积累。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三元边际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贸易和工业企业的合并数据,通过构建企业运营资本投资敏感性指标作为企业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效应。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进入边际以及扩展边际呈现显著的制约效应,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影响不大,企业融资约束与扩展边际存在典型的"U型"关系。金融发展程度的提升能够极大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的制约效应;第二,从不同出口方式来看,融资约束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进入形成一定的抑制效应。在扩展边际方面,融资约束对从事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的高端出口能力产生极大的制约效应,而对一般贸易的出口能力影响不显著。此外,作为"看得见的手"的政府补贴并未对出口决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也并未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出口产生的抑制效应。因此,稳步推进中国金融改革进程,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适时调整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规模与方向,可能会有利于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踏脚石策略与中国企业出口增长

本文以企业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为切入点,利用2000-2012年中国企业对5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以及企业个体特征变量,使用带有随机效应的Probit估计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研究了踏脚石策略对企业市场进入、出口增长以及市场退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会从现有的出口市场中学习,并将它们作为进入新市场的踏脚石;对特定市场而言,新出口企业在第三年的出口增长快于同期在位出口企业,同时,前者退出市场的可能性也更高;(2)目的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近的地理位置以及较低的进口关税,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该市场,而且能够促进已进入企业的出口增长,同时降低企业退出该市场的可能性;(3)外部踏脚石效应对企业的市场进入具有微弱的促进作用,仅市场踏脚石能够促进企业在特定市场的出口增长。     

生产率与中国企业国际化模式: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

本文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国企业生产率及国际化模式选择是否符合新新贸易理论。在匹配《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借助一阶随机占优的Kolmogorov-Smirnov非参数检验,发现对外投资企业、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间的生产率关系并不完全符合新新贸易理论,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随后,本文基于多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企业生产率对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但不利于企业出口,并进一步从出口密度视角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问题进行解释及验证。     

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我国贸易扩展边际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多产品企业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贸易扩展边际的理论框架,揭示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影响企业创新模式选择进而影响贸易扩展边际变化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企业将会转向自主创新模式,降低企业进口扩展边际,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运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微观层面匹配数据,本文计量研究结果亦支持这一理论预期,而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创新倒逼效应以及出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出口学习效应均可正向反馈于企业生产率,但两种效应存在异质性。     

中国31个省市区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贸易扩展边际模型框架,利用中国31个省市区2008-2013年的农产品出口HS4位编码数据,从贸易额、产品种类和效力三个维度详细阐述了各省市区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的特征性事实,并结合内生性模型和引力模型揭示扩展边际的驱动因素。本文发现:多数省份在贸易额维度上出口增长扩展边际值较小,在产品种类和效力维度上出口扩展边际值较大,三种维度均表明扩展边际存在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扩展边际值较高,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较低,中西部地区扩展边际波动显著高于东部地区;各类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并没有明显的增长趋势。通过对扩展边际的影响因素分析进一步发现,国内地理区位、农业投资和贸易自由度对出口扩展边际具有促进作用,而外商投资和距离等对出口扩展边际产生抑制作用,东部地区在地理区位上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     

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我国贸易扩展边际

本文在多产品企业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贸易扩展边际的理论框架,揭示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影响企业创新模式选择进而影响贸易扩展边际变化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企业将会转向自主创新模式,降低企业进口扩展边际,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运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微观层面匹配数据,本文计量研究结果亦支持这一理论预期,而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创新倒逼效应以及出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出口学习效应均可正向反馈于企业生产率,但两种效应存在异质性。     

出口学习效应促进OFDI: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阐述了出口学习效应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制,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商品贸易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出口学习效应能够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学习效应通过形成企业技术优势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加工贸易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私营企业和其它本土企业,国有和外资企业出口学习效应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作用不明显;出口到发达国家以及具有更多研发投入的企业,出口学习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在采用了Relogit模型后,这些结果依然稳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生产率悖论”吗——基于上市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生产率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的“生产率悖论”现象.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国际化的另一种重要选择,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本文使用中国2006-2012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对这一问题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企业性质、企业资本密集度、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目的地5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生产率对投资、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及国有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无显著性影响;而对贸易型、制造型、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投向低收入东道国的企业而言,生产率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此外,本文也发现,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和范围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以上经验证据都表明,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存在明显的“生产率悖论”.     

跨境电商能否突破地理距离的限制

本文基于我国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崭新事实,重新审视地理距离与贸易规模这一国际贸易经典理论命题,并进一步探讨了互联网弱化地理距离负面影响的理论机制。基于跨境电商物流数据和传统贸易出口数据的研究表明:(1)与传统贸易出口相比,跨境电商出口受地理距离的负面影响较小;(2)贸易伙伴国互联网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地理距离的负面影响,促进跨境电商出口的增长;(3)从个体层面看,地理距离的负面影响以及互联网的弱化作用,同样会作用于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而且二者的作用对于大、中型规模的跨境电商企业而言更加明显。这些结论为我国政府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诸多政策措施、“互联网+外贸”战略以及“网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