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相关体系看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在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如何进一步细化与完善各类自然保护地的评估、分类与相关管理要求?本文将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以下简称IUCN)保护地体系从分类方式、管理目标、管控要求、管理模式、覆盖范围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优化建议。     

自然保护地的资源特征及新分类系统下的管理策略

2019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在自然保护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如何在此新体系下,对自然保护地各类资源进行科学、精细的分类管理?本文通过分析自然保护地的现状资源特征,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自然保护地有效管理的思考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笔者从理顺体制机制、关注宏观区域战略、聚焦自身科学规划3个方面,提出自然保护地有效管理的建议。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载体[1],也是国土空间中一类大尺度的生态空间,与生产、生活空间紧密联系,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就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中的四个子体系与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相关思考。     

中国自然保护领域的历史性变革

实施自然保护地统一设置、分类保护、分级管理、分区管控的"一统三分"体制设计,是构建新时期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核心内容。本文在系统阐述"一统三分"的内涵、要点和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对如何建立统一、规范、高效、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进行了分析。     

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建设社区协调研究进展

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提出,目前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的研究主要从管理体制、法律问题、利益相关者的识别与冲突、社区协调机制等方面展开。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存在只关注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的优势以及存在问题,对于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衔接研究不够深入、对社区协调机制片面关注国外经验忽略中国国情、一味追求高位阶法、追求"一区一法"忽视立法成本等问题。因此未来研究要更多关注国家公园与保护地衔接、中国国情下社区协调机制构建以及保护地法律完善、替代性解决机制效益问题。     

保护自然,保护我们的生命乐园

正中办、国办不久前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被普遍认为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保护进入深化改革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自然地保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意见》出台,也使公众对自然保护地及其保护制度的关注与认知度随之大幅提高。公众对自然保护地的关注,本质上是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关注。作为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     

自然保护地产权主体制度安排的思考——以云南省普达措国家公园和苍山洱海自然保护区为例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自然保护地由各级各类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组成,是优质生态产品的重要载体。当前,自然保护地范围内,普遍存在国有和集体两类产权主体,两者之间主要通过租赁、征收、特许经营等制度安排达成合作,但往往存在稳定性差、制度成本高等问题。在调研云南省普达措国家公园和苍山洱海自然保护区后,笔者试图结合自然资源资产     

国家公园自然与文化结合途径研究

国家公园作为保护地的一种类型发展至今,在全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盛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成功模式。以自然为基底的国家公园同时还肩负着文化的传承,即国家公园实际上是自然与文化的结合体。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相适应,是指导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我国建立的10个国家公园试点均具有各自独特的自然与文化特点,借鉴西奥多·罗斯福国家公园自然价值与文化价值结合的途径,实现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我国三江源国家公园应通过保护和挖掘国家公园中的自然与文化价值,将国家公园做成自然与文化的结合体,为国民保护自然和传承文化提供空间和平台。     

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下风景名胜区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自1982年国家正式建立风景名胜区管理制度,确定了浙江省杭州西湖、富春江-新安江、雁荡山、普陀山等第一批44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通过近40年的努力,风景名胜区制度与体系逐渐成熟,在自然景观、名胜古迹保护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十九大以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2019年6月两办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整合优化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地,构建新型分类体系,实施自然保护地统一设置,分级管理、分区管控。     

辽宁省自然保护地生态补偿的实践进展与优化对策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对生态补偿的要求,以辽宁省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自然保护地生态补偿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通过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创新生态补偿方式、科学提高补偿标准、推进生态补偿立法、强化生态补偿理论研究等路径,不断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补偿机制,为辽宁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科学参考。     

游客感知视角下的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体系构建研究——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体系构建是当今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自然教育基本要素、游客感知评价,提出游客感知视角下的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体系框架。运用语义差异法,以自然资源基础、人员素质、标识系统和自然教育媒介4个因素作为基准,确定与准则层对应的12个指标,建立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教育游客感知评分表,运用李克特5级量表,对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教育游客感知量化进行分析研究。并建议未来体系构建中要挖掘自然本底资源、推广特色自然教育项目,完善自然解说系统、充分发挥国家公园的育人功能。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构成研究

自然保护地是国之重地,自然之精华,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最好载体。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应该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中国探索创新与借鉴国际经验并重的原则,着力突出中国传统山水文化、天人合一的中国自然保护制度,应符合中国的自然地理、自然资源、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国情。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应该是开放性的,而不应搞成一个封闭的类型体系,要为未来创新和探索发展留下位置和空间。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应该科学划分自然保护地事权,合理整合规范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完善的自然保护地法律制度标准体系。     

基于文献计量及CiteSpace的国家公园研究现状及热点探析

国家公园是隶属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的、用以保护和展现具有国家代表性重要意义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及景观载体。建立国家公园对于实现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文献计量分析,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以WOS、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文献为研究对象,研究国内外国家公园领域文献数量、作者、研究机构等的研究现状,并对国内外研究热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在政治体制、文化价值、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对国家公园的研究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不同;(2)国内外学者对国家公园研究热度持续高涨,研究文献总量逐年增加,国外较国内研究文献数量多,研究作者以及机构更加多样化,研究领域更加多元化,而国内文献呈现阶段性特点(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但合作研究不足、研究深度欠缺;(3)国外学者对国家公园的研究内容由自然保护向国家公园与利益相关者、与环境变化互动等内容延伸,研究领域广且分散;(4)国家公园的科学定位、国内外国家公园建设的案例借鉴、国家公园与生态保护及生态旅游的关系、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等问题是当前国内研究的热点领域。基于此,文章提出未来国家公园的研究应在理论研究、典型案例介绍以及合作研究等方面逐渐深入,以此丰富国家公园的研究视角和内容,并为进一步建立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美国联邦保护地的保护措施

正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认为保护地是通过法律和其他有效方式,特别用以保护和维护生物多样性、自然及文化资源的陆地或海洋。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的核心内容之一,保护地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看作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一种工具。美国1872年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黄石公园,拉开了保护地的序幕。美国拥有22.64亿     

基于灰色聚类的国家公园综合评价模型

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使保护地不受人类发展和污染的损害,提出国家公园综合评价体系,应充分考虑到国家公园评价的复杂性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基于灰色聚类的定量双级指标体系,一级指标由提供保护性的自然环境价值、保护管理物种及遗传基因价值、形成地方经济价值以及促进学术研究和科普教育价值等4个方面构成,在此基础上细化出13个二级指标,建立了国家公园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出评价指标的权重,并以黑龙江汤旺河国家公园为例做了实证研究和考察,运用国家公园综合评价模型进行评价分析,得出汤旺河国家公园达到国家公园的标准,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构建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内保护地役权研究评述：内涵阐释、作用机理与实践初探

研究目的：从内涵阐释、作用机理与实践探索等方面系统梳理当前国内有关保护地役权的研究成果，探讨未来研究方向与趋势。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归纳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保护地役权在法权性质上兼有公私属性，其通过调节私法利益与外部性内部化实现公益与私益的有效平衡。当前国内有关保护地役权的研究以理论研究为主，且就其入法路径尚有争论，相应的实践应用则处于探索阶段，未形成规范的实证研究体系。研究结论：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现实背景下，引入保护地役权制度可推动实现人地关系平衡，未来在实践推广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开展保护地役权的参与互动研究与效果评估，进而探讨保护地役权的制度构建，研究法律调整的路径及其与相关制度的有效衔接。     

设立秦巴国家中央公园的法律体系框架分析

秦巴山脉拥有丰厚的自然文化资源,区域内包括多个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保护地。设立秦巴国家中央公园,可以优化、整合区域内各类型保护地,有利于保护秦巴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促进该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分析了我国国家公园的法律体系框架,系统梳理了秦巴地区涉及的现有保护地类型的地方法规。建议制定《秦巴国家中央公园管理条例》,为保护秦巴地区的生态环境提供统一管理、跨省协作的政策依据。     

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中以草地畜牧业发展支撑牧民可持续生计路径研究

草地畜牧业是三江源区牧民赖以生存的传统生计产业,被称为生计型畜牧业。如何处理好畜牧业发展与牧民生计的关系,是三江源地区发展和生态保护中必须要处理好的一个现实问题。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推进,对这一问题的求解非常必要和迫切。在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展中,应从生计视角对草地畜牧业进行全新审视,探索通过草地畜牧业发展进一步改善牧民生计环境,增加牧民的生计资本,优化牧民的生计策略,建立"草地畜牧业——牧民生计"的关联机制,探索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调发展新模式,助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大数据在自然保护地中的运用

利用大数据能对自然保护地进行综合运用,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旅游、环境友好、文化等价值。目前,我国将大数据运用于自然保护地中的研究较少。由此,从传统自然保护地的政策、行业规范、管理、经济、信息化网络数据等方面分析了其在大数据方面运用的不足之处。并基于当下国家公园体制,梳理了自然保护地建设对大数据的需求。最后,从自然保护地的自然资源、潜在的自然保护地、环境质量、基础设施、内部空间、生态安全等方面归纳了大数据在自然保护地建设中的作用,为我国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地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