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人力资本与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依赖人才支持,企业人力资本能否以及如何驱动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员工学历与技能维度探讨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化转型,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并抑制管理层短视,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内部薪酬差距小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证明了人力资本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与信息披露水平。本文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内容,并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提供了新的启示。     

高铁开通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北大核心

在数字化转型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本文对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与人工阅读,创新性地构建出企业进行实质性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在此基础上,借助高铁建设的契机,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高铁开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细分数字化转型的环节分析发现,高铁开通能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层面的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教育水平较低、初始交通禀赋较差的地区更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助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理论与路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当前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成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机制检验及异质性检验等方法 ,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与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发挥中介作用;对不同所有权的企业而言,进行数字化转型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效果更强;相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成熟期企业中二者作用效果更强。因此,企业应加快数字技术在各环节的应用,激发数字化转型积极效应;提升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实施有差异化的转型战略;政府应发挥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优化数字化转型外部环境。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

持续创新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灵魂，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发展如何赋能企业创新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以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基于不同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数字化驱动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西部、东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也略强于东北部、中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显著。     

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新的发展动能，但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至今尚无明确的论断。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数据挖掘的方法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降低代理成本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因此，企业应积极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打造多元协调的治理平台，营造开放共享的公司治理环境；政府应加快出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扶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     

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研究——基于内外部协同治理视角

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和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促进作用在企业规模较小以及竞争性国有企业中更明显。基于此，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国企治理中的赋能效应，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督协同路径，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基建、产业链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赋能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方式，但在转型过程中面临“产业链受制于人”导致的数字化转型激励不足问题。政府能否通过“数字新基建”的力量帮助企业塑造产业链竞争优势地位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得到回答。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产业链视角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能够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交易成本较高、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和属于高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效果更显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扩大供需、增强纵向与横向市场竞争等机制提升了产业链竞争力，从而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促进内部融资、提升外部关注和提质增效的经济效应。本文为建设数字中国背景下政府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证据。     

省域数字经济环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通过收集整理不同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指标，发现不同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巨大差异。用LP法测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了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如何通过协调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来有效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各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存在不平衡情况，其中东北地区更需要政府加大对数字产业化建设的扶持力度，东部沿海地区数字产业化产出水平明显优于内陆地区。第二，资本密集型企业更有潜力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第三，通过增加数字信息技术产业就业人口可以有效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多个大股东如何影响资本市场信息有效性？——来自股价同步性的经验证据

提升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是实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深化改革目标的前提。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多个大股东对股价同步性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提升了资本市场信息效率，该影响是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度发挥作用的，且该实证结果在内生性检验后不变。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媒体关注度就越强，多个大股东对股价同步性的抑制效果就越显著。因此，应当强化股权结构引导监管、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营销。     

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标: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特征事实,考察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微观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拓展了Hsieh和Klenow(2009)对宏观资源配置效率的测算框架,测度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我国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水平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变化态势;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一般城市和人口规模小于等于500万人的城市内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重点城市和人口规模大于500万人的城市内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国有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垄断性行业内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竞争性行业内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研究创新:利用企业实际产出规模与最优产出...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实证检验——基于智慧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赋能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且这一促进效应具有显著行业异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服务业企业创新能力比工业企业更容易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人力资本结构和供应链优化是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路径。基于此，应当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制定差异化发展机制，精准布局行业创新升级；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以期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支撑。     

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春风化雨”还是“适得其反”?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支出方面，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以及科教支出占民生性支出比重提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产生驱动效应；收入方面，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之比上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U型影响，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比上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有为政府建设的推进与有效市场的完善，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呈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渠道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调整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作用于数字化转型，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则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技术性人力资本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数字化转型的效应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收入结构优化则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与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基于三次产业的异质性分析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推动就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产业数字化过程中，三次产业的特性及其与数字经济发展的适配度决定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就业决策和就业流向。本文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抑制了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促进了劳动力从事包括第二、三产业在内的非农工作。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二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而对第三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同时体现在传统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2)第二产业数字化具有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特征，倾向于吸纳高技能劳动力；(3)第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发挥降门槛和稳就业的关键性作用，能够同时吸纳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进入；(4)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以及年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拓展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赋能农户增收，且有助于提升非农就业质量。因此，持续深挖数字就业红利，对于新时期促进就业增长、保障就业质量、优化就业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促进企业数字创新吗？

以2010～2020年我国77个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和238个非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2712家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实现条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创新，且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质量基础设施、高等人力资本是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创新的主要传导路径；市场分割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创新中产生负向调节效应；随着质量基础设施、高等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作用呈现“边际递增”特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与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据此，应加快完善数字知识产权管理框架，构筑“一站式”质量基础设施基站，发挥区域联动治理功能，促进企业数字创新。     

数字化转型、技术溢出与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

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技术溢出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成为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及行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中更显著。中介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溢出积累创新知识，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鉴于此，应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降低技术溢出门槛，充分释放数字化技术创新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组态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源与企业创新发展不断融合,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发展趋势。然而,现实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困难重重,如何有效实现数字化转型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本文以73家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检验企业规模、盈利能力、企业年龄、技术研发、创新环境和行业竞争6个条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效应,探究什么样的企业更容易转型成功。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主要有4条,分别是:以行业竞争小为核心条件的居安思变谋转型、以盈利能力强和企业年龄小为核心条件的资金支持助转型、以企业年龄小与技术研发强为核心条件的技术研发促转型、以企业规模小为核心条件的生存压力求转型。同时还发现,中小型企业转型路径多于大规模企业,且行业竞争激励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意识,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绩效的效应与作用机理进行讨论很有必要。基于技术创新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2010～2020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创新绩效,并将动态能力细分为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探讨其中介效应,总结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创新绩效”这一作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可靠;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且三者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市场化程度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动态能力、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明确启示。     

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

随着物联网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的更迭升级与广泛应用,通过数字化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变得愈发重要。选取2003—2022年入选“双一流”示范企业名单61家A股上市国有示范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程度对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由过渡阶段上升到适度阶段,其对国有示范企业的影响由抑制效应转为促进效应;Utest检验结果表明,现阶段绝大多数国有示范企业处于“阵痛区间”,表现为对治理效率的负向影响;数字转型程度“U”型影响资本密集型行业和东部地区的国有示范企业的治理效率,负向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西部地区的国有示范企业的治理效率。因此,管理者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两面性;企业应遵循与自身发展相契合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政府应科学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持续夯实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环境。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吗？

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重要环节,对于投资者而言,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更是其实现价值投资的重要保证。利用2010—2020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这一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并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内部控制质量和提高财务稳定性提升了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多元化经营、融资约束会削弱数字化转型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应,而行业集中度提高则会强化这一积极影响,并且相较于非高新技术公司和中西部地区公司,数字化转型对高新技术公司和东部地区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城市数字金融推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研究

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将城市数字金融纳入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城市数字金融对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市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企业绿色化转型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测度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基础上发现,城市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于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应建立城市数字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机制,制定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财税政策,加快推动重点产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推进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