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对环境规制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构建普通面板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限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质量在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体现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对本辖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对邻域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到抑制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作为产业发展的趋势,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选取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模型重点研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及行业和区域异质性。研究表明,当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城市规模、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时,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一般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呈倒U形关系。当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一般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呈倒U形关系,且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更大。因此,要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协同集聚,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及监管强度。     

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会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

基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视角,在梳理解析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内涵及理论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制造业绿色发展影响要素的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实证考察 了全国层面及长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带内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 展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全面层面资源禀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呈正向作用,环境规制在 短期内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呈负向冲击效应,并能对资源禀赋弹性产生抵消作用,但长期来看则能 释放资源比较优势的发挥,并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呈“U”型关系;在各经济带检验中,资源禀赋 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呈差异化影响,其中资源禀赋在长江三角洲制造业绿色 发展中表现为负向效应,环境规制在环渤海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中呈正向效应,长期内环境规 制在泛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中呈现为“U”型关系。     

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

选取1999—2013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关系。将1999—2013年分为3个时间段,从动态层面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制造业的集聚影响方向和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为正相关影响,且影响程度在降低。此外,各地区应注重加强与相邻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经济互助,以促进制造业合理发展与集聚。同时,应该加强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制造业,促进制造业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成因与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造业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的重构。本文基于中国省区尺度的制造业数据,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到2008年期间的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的变化趋势和特征。总体上,现阶段中国的制造业地理集聚程度较高,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然而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存在显著的产业差异,依赖于特定自然资源投入的产业,地理集聚程度相对较低,而依赖大量中间产品投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地理集聚度则较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是外资主导并且以出口为主,高度集中在沿海省区。中国的产业集聚变化趋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产业地理集聚程度上升进入了加速期,地理集聚程度在2004年左右达到顶峰。本文回顾了中国产业地理集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传统的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集聚经济理论是理解中国的产业集聚的重要视角,但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制度环境下,市场化、全球化和地方分权对中国制造业业集聚和分散具有显著影响。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化及其在全球经济体中地位的调整,全球力量与地方力量的相互作用将不断重塑中国的制造业地理格局。     

环境规制影响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基于HOV模型,本文利用2004~2010年26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呈"U"型,现在我国仍处在拐点的左侧,即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将降低竞争力,"波特效应"还不显著;随着分位点的提高,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负面影响逐步降低,这主要是由我国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特点决定的。随着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如果能够制定合理科学的环境政策,实现环境规制与竞争力良性循环是完全有可能的。     

市场潜能与制造业空间集聚: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关于制造业空间集聚影响因素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然后使用中国1999~2004年210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地区市场潜能等因素与其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潜能对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同时,我们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差异、行业特征与就业动态

文章基于2004-2011年中国分省分行业的工业数据,将地区环境规制程度与行业特征相结合,采用倍差非线性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的省际差异对不同特征行业就业的净影响及其就业集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导致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呈现向环境规制较为宽松地区集聚的趋势,基于行业就业人数和就业份额的实证结果均比较显著。将工业行业划分为高污染-高资本行业、高污染-低资本行业、低污染-高资本行业和低污染-低资本行业四大类,通过计算环境规制的边际就业效应发现,环境规制会对高污染-高资本密集型行业产生正向的就业效应,环境规制带来的负向就业效应仅在纺织、纺织服装和有色金属采选等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比较明显。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

环境规制的正、负外部性通过企业的区位选址来影响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发展.利用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及其上、中、下游的环境规制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分区域还是整体,长江经济带的正式环境规制和高技术产业集聚之间都存在"U"形非线性关系;除了中游地区,长江经济带上游、下游和整体基本都还处于"U"形曲线的左侧下降阶段,即正式环境规制和高技术产业集聚之间呈反向变动关系;在非正式环境规制中,收入水平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对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各区域应根据实际情况划分环境规制强度,以达到"U"形曲线的拐点.同时,各区域还应该注重引导消费者偏好向绿色健康发展,倒逼企业科技创新,吸引高技术产业集聚.     

制度“解锁”能够释放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活力吗?——基于2003-2014年28个行业面板数据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模型评价其生态效率水平,并基于"波特假说"理论,构建计量回归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生态效率总体呈递增态势,但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短期内规制遵循的成本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而且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策略性遵循行为;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只促进了重度污染行业的生态效率,对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具有抑制作用,"波特假说"仅在重度污染行业得到验证。最后,针对不同行业提出了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

基于南通区县数据和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南通市各地区间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呈现阶梯式分布,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强化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等变量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着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表现为抑制作用,财政分权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从环境规制监管体系、联动式环境规制网络、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异质性与作用机制

在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的背景下,构建集聚模式多样化的产业联动发展格局,对于降低城市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以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产业集聚类型异质性视角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制造业集聚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基于集聚外部性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从集聚类型异质性来看,制造业集聚和产业协同集聚均与城市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曲线关系,但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更显著也更强烈,特别是在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过程中;从集聚外部性异质性效应来看,相较于MAR外部性效应,制造业集聚的Porter外部性效应更能促进城市碳排放强度降低;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全行业协同集聚的Jacobs外部性与城市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U型曲线关系,且这种影响在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过程中更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产业集聚类型异质性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各城市应培育差异化的主导产业,优化调整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培育制造与服务一体的多功能产业群,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     

制造业集聚对效率的影响研究:抑制还是促进——基于地区和要素密集度分类的PSTR分析

文章在描述中国不同地区制造业集聚的特征事实基础上,基于要素密集度分类法,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个二位数制造业2000-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数据包络法求出效率,同时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求出各省综合EG指数,采用PSTR模型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制造业集聚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引入非期望产出的制造业集聚与效率并非呈简单的正向线性关系,将制造业分为集聚推进型,集聚递减型和过度集聚型,部分制造业出现一个甚至多个门槛值;(2)部分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已处于过度集聚阶段,而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严重的过度集聚现象;(3)集聚递减型和过度集聚型制造业的效率与集聚出现了负向关系,说明集聚并非越大越好,负外部性严重影响着产业的生产效率;(4)东、中、西部地区效率与铁路密集度都呈现负向关系,地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跟上集聚水平的提高。东、西部地区效率和能源呈负向关系,而中部逐渐转变为正向,说明东部拥挤和西部能源利用效率低已经严重阻碍当地经济发展。西部专利与效率呈负向关系,提高创新效率是解决收入差距的关键。     

中国能源强度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能源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的特性具有新的变化。选取2015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相关数据建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能源强度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域能源强度存在明显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西北地区能源强度较高,东南地区能源强度较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水平、外开放程度与能源强度成负相关关系,对能源强度的降低有促进作用;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能源价格与能源强度成正相关关系。     

环境规制、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文章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年到2017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了金融发展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而金融发展并没有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调节效应方面,金融发展正向调节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文章还进行了调节效应的机制检验和企业性质异质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把握环境规制强度、完善企业技术创新融资机制体制等政策建议。     

高新技术产业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河南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河南省18个地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值、企业数量、从业人员等统计数据,利用空间基尼系数、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等指标对河南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度进行测定和分析,并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创新支撑条件、制度因素对其空间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河南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度呈上升态势;在空间上主要集中于郑州、洛阳、新乡、许昌等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创新支撑条件、经济制度环境对河南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有显著影响.     

城市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及制造业的关系研究——以泛长三角地区城市为例

通过计算泛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规模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位熵,对城市规模与两大产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明显优势,但制造业水平相对不高;其他规模城市制造业专业化程度高,尤其特大城市比其他规模城市具有更高制造业集聚水平,但其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普遍较低。此外,2014年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规模间均有某种对应关系：制造业与城市规模之间大致呈“倒V”型分布;生产性服务业随城市规模递减而减小。     

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11—2020年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建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在测度年内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质量不高，但呈现逐年上升的良好态势。从纵向视角分析，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区在测度年内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梯度递增的空间分布特征。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发现，对外开放、环境规制、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水平对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起到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抑制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FDI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6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模型、GMM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但降幅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对低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对高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抑制作用，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具有异质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在跨过环境规制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低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减弱，但对较高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增强。今后应建立健全外商绿色投资机制，根据不同行业发展水平确定环境规制强度，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制造业集聚和城市规模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2004-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讨了制造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协同性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特征，其具有显著的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特点。（2）从单因素考虑，制造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城市规模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3）从协同效应来看，城市规模能够提升制造业集聚的边际效应，但是制造业集聚阻碍了城市规模效应的发挥，两者协同效应的发挥需要互相匹配；以制造业集聚效应为标准，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存在较大范围的提升空间。（4）从城市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内在路径差异来看，制造业集聚、城市规模对不同路径具有作用相反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制造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协同性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