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影响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基于HOV模型,本文利用2004~2010年26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呈"U"型,现在我国仍处在拐点的左侧,即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将降低竞争力,"波特效应"还不显著;随着分位点的提高,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负面影响逐步降低,这主要是由我国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特点决定的。随着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如果能够制定合理科学的环境政策,实现环境规制与竞争力良性循环是完全有可能的。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对环境规制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构建普通面板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限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质量在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体现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对本辖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对邻域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到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该文运用2003-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既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存在＂波特假说＂中的U型曲线关系,而是一种折线对应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阻碍生产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后,阻碍作用递减,但并未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来自新建制造业企业选址的证据

利用城市一级数据,本文运用泊松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新建制造业企业选址的影响,基于增量变化的视角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看,在全国范围内环境规制对新建企业的迁入具有显著的约束作用,环境约束越放松的地方越容易吸引污染型企业,即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通过对东中西三个地区进行的比较研究,本文进一步发现,“污染避难所”效应无论是在东部地区内部,还是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都十分显著,环境规制对新建企业的迁入有显著的约束作用;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内部则没有显著的表现。以上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效应呈现一定的梯度特征。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的污染排放:基于行业投入-产出的分析

本文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模型,选取我国制造业15部门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2002年和2005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以及3种环境污染物排放数据,全面衡量FDI流入我国制造业对3种污染物排放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制造业单位产出3种污染物的排放数量逐年降低;(2)FDI主要流入制造业中相对清洁的部门;(3)FDI大量流入的清洁部门通过产业关联导致其他制造业部门污染物排放增加,"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的论断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重新修订;(4)从产业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制造业中相对污染密集的行业其污染排放受到其他行业的需求拉动影响较大,而相对清洁行业对其他行业污染排放的拉动较强。     

信息化、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空间集聚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互联网+"深度融合和刚性环境规制约束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文章将信息化水平、环境规制引入经典生产函数,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改进的区位商指数模型,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研究了信息化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与信息化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环境规制强度呈负相关关系且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基于此,提出通过不断加强信息化水平建设优化制造业聚集格局,并对制造业过度集聚的地区施行环境规制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差异、行业特征与就业动态

文章基于2004-2011年中国分省分行业的工业数据,将地区环境规制程度与行业特征相结合,采用倍差非线性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的省际差异对不同特征行业就业的净影响及其就业集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导致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呈现向环境规制较为宽松地区集聚的趋势,基于行业就业人数和就业份额的实证结果均比较显著。将工业行业划分为高污染-高资本行业、高污染-低资本行业、低污染-高资本行业和低污染-低资本行业四大类,通过计算环境规制的边际就业效应发现,环境规制会对高污染-高资本密集型行业产生正向的就业效应,环境规制带来的负向就业效应仅在纺织、纺织服装和有色金属采选等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比较明显。     

FDI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6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模型、GMM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但降幅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对低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对高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抑制作用，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具有异质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在跨过环境规制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低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减弱，但对较高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增强。今后应建立健全外商绿色投资机制，根据不同行业发展水平确定环境规制强度，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鱼与熊掌可兼得么?——对我国环境管制波特假说的检验

传统观点认为,企业绩效与环境质量如同鱼与熊掌一样不可兼得。波特提出的创新性假说则认为,通过设计良好的环境管制,能够诱导研发并最终实现控制污染和提升绩效的"双赢"。基于中国省级工业部门1990—2011年间的数据对波特假说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对于环境管制和绩效的不同阐述以及指标选择会导致不同的验证结论,对于中国的工业部门而言,污染减排费用支出能够诱导更多的研发活动,而污染减排的资本性支出对研发影响则不显著;此外,环境管制带来的增量研发对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而工业部门内部的日常性研发则能显著改善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针对工业部门的环境管制应尽可能减少强制性干预,更多地采用市场机制来消除信息不对称,帮助企业发现和实现共赢。     

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

基于南通区县数据和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南通市各地区间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呈现阶梯式分布,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强化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等变量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着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表现为抑制作用,财政分权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从环境规制监管体系、联动式环境规制网络、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否激励企业创新和绩效提升？

基于2012—2019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异质性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异质性的环境规制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都验证了强“波特假说”,在环境规制下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发挥其中介作用,显著促进财务绩效的提高。在进一步研究中,异质性的环境规制在产权及地区的分组回归分别体现出不同的回归结果。根据研究结果,对政府合理调整环境规制以及企业正确看待环境规制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制造业二氧化硫排放驱动因素分解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LMDI分解分析方法,将我国制造业二氧化硫排放的驱动因素分解为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和污染治理效应,并定量考察2002-2014年期间各种因素对其排放量的贡献程度。结果显示:在整个分析期内,规模效应是导致二氧化硫(SO_2)排放量增加的最重要因素;技术进步对SO_2减排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能源结构变动的减排效应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其在"十二五"期间逐渐成为促进SO_2减排的主要动力来源;制造业行业结构调整的减排效应微乎其微。此外,环境规制作用所产生的污染治理效应在"十一五"期间逐步增强;但随着工程减排的增长空间日益缩小,其在"十二五"期间逐渐濒于消失。     

环境外包与中国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基于微观贸易数据的GMM估计

本文基于Hummls的"垂直分工指数"建立环境外包污染指数(PEOI),运用投入产出法和微观贸易数据定量测定了外包对中国制造业造成的污染排放数量,并进一步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外包与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关系。结果显示:首先,外包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造成的污染排放逐年下降,且外包对高技术含量的加工制造业造成的污染排放较低,而对能源、矿产和化工原材料的加工制造业造成的污染排放较多。其次,环境外包污染指数与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指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承接国际外包业务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的清洁增长。最后,提高资本和科技投入是促进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提升的有效途径。     

基于波特假说的绿色创新激励研究

波特假说颠覆了传统经济学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理论框架,从一个全新视角解释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竞争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基于波特假说及其主要争议,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下外部环境成本一收益变化,判断环境规制是否在强、弱绿色创新激励作用下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同时比较了两种互异且相辅相成的规制政策类型,旨在形成适宜、灵活的政策工具组合,以更好地激励企业开展绿色创新。     

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会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

基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视角,在梳理解析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内涵及理论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制造业绿色发展影响要素的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实证考察 了全国层面及长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带内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 展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全面层面资源禀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呈正向作用,环境规制在 短期内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呈负向冲击效应,并能对资源禀赋弹性产生抵消作用,但长期来看则能 释放资源比较优势的发挥,并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呈“U”型关系;在各经济带检验中,资源禀赋 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呈差异化影响,其中资源禀赋在长江三角洲制造业绿色 发展中表现为负向效应,环境规制在环渤海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中呈正向效应,长期内环境规 制在泛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中呈现为“U”型关系。     

环境规制、产品空间演化与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基于实证产业组织和演化经济地理研究范式,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内生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框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创新性地基于非线性工具变量的控制函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污染费征收对于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精准的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产品相关性与城市产品相关性是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产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进一步强化了环境规制的激励创新效应,并且不同城市的企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在潜在作用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内生影响企业TFP、企业的行业技术赶超、优化行业资源配置等渠道显著影响了企业导向性绿色技术创新。本文认为,导向型环境规制与城市产品空间演化是引致我国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生态效率的动态演进和空间溢出——以安徽省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8-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FDI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各市的生态效率稳步提升并呈现出明显的集聚趋势,集聚区集中在皖江城市带;考虑空间因素后,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具有EKC的"U"型特征,人均GDP对本地生态效率的影响也呈现出"U"型特征;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为正,而环保意识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为负,对外开放度和研发投入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为负。因此,各市应发挥皖江城市带集聚区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引导外资进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同时尊重各市生态效率的差异,考虑空间单元的交互效应,因地制宜地利用外资,实现共赢。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两步系统GMM动态估计方法的研究

基于两步系统动态GMM估计方法,文章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环境规制对扩展边际形成了U型的作用效应,对集约边际存在促进作用;其次,产品内分工地位的提高会促进扩展边际的增长,对集约边际则形成抑制作用;最后,环境规制和分工地位的交互作用对于扩展边际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对于集约边际的作用不明显。新时期"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前提是不断提高行业分工地位,而非继续依靠环境禀赋优势。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两步系统GMM动态估计方法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两步系统动态GMM估计方法,文章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环境规制对扩展边际形成了U型的作用效应,对集约边际存在促进作用;其次,产品内分工地位的提高会促进扩展边际的增长,对集约边际则形成抑制作用;最后,环境规制和分工地位的交互作用对于扩展边际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对于集约边际的作用不明显。新时期"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前提是不断提高行业分工地位,而非继续依靠环境禀赋优势。     

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的影响——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分析

本文根据1995～2008年制造业的污染排放和国际贸易数据,从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在某些污染密集型行业上中国具有出口优势,但随着新型国际分工的深化,进出口贸易结构越来越偏向于具有典型全球生产网络特征的"清洁"行业,使得国际贸易在结构效应上利于中国的环境,而环保技术上的大幅进步(技术效应),却是制造业在进出口贸易量激增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污染物大规模排放的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