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与地位分析:基于最新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文章利用WWZ模型和WIOT数据,对比分析了中美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程度与地位的演变情况。研究表明:(1)中美服务业都已成为GVC分工的重要受益者,但中国服务业出口贸易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显著低于美国,表明中国服务业出口获益能力相对较弱。(2)中美服务业中以最终服务环节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下降,而以中间服务环节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上升,表明中美服务业参与GVC分工地位在不断攀升。(3)中国服务业前向垂直专业化程度明显低于美国,但其后向垂直专业化程度却明显高于美国,表明中国服务业参与GVC分工地位较低。(4)中国服务业中来自于国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占比明显小于美国,表明中国服务业的价值链较短,延伸不足。(5)中国服务业中来自于国内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占比和增幅显著高于美国,表明中国较好地实现了国内生产分工与合作。(6)中国服务业参与GVC分工地位低于美国,且其间接增加值贡献也明显小于美国,表明中国服务业处于GVC分工下游位置。(7)中国服务业参与GVC分工的地位指数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     

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结构与就业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和社会经济账户数据(SEA),采用WWZ方法测算了2000～2014年中欧双边制造业与服务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与结构,并对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制造业来看,中国通过与欧盟的贸易往来,提升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及地位。不过目前中国制造业GVC地位依旧落后于欧盟,但是差距在缩小。从服务业来看,中欧中间服务融合程度较高。中国进口中间服务的目的更多为下一个阶段出口,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与全球价值链地位得到一定的优化升级,而欧盟服务进口更多为自身消费,进一步再出口的比例在下降。总体来看,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就业水平,但对服务业就业有负向作用;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就业和不同细分行业就业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     

中国与欧、美、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中国、欧盟、美国、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投入产出的五国模型,将总出口分解成9部分,根据9部分产生的不同价值增值含义,用真实国内贸易增加值以及GVC地位指数对中国及其他三大经济体不同行业在GVC链上的分工地位及竞争力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考虑了各国贸易迂回情况,剖析四大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以单环节参与为主,处于GVC链下游,但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向上游移动趋势明显;日本以单环节参与为主,处于GVC链上游,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占优;相比之下美国以多环节参与为主,主要处于GVC链上游,尤以高技术领域领先;欧盟以两头参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出口。     

我国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研究——基于“地位-参与度-显性比较优势”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加值贸易,借鉴Koopman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以及基于国内增加值测算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从"地位-参与度-显性比较优势"视角,运用WTO和OECD联合发布的Ti VA统计数据,对比分析我国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现状、趋势及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主要由直接进口国消费的最终产品或服务增加值以及出口到第三方国家的中间产品增加值构成;美国、日本的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参与程度较高,但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总体上还处于中下游位置,并且在信息技术、科学研究与发展等细分行业的地位指数与参与度指数呈反向变化;中国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服务业细分行业主要集中于传统服务业层面;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参与度指数与服务业贸易规模并没有明显的正向线性相关关系。     

我国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研究——基于“地位-参与度-显性比较优势”视角

文章基于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加值贸易,借鉴Koopman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以及基于国内增加值测算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从"地位-参与度-显性比较优势"视角,运用WTO和OECD联合发布的Ti VA统计数据,对比分析我国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现状、趋势及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主要由直接进口国消费的最终产品或服务增加值以及出口到第三方国家的中间产品增加值构成;美国、日本的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参与程度较高,但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总体上还处于中下游位置,并且在信息技术、科学研究与发展等细分行业的地位指数与参与度指数呈反向变化;中国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服务业细分行业主要集中于传统服务业层面;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参与度指数与服务业贸易规模并没有明显的正向线性相关关系。     

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格局解构——基于GVC分解的视角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重复计算和价值转移问题影响了双边贸易利益的识别。在多区域投入产出框架下,文章拓展了双边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模型,从总量、国别、产业等三个层面解构了1995~2011年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的分配格局。结论表明:(1)平均而言,中美出口额的23%、进口额的13%、贸易差额的25%是由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转移创造的,多边贸易利益已深度融入双边贸易格局;(2)中美双方在2011年互为最重要的中间要素支持国,双边贸易互补性增强,贸易利益相互交织程度增加;(3)中国大部分产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显著低于美国,特别是电子及光学设备等主要顺差的产业,国外价值贡献率高达33%,而服务产品部门基本呈现逆差状态。所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改革以及构建自由开放的外贸环境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而中国亟需提升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和服务业的国内价值含量。     

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采用WTO和OECD联合发布的TIVA统计数据,选定2009年服务贸易前6名的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金砖四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共10个国家,测算了这10个国家在1995～2009年间的服务业整体和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GVC—Position）”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GVC—participation）”指数,以分析对比中国与其他9国的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参与程度。结论显示：我国服务业整体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分行业看,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服务业整体一样,在入世5年缓冲期之后呈上升趋势,但在考察期内服务业整体和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都低于10国的平均值。     

全面对外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价值链互动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国内价值链(NVC)与全球价值链(GVC)联动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界定和区分了外需对中国国内各区域在GVC和NVC中增加值收益及增值能力的影响,进而分析了外需对国内区域垂直分工和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首先,1997-2012年外需对中国各区域增加值收益攀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拉动作用占主导地位但呈快速减弱趋势,而发展中经济体和世界其他地区(ROW)的拉动作用明显提升,这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经验依据。其次,外需驱动下中国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京津地区在增加值收益快速提高的同时却陷入了NVC增值能力不足甚至为负的困境,而中西部地区受益于外需驱动下的国际和国内垂直分工效应增值能力得以提升。此外,我们还利用结构路径分析方法识别了外需对区域间增加值流转的生产层级特征以及关键生产路径分布,为价值链互动视角下中国分区域-分阶段的产业升级路径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启示。     

中国制造业产品全球价值链的分解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视角

文章利用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按出口产品的最终吸收地及吸收渠道的不同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进行分解分析。研究表明:(1)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呈下降趋势,且是以最终产品出口为主,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不高;(2)中国制造业出口中返回增加值比例的不断上升,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正向全球价值链中上游攀升;(3)中国制造业出口中蕴含越来越多的国外增加值,意味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不断提高,但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的低端生产环节;(4)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越来越多,但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和发展却相对薄弱;(5)技术水平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也相对越高;(6)中国中低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具优势地位,较为成功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分解分析

文章利用WIOD数据库,从全球生产价值链角度将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分解发现,虽然中国出口总量世界排名第一,但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例低于美国,并且出口增加值中以最终产品出口增加值为主,说明中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仍然处于低端位置。同时,我国的制造业出口国外增加值仍然较多,这也说明我国仍然是以最终产品加工、组装为主的低端生产。     

基于TiVA数据库的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研究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和Ti VA数据库,发现1995-2009年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在下降,国外增加值在提高,但近年来国内增加值有回升态势。对中国出口产品所蕴含的国内部门的直接增加值、国内部门的间接增加值、进口投入品中的国内增加值以及国外部门的增加值进行了分解,并以中国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为例,对其全球价值链进行解构分析,发现国内外很多部门都对中国电气和光学设备的出口贡献了增加值,服务业部门的贡献率不容忽视。中国制造业应当加强自主研发,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大力推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更好地支持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中美贸易利益再分解北大核心CSSCISSCI

引入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测算2000-2014年间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利益,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快速增长,但所获贸易利益极为有限,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是向着有利于美国、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尽管中美贸易顺差在2000-2014年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由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出口对我国获取贸易利益的带动作用不强。因此,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改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地位,向价值链的两端攀升,从而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获利能力。     

中国出口增加值的服务要素贡献率提高了吗?

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推动了制造业价值链的形成并创造了服务业价值链,服务要素尤其是国内服务要素贡献率的提高代表了贸易收益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文章基于TiVA数据库构建了出口增加值中服务要素贡献率的测算方法,核算并比较了中国制造业、服务业出口增加值中服务要素的贡献率后得出结论:服务要素整体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贡献率逐步提高,但受到服务业开放、服务要素跨境流动和国内服务要素供给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服务要素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贡献度整体不高,并且存在一定的行业差异;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要素的累积和培育是中国提高出口增加值中服务要素贡献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途径。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锁定问题研究——基于增加值贸易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在探讨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低端锁定的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WIOD数据库中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并按照WWZ(2015)最新的总贸易分解框架计算而得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测度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物理位置和经济位置。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1年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在逐步深入,但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锁定状况并没有因此改善。从物理位置来看,中国整体出口上游度排名一直在第34位以后,行业间的出口上游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但其数值均远大于1,说明中国整体及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都处于相对上游的位置;从经济位置来看,中国的国内增加值(DVA)出口率一直在下降,而国外增加值(FVA)出口率却在上升,中国参与分工的获益比例总体在下降。中国应该从培育母市场、增强产业联动发展效应、积累战略性要素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为突破低端锁定困境而谋求出路。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特征分析——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全球价值链上的进口供给是影响一国生产和消费活动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发展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发展可能表现出全球性或区域性特征。文章采用增加值贸易思想扩展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研究方法,从进口供给的角度,以最终消费产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区域特征,认为东亚区域在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表现出一种全球性特征。美欧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由东亚区域向全球转移。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特征分析——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

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全球价值链上的进口供给是影响一国生产和消费活动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发展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发展可能表现出全球性或区域性特征。文章采用增加值贸易思想扩展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研究方法,从进口供给的角度,以最终消费产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区域特征,认为东亚区域在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表现出一种全球性特征。美欧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由东亚区域向全球转移。     

国际垂直专业化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美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计算了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以及其主要的来源国情况,并对中美贸易顺差和垂直专业化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认为,垂直专业化程度增加是中美贸易不平衡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对中美贸易顺差的贡献度约为50%,其中来自日本、韩国、东盟的部分分别约为20%、5%和10%。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效应

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税加征清单多次涉及农产品,美国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贸易摩擦必然对中美双边农业贸易增加值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着眼于全球价值链视角运用了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与Koopman等(2014)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链接模型,评估贸易摩擦对中美农业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基于贸易增加值分解结果发现:(1)中美整体农产品贸易:贸易摩擦对中国农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负面影响严重,但却强化了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2)中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贸易摩擦对中国不同行业部门贸易增加值影响截然不同,其中食物制品、蔬菜水果及肉类制品部门的增加值受损严重。(3)美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谷物、水果蔬菜、油籽、棉花、牛羊肉、肉类制品、奶制品、动植物油脂及食物制品等部门遭受较强的负面冲击。总体而言,贸易摩擦对中美农业部门影响大相径庭,且存在较强的行业异质性。原因在于中美不同农产品部门的贸易体量差异悬殊,且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截然不同。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基于1995～2017年3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并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一步用中国16个行业2004～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国内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产生了挤出效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文章最后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大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央企业及单位的OFDI最能够促进中国GVC增加值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更能够提升中国GVC增加值能力,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参考。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美双边贸易要素结构分析——对HOV定理的再检验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要素的跨境流动赋予了贸易要素含量新的内涵。本文提出了符合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的贸易要素含量测算框架,并以中美贸易为对象对Heckscher-Ohlin-Vanek（简称HOV）定理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美双边贸易的要素结构并不符合HOV定理的预期,中国对美国的资本净出口大于劳动净出口,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在逐渐增大。美国跨国公司的FDI和中美两国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的中国（美国）对美国（中国）出口资本/劳动比的提升（下降）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中美两国劳动要素结构体现出显著的互补性。优化要素结构,提升中高技术劳动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贡献度,是实现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