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价格差异与要素跨国流向:对HOV模型的检验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WIOD)分析了中关增加值贸易隐含的净要素含量跨国流向及其与要素价格差异的关系,并以此检验HOV模型的预期即要素从要素价格低的国家流向要素价格高的国家。研究表明:与其他要素相比,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的跨国流向与HOV理论预期的偏离度较高;与进口相比,中国出口隐含的资本(相对于劳动力)跨国流向偏离理论预期的程度较高;与最终品贸易相比,中间品贸易隐含的劳动力(相对于资本)跨国流向偏离理论预期的程度较高。从趋势看,组合要素的总体流向偏离理论预期的程度趋于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流向偏离理论预期的程度呈加重之势。中美两国的资本要素价格差异与其跨国流向偏离理论预期的程度负相关,但这一关系对于劳动力要素而言并不确定。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中美贸易利益再分解北大核心CSSCISSCI

引入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测算2000-2014年间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利益,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快速增长,但所获贸易利益极为有限,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是向着有利于美国、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尽管中美贸易顺差在2000-2014年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由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出口对我国获取贸易利益的带动作用不强。因此,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改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地位,向价值链的两端攀升,从而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获利能力。     

全球价值链对中美贸易差额作用机制的经济数理分析

近二十年来,世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中美贸易差额也随之不断扩大。文章基于双边和多边贸易框架,通过对中美贸易的结构分析揭示了两国的贸易不平衡是由包含了中美两国以及价值链上相关各国的中间投入、最终产品以及全球价值链中的服务链接等各价值链环节之间的跨境贸易关系所导致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不平衡,只要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格局不改变,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以及贸易差额的扩大就具有一定的刚性。     

浅议中美贸易的不对称依赖及其形成机制

中美贸易存在着不对称依赖,中国不仅高度依赖美国市场,而且还依赖美国的中间产品,而美国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和中国市场的依赖性较小。这种不对称依赖形成的基本原因是两国技术禀赋的差异,导致中美双方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不同分工,降低了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以及中美两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美元霸权地位以及中国对美元体系的依赖也是中美贸易的不对称性依赖的重要原因。     

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格局解构——基于GVC分解的视角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重复计算和价值转移问题影响了双边贸易利益的识别。在多区域投入产出框架下,文章拓展了双边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模型,从总量、国别、产业等三个层面解构了1995~2011年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的分配格局。结论表明:(1)平均而言,中美出口额的23%、进口额的13%、贸易差额的25%是由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转移创造的,多边贸易利益已深度融入双边贸易格局;(2)中美双方在2011年互为最重要的中间要素支持国,双边贸易互补性增强,贸易利益相互交织程度增加;(3)中国大部分产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显著低于美国,特别是电子及光学设备等主要顺差的产业,国外价值贡献率高达33%,而服务产品部门基本呈现逆差状态。所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改革以及构建自由开放的外贸环境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而中国亟需提升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和服务业的国内价值含量。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出口目的国与出口产品复杂度北大核心CSSCISSCI

价值链嵌入位置对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关乎一国贸易政策以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分工战略制定。文章基于需求侧“技术复杂度偏好”这一视角考察价值链嵌入位置差异对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使用UNCOMTRADE（1998～2014年）6位数贸易数据和WIOD（1995～2011年）国家一行业水平经济指标及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基于全球生产分工下的出口复杂度和价值链中要素供给侧上游度、产品需求侧下游度。研究发现,供给侧以及需求侧嵌入位置均与出口产品复杂度显著正相关;出口产品复杂度随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递增;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之间交互项为负,当出国目的国为高收入国家时,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位置更加靠近最终产品使用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对低复杂度行业的影响更显著,有助于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国家间转移。     

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是否有利于贸易收益的提升?——基于中国的行业面板数据

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通过改变贸易结构、贸易方式及贸易流向,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及本地配套能力等途径产生贸易规模效应及贸易增长效应,进而对贸易收益水平产生影响。通过中国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本文发现,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贸易收益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明显的三次型关系,且随着垂直专业化率的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对贸易收益的影响逐步增强。中国的贸易强国建设必须进一步推动高级要素培育,加快提升贸易收益水平。     

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透析

本轮中美贸易摩擦正呈现出愈演愈烈态势，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分析，可以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诱因主要包括：近年来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竞争力明显提升，与美国的差距正逐渐缩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依赖日益加深，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边缘化中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手段；为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拓宽发展空间。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各国福利改进而言，中国的参与不可或缺，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边缘化中国的企图将难以实现。着眼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应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倒逼国内改革，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供应链产生的冲击，加快完善外资管理体制，加快外贸领域结构调整。     

产品内分工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分析

从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看,中美贸易失衡是由于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处于低附加值部分,替代日本、韩国和东盟等经济体对美国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因此,美国实施贸易保护、要求中国提高市场开放程度和人民币升值等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实证分析——以中美贸易为例

一、中美贸易概况 中美贸易对中美双方经济发展的影响都甚为深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美贸易迅猛发展，呈现出一些新变化。中美经贸关系层级提高，贸易不平衡加剧。中国上升为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外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在全球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同时，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结构已经跃I：一个新仃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迅速上升。美国近年来持续的成为中国主要外资来源地，中美贸易关系逐步成为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贸易增长。     

如何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论东亚集体行动的可选择性

本文考查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变迁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根源,指出在美国继续把反倾销税和非贸易壁垒作为限制某些商品进口的重要手段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出口前景,普遍存在不确定感。未来中国和东亚各国(地区)采取集体行动方式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霸权,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选择。     

要素禀赋、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产品多元化的目标国差异——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文章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HS-6出口产品数据,采用洛伦兹曲线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要素禀赋和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迅速增加对出口产品多元化的交互性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目标国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地理距离越近、贸易一体化程度越高,中国出口到目标国的产品多元化水平越高;有形资本对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远远超过了人力资本和土地等其他要素禀赋;而OFDI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出口产品多元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应充分权衡出口多元化与OFDI的关系。     

论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中的非对称性

从双边“资本依存度”、双边资本流动结构以及双边资本循环对两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这3个方面来看，中关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中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中国对美国金融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金融的依赖程度。中国对美国金融的过度依赖是从货币依赖到金融市场依赖以及金融政策依赖的复合型依赖。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中国对美国金融的依赖从而使中国...     

中美反补贴争端的起源与发展趋势

随着中美两国贸易的快速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也日渐频繁,不断增加。中美两国有关反补贴争端就是近年来新产生的一种贸易争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奉行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政策,然而,在美国贸易保护政策进一步抬头、国会压力不断增大以及国内一些产业的产品竞争力不断减弱的背景下,美国政府首次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适用反补贴法。这一做法,必将使中美反补贴争端愈演愈烈。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决不能掉以轻心。     

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根源

中美贸易冲突根源的探寻不应停留在国际贸易层次,而是应该从当下的国际分工结构和国际生产关系中去寻找。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分工及其相应的国际生产关系是决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政治经济地位与利益的基础。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的国际分工结构中长期处于外围、在生产关系上处于依附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落后,特别是技术水平落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链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在这一新的国际分工生产中,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没有改变,但是具体的依附形式不同于历史上的依附形式,呈现出“技术—市场”依附的特点。在这种新的依附形式下,广大参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从中获得微薄的附加值,进而形成一种依附式发展,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却能够主导全球生产进程并从中获得高额的附加值。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需要摆脱依附式发展模式,实现在全球生产链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攀升。近年来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提升世界市场地位方面的努力及其获得的相应成就触动了美国作为现有国际分工主导者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其霸权的经济基础,美国不惜发起贸易战以遏制中国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以及美国相对衰落所导致的国际分工格局现实和潜在的变化正是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根源所在。     

金融危机中的我国出口贸易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发达国家经济濒临衰退,势必会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文章从出口地区分布、贸易方式和出口商品结构三个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多边汇率与双边汇率的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cointegrating VAR)、误差修正模型(VEC)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研究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实际汇率、人民币多边汇率变化与中美双边进、出口及贸易差额的关系,并在模型中引入供给弹性和政策变量以提高检验的准确性。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是影响中美双边贸易的重要因素,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改善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其效应在短期内即可显现,但对双边进、出口的影响则取决于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实际汇率变化与多边汇率变化的综合比较,两国经济增长均将扩大我国对美出口和美、中贸易逆差,而贸易政策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贸易摩擦背景下关税与货币政策反制策略研究

通过将贸易品美元定价约束、外汇噪声交易和关税反制等特征融入两国DSGE模型，文章对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进口关税冲击的传导渠道以及中国的关税反制策略与货币应对政策有效性等问题进行了数值分析。研究发现，关税反制措施能够有效地对冲美国加征进口关税对中国实际产出、消费和净出口的消极影响，并有助于抑制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若进一步搭配将出口品关税纳入利率调控框架的积极货币政策，对于经济扩张与保持汇率稳定都更加有效。但从长期社会福利角度看，积极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也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作用，关税反制则会产生显著的福利转移效应，不采取任何关税与货币应对政策将使中国遭受最大的福利损失。因此，基于"打击最大化、自损最小化"原则，中国应对美国采取坚决有力的关税反击，同时保持货币政策相对中性、克制，以期实现"以战促和"的战略目标。     

垄断竞争、产业内贸易与相对工资差距

本文首先运用理论模型推导出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产业内贸易与行业相对工资差距之间的关系。理论结果显示,当产品的产出技能替代弹性(高技术工人相对雇佣量的变化率/产出的变化率)为正时,产业内贸易将会扩大相对工资差距;当产品的产出技能替代弹性为负时,产业内贸易将会缩小相对工资差距。然后以中美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为例对该结论进行验证,计量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制成品的产出技能替代弹性为正,中美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扩大了相对工资差距。     

贸易“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模式转型的成本考量

以贸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变化为切入点，运用2003年至2013年2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比较分析了劳动力成本、企业规模、劳动生产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两个时期内对于出口贸易的不同影响，以此说明成本因素变化对于贸易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是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向贸易“新常态”转变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优势正在弱化，重“量”而轻“质”的粗放型外贸发展模式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