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内在传导渠道研究——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实证比较

文章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例,确定了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子,并将其与金融发展的指标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组,探讨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因素是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三条显著的传导渠道,资本积累是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传导渠道;技术进步并不是显著的传导渠道;同为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主体,金融中介的作用明显要大于金融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本文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置于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之下,探讨经济体制改革何以使分权化体制下的金融资源得以释放的同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了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本文验证了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我们发现,在分权化背景下,金融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在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方面作用不同: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而财政体制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分权化的制度环境,但它本身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效应是含糊的。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挑战与战略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国际经验表明 ,在这个时期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难度加大。中国面临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条件和问题 ,也面临独有的挑战与机遇。要保持我国经济继续较快增长 ,就要立足国情 ,立足当代 ,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 ,包括坚持继续深化改革 ,消除增长的体制障碍 ;更加注重就业问题 ,保证经济增长的共享性和社会稳定 ;促进形成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 ,使经济增长可持续 ;更加注重扩大内需 ,降低开放性增长动力减弱的影响 ;加快发展服务业 ,提高服务业对增长和就业的贡献率 ;加大对重大战略问题的科技投入 ,解决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技术瓶颈 ;更多关注公平和稳定问题 ,减少发展的阻力和摩擦 ;维护并积极推动全球资源、技术与产品的自由贸易体制 ,为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争取较好的外部环境。     

中小企业组织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1985-2002

本文通过对1985—2002年中国经济统计数据的同归分析，测算了中小企业在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我们发现，中小企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组织因素。     

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以四川省为例

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省在金融、经济增长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四川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四川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存在正向关系且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但储蓄转向于投资的比例与四川省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关系且不存在Granger原因,这可以得出四川省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结论.因而四川省应大力发展金融产业,将成都建成西南金融中心.     

中国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现有对于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增长数量分析的框架下展开分析,而很少从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框架人手进行考察。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经济增长内在的性质与规律,具体包括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当经济增长的结构趋向于均衡时,经济增长质量将会得到提高。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视角出发,采用国际规范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研究表明：模型的估计结果与理论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1978—2007年间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外国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数据

在利用中国的数据(1979-2003年)检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中,我们发现,单单用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回归的结果非常糟糕;当我们相继控制了每年的实际投资、人力资本变量之后,回归的结果逐步好转起来。在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中,国内投资以及人力资本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利用VECM回归我们发现,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效应集中在短期,人力资本则有明显的长期效应。进一步地,我们对外国直接投资与各项人力资本指标进行VAR回归发现新增劳动力中大学毕业生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比较显著,比较高级的人力资本才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因此人力资本政策应该成为中国增长政策的核心。     

中国各省经济增长是否收敛?

本文使用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1952—2008年省级GDP数据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发现中国各省人均GDP总体上不存在收敛性;落后省份的增长速度并不比富裕省份的增长速度高。此外,中国各省人均GDP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总体上不是很强。我们进一步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分别进行回归,发现东部地区经济不收敛,空间效应明显;而中西部地区经济收敛,空间效应不明显。这说明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各省经济增长总体上缺乏收敛性的原因之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增长路径分析(1949～2009)(下):计量经济学层面

为分析1949～2009年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及其路径演进,明确当下中国经济处于何种增长区间,以及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构建了改革演进的理论框架,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路径分为4个阶段。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放宽限制条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拟合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以整体推进阶段的实证数据检验模型的正确性并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尚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下一阶段仍将维持经济的高位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 　　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类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是依靠生产规模的扩大或人力、物力、财力的增加而获得的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经济增长。 　　这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在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各自所占分量不一样。在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中,粗放型增长占 70％左右,集约型增长占 30％左右,我们现在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确切地说应是要由粗放型增长为主转向集约型…     

分报告一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一、引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三十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经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年均增长9.9%,在2010年,GDP达到40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同时,我们也更加关注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速增长。我们有必要搞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动力进行研究,以求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和把握未来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对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回顾,其次对增长核算理论模型进行介绍,再次对中国过去三十年增长动力及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然后对2010～2020年各生产要素的增长动力进行了预测和展望,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增长路径分析(1949～2009)(上):制度经济学层面

为分析1949年～2009年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及其路径演进,明确当下中国经济所处增长区间以及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文章构建了改革演进的理论框架,将新中国成立的经济增长路径分为4个阶段。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放宽限制条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拟合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以整体推进阶段的实证数据检验模型的正确性,并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尚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下一阶段的经济仍将维持在高位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其排序

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分析框架出发,通过构建内涵6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对2010年中国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进行测度和排序。对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数量(GDP)和经济增长质量(QEGI)排名对比情况可以看出,各地区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现象十分明显,并将参与对比的30个省区分为五种类型:经济增长质量良好的四大直辖市、经济规模较大且增长质量相对较好的发达省区、增长质与量一致度较高的省区、增长质量与数量背离较大的省区、经济数量及质量排名都相对落后的欠发达省区,为未来各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金融发展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

从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出发,对已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从金融发展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实证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其对经济增长质量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最后,分析了问题的原因。     

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探讨

自古以来中国都是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对中国总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加快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此,分析影响中国农业经济增长因素,有利于我们制定合理有效的措施,抛弃过去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断促进中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但在这一增长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投资需求和政府购买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展望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平稳、扎实、高效地增长,就必须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移到增加消费需求上来。     

2014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我们认为，有四方面因素支持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

在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在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方面具有天然的技术优势,同时,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助力下,数字经济通过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有力助推器.本文首先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概括出数字经济的理论实质,并提炼总结数字经济的四个基本内涵:通用技术性、范围经济性、平台生态性、融合创新性;其次,从经济运行系统、经济效率、经济创新力等三个维度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再次,从超大规模经济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费升级、新基建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后,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推动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的相关政策建议.     

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与行业发展的影响

征收碳税已成为众多国家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采用1999～2008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部分行业的相关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并运用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对征收碳税与经济增长和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在较低强度的碳税政策下,碳税对中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阻碍中西部地区一些省份的经济增长;征收碳税对我国大多数行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但不利于少数高能耗行业的发展.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结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福利4个方面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指标体系。利用2001—2012年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GMM方法实证研究了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看,直接融资的发展能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从分项指标来看,直接融资在改善经济增长结构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方面的作用优于间接融资,但间接融资在提升经济增长福利方面的作用更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加剧了经济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