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与国内价值链分工

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对于挖掘国内市场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30个省份(市、自治区)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国内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及前向、后向参与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促进前向和后向分工协调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技术促进、规模经济和消费升级效应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上游分工环节以及制造业行业价值链分工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区域发展失调、价值链分工上游垄断下游过度竞争以及制造业技术水平不足等情况提供了经验借鉴。     

中国制造业双向FDI是否提升了其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以制造业跨境资本流动产生的正负效应为切入点,考察行业技术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双向FDI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调节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15个细分行业为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虽然从整体上看,行业技术水平对单向FDI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并且双向FDI良性互动显著加强了这一作用,但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仅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能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并且现有行业技术水平仅能扩大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内向FDI的正向效应;由于外向FDI、双向FDI互动仍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暂时无法有效通过行业技术水平来扩大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正向作用;国内生产配套能力的加强有助于同一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体现出国家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支持效应。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一国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的重要因素。运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分析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并且促进其在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主要通过国际技术溢出与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价值链地位产生影响，而且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提升作用依次递减，契约环境良好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因此，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时，要充分意识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制造业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加快交通运输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建设，借助交通枢纽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高端分工。     

重大疫情冲击下我国家具产业出口恢复力提升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我国家具产业具有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特征,对国外市场依赖性高.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全球蔓延,对中国家具产业出口造成较大冲击,主要体现在:冲击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降低全球物流效率,抑制家具贸易往来;中小家具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与此同时,重大疫情也促进了市场采购和消费模式转型,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家具出口迎来了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新机遇.面对疫情冲击,应果断采取措施提升家具产业的出口恢复力,具体包括:以数字贸易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广泛国际合作拓展全球价值链分工;以技术创新培育高端要素资源;以生产智能化推动企业集群升级;以强有力的扶持措施助力全球价值链升级.     

企业数字赋能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在数字革命蓬勃发展及全球价值链面临重塑的趋势下，数字技术应用已经成为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新动力。借助机器学习方法，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大数据测度了2001—2016年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赋能对自身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赋能对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赋能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和供应链效率共同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赋能因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出口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对价值链嵌入产生差异化影响。拓展分析表明，企业数字赋能与全球价值链位置两者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政府应加速推进数字技术与外贸企业深度融合，对各类企业给予差异化政策扶持，并进一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供给质量，为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外贸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奠定良好基础。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基于投入来源差异的再检验

数字化浪潮驱动着全球价值链重构,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后发赶超的绝佳契机;然而,在跨国公司阻截、"逆全球化"思潮与突发公共事件导致全球价值链断裂与科技脱钩风险加剧的背景下,无视数字投入的来源差异而笼统地关注数字化的贸易所得效应难免出现结论偏误.文章基于WIOD投入产出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识别数字投入的国家属性,检验了依赖不同来源的投入数字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EDVAR表征)的微观效应.研究发现:(1)国内来源的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国外来源的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投入数字化通过成本加成与创新渠道作用于企业EDVAR,且依赖不同来源的投入数字化在各渠道下表现迥异.(3)数字贸易壁垒进一步加剧了国外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的抑制作用.文章研究结论为我国制造业走出"自主可控"的数字化之路和实现高附加值创造的"弯道超越"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     

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吗

绿色信贷政策重新配置信贷资源,促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绿色转型,为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新思路。利用绿色发展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合并数据,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机制检验可知,生产率效应与中间品替代效应是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污染型中间品依赖程度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越小;地区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有助于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因此,细化环境风险评定标准与绿色信贷政策指导目录,完善企业创新激励配套措施,破解资金与技术障碍,提升环保政策执行力度,缓解绿色信贷政策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发挥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重要作用。     

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

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格局的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为探析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本文以TIVA(2021)和WIOD(2016)数据为基础，分别运用Koopman法和矩阵运算测算我国2000—2014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和制造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研究发现：在发展初期，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提升起负向作用，而在中后期则主要起正向促进作用；在对不同等级行业的影响上，数字贸易的发展对低端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位势的攀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效应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强。最后，本文针对上述结果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扶持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技能溢价

投入数字化的发展引致企业生产环境趋于复杂化且向技能劳动偏移,但现有文献并未重视这样是否会扩大不同性质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差距。本文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我国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发展、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技能溢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和价值链分工均会显著提升劳动技能溢价,且数字化投入对于技能溢价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即价值链分工水平会强化这一影响;异质性分析区分了国内和国外投入来源并发现国内数字化投入占主导地位,与技能溢价呈显著正相关,而国外投入并没有发挥明显作用;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价值链分工会通过任务模型框架下的替代效应、生产率效应以及创造和创新效应三种渠道作用于技能溢价;进一步分析表明,投入数字化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同时存在于行业内部与上下游行业间。因此,应关注投入数字化的三种渠道和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影响,规避由劳动技能溢价而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风险。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利用TiVA数据库2005-2016年46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存在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异质性,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不显著;对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强于中低技术制造业;新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作用相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机制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RCEP贸易网络演化对成员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RCEP是东亚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国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基于改进的贸易联系强度指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2007—2021年RCEP制造业贸易网络与各成员国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演变趋势,并对贸易网络演化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RCEP制造业整体贸易联系强度明显增强,中国成为贸易网络的中心,但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中低端位置。第二,网络中心度和贸易联系强度对成员国的GVC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聚类系数与GVC分工地位负相关。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技术制造业的聚类系数对GVC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RCEP成员国均能从区域贸易网络发展中受益,但发达国家GVC分工地位提升更显著。第三,技术溢出、产业转移和产业链韧性三种中介机制的效应具有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机制实现GVC分工地位提升。而对于发达国家,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产业转移的中介效应更明显。     

双重价值链嵌入与创新绩效倒U型关系研究——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作用与组织韧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数字化深刻影响并优化价值链配置。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和嵌入理论，从数字化视角研究企业嵌入全球及区域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探讨本土企业通过数字化连接和配置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而提升产业链和重构价值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嵌入双重价值链实现短期创新溢出效应，但过度依赖双重价值链则会削弱创新动力和协作效能；通过企业数字化行为整合数据价值链成为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有效方式，并在价值链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组织韧性正向调节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拓展双重价值链嵌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提供数字化转型视角，并为企业根据实践需求适度嵌入价值链、打造组织韧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中美产业竞争力及经常账户可维持性分析——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

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了中美的产业竞争力及经常账户可维持性.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在国内增加值、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上位居世界前列,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而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国内增值率指标上,中国的表现却远不如美国,说明中国并不具备产业核心竞争力,制造业“大而不强”.全球参与度逐年降低,说明中国经常账户的盈余缺乏可持续性,当前制造业的低端创汇模式不可持续.因此需积极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大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掌握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从而实现经常账户盈余的可持续性,为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技术创新对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驱动作用——来自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的证据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提升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依据2002-2016年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实证分析创新要素对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揭示技术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机制，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研究发现：基础创新、产品创新和创新绩效对于提升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其中，产品创新的贡献最为显著，基础创新和创新绩效都有明显贡献，政府支持有待加强，企业家精神亟待培育；技术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中介效应因创新要素而异，基础创新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创新绩效主要通过提高产业效率和增加产业效益，产品创新则通过产业效率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产业效益增加来提升价值链地位。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的重要动力,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基于2007—2019年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双向FDI协调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第二,双向FDI协调发展在促进本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同时,还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也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受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第四,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传导,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取跨国资本和扩大贸易流量,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嵌入全球知识生产网络、获取更多国际知识溢出的机会。我国在吸收利用国际知识溢出的多种渠道和途径中,进口贸易渠道水平国际知识溢出能够促进产业实现流程升级,垂直国际知识溢出的后向关联效应对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形成了倒逼机制,但前向关联效应抑制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前向参与程度,导致制造业价值链升级陷入进口贸易的"需求锁定"中。FDI渠道的水平和垂直国际知识溢出均阻碍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虽然后向关联效应能够加深前向参与程度,但其他途径均使制造业后向参与程度加深,并由于过度嵌入而陷入低端锁定的危险中。我国制造业国际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提高能够正向调节国际知识溢出效应,但仍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因此,应对我国制造业产生不同影响的进口产品给予不同的政策;积极应对外商投资的结构变化,调整引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