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基于投入来源差异的再检验

数字化浪潮驱动着全球价值链重构,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后发赶超的绝佳契机;然而,在跨国公司阻截、"逆全球化"思潮与突发公共事件导致全球价值链断裂与科技脱钩风险加剧的背景下,无视数字投入的来源差异而笼统地关注数字化的贸易所得效应难免出现结论偏误.文章基于WIOD投入产出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识别数字投入的国家属性,检验了依赖不同来源的投入数字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EDVAR表征)的微观效应.研究发现:(1)国内来源的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国外来源的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投入数字化通过成本加成与创新渠道作用于企业EDVAR,且依赖不同来源的投入数字化在各渠道下表现迥异.(3)数字贸易壁垒进一步加剧了国外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的抑制作用.文章研究结论为我国制造业走出"自主可控"的数字化之路和实现高附加值创造的"弯道超越"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与外资利用效应研究

本文在揭示长三角两省一市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上,剖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近二十年来,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提高,但在投资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该区域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外商直接投资尽管也会通过技术外溢等途径促进技术进步,但由于其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推动了资本的扩张,因而尚未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形成显著的效果。实现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进一步提升本土创新能力和开放水平。     

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07年中国与74个东道国的数据,采用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对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经验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是决定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密切的贸易联系也会显著地促进中国的投资,然而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建设却会产生抑制作用,此外东道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也不会显著地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     

数字经济与国内价值链分工

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对于挖掘国内市场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30个省份(市、自治区)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国内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及前向、后向参与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促进前向和后向分工协调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技术促进、规模经济和消费升级效应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上游分工环节以及制造业行业价值链分工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区域发展失调、价值链分工上游垄断下游过度竞争以及制造业技术水平不足等情况提供了经验借鉴。     

中日经济关系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在过去的十年中,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仅为1.2%,与中国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1] 经济发展动态的明显差异使许多日本企业将投资的目光转向中国。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最近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具有3家以上国外子公司的日本制造业企业中,约有70%的企业认为中国是最有希望和魅力的投资国。[2] 在贸易方面,日本的官方统计表明中国对日贸易顺差有所增加。基于上述现象,日本国内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观点,认为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导致了日本国内失业的加剧,日本对华贸易赤字降低了日本国内的有效需求,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削…     

中国制造业行业就业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影响中国就业的理论模型,运用有界协整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2001年第3季度至2007年第4季度间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就业人数与人均实际资本存量、技术进步率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1)从总体上看,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力度最大,而实际汇率变动及技术变迁对就业的影响力度偏低;(2)人均实际资本存量、人民币实际汇率、技术进步对中国行业就业的影响力因行业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相关关系。为稳定就业,应根据不同产业制定和选择相应的政策措施。     

贸易便利化能否提升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贸易便利化环境的改善为企业提升产能利用率带来了新契机。文章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框架,采用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微观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从贸易便利化类别来看,沿线国家口岸及物流效率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效应最大,其次为规制环境、金融及电子商务、海关及边境管理;从企业所属行业、所在地区与出口决策来看,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进口中间品高依赖度企业、内陆地区企业及非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效应更大;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产生的出口扩张效应、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生产率改进效应是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     

贸易开放对我国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省际以及三大经济圈内贸易对工业废水、工业SO₂、工业烟（粉）尘等三类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并检验了现阶段中国是否存在库兹涅茨假说、污染避风港效应及要素禀赋效应等。结果显示:中国省际及三大经济圈内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中国环境质量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各省通过经济合作的加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各自污染物排放量。通过引入交叉项进一步发现贸易对环境分别存在负收入效应及正结构效应。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污染避风港效应与要素禀赋效应则随污染物指标选取、分析区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结果。     

零利率下限约束、宏观经济波动与混合型货币政策框架

宏观经济持续低迷引发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广泛讨论。本文构建包含名义利率零下限约束的混合型货币政策框架,据以系统比较存在和不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两种情形下宏观经济波动异质性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差异。研究发现,总需求下降时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形下产出下降和通缩程度更为严重;总供给下降不会引致名义利率触及零利率下限以致宏观经济波动演变无明显差异;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形下央行数量型调控的有效性显著降低,价格型调控则完全失效。本文认为考虑零利率下限约束的建模更宜刻画现实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效力,忽视零利率下限约束会对宏观经济预判和政策调控有效性的认识产生偏误;需求低迷环境下“数量型调控为主、价格型调控为辅”的政策组合仍为央行合意的货币调控范式,央行须更加关注降低实际资金利率;政府应注重宏观政策协调配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与货币政策发挥有效政策合力,促使实体经济趋稳高质发展以摆脱利率下限约束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