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及空间溢出分析——基于Super-SBM模型和Tobit回归北大核心

长三角是我国重点经济发展区域,而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运用2006—2018年的相关数据,先采用Super-SBM模型构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指标测度了长三角绿色发展效率,后通过空间全域及局域自相关探求空间集聚及分异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探究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长三角整体绿色发展效率在研究区间内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差距明显:上海绿色发展效率先行,江苏及浙江随后,安徽则较低;绿色发展效率在空间维度上存在较强溢出效应,其中研发投入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对外开放度和产业结构存在显著负向溢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上针对长三角城市发展不平衡情况提出相关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来自空间、门限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

为促进城市间协同融合发展，采用极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ESDA等方法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空间关联模式，并通过SPDM模型剖析影响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结合门限面板模型进一步探讨在经济发展水平门限效应下，核心创新要素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①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2014年后增速加快，各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均衡发展；②城市技术创新能力“中心—外围”特征明显，“中心”城市位于区域东南部沿珠江口东岸地带，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H-H型和L-L型；③人力资本、研发经费投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研发经费投入的负向溢出效应不明显；④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单一门限效应下，人力资本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先升后降，研发经费投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而不再显著。     

协同创新视角下长三角地区OFDI对创新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视角,以2008-2016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城市创新水平的均衡性和空间集聚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长三角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协同化发展成效日益显著,城市间不平衡性逐渐降低,且创新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在空间上扩散至整个长三角地区。进一步的门槛回归发现,当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分别跨越各自门槛值后,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将得到加强。     

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实证

利用2006-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共4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首先，运用拓展DEA法对两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水平进行测度，然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进一步以互联网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构建门限模型，探析互联网发展对创新要素在城市群流动的协同创新效应是否存在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空间正向溢出效应显著，且存在群际差异；在两大城市群内，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现非线性，创新人员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倒U型”特征，创新资本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U型”关系，相应拐点在不同城市群呈现异质性。     

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溢出与城市群集聚扩散的空间计量分析

大都市区是城市群的增长极核与辐射源,城市群又是其所在区域的增长中心,研究大都市区的溢出效应及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特征有助于为区域发展决策与战略研究提供经验借鉴.以长三角区域为例,在“六普”分县人口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自相关等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以及大都市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人口等要素资源向长三角城市群集聚现象显著,但在城市群内部大都市区外围区县形成新的集聚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影响经济空间格局的各因素中,除要素投入、政策、集聚经济等因素外,区位条件也有重要作用;是否邻接大都市区这一虚拟变量通过了检验,除了说明区位条件具有重要影响力以外,也进一步证实了大都市区的空间溢出效应.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空间关联与国防创新绩效

采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变量，基于地理邻接和要素流动两种权重矩阵，实证分析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对国防创新绩效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国防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集聚特征；在地理邻接权重和研发资本流动权重下国防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从对本地区的影响看，产-研和产-学两类互补型协同对国防创新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研和研-学两类替代型协同则不利于国防创新，区域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均对国防创新有益；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看，研-研协同显著提升周边地区的国防创新绩效，产-研协同则对研发资本流动关联紧密地区的创新绩效有积极作用。     

协同创新、区域一体化与创新绩效

协同创新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运用2002-2014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省际或各地市数据,应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与数据包络法度量协同创新度和创新绩效,构建了协同创新对创新绩效影响的计量模型;应用空间计量技术对区域一体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除珠三角外,长三角和京津冀协同创新活动对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区域一体化程度越高,区域内部创新绩效分布越均衡;“企业自身投入”与“政府资助”等内生要素是促进区域一体化和提升创新绩效的主要动力。因此,应促进区域内部生产要素自由、合理流动,实现创新资源有效溢出,提升区域发展内生动力,加深区域一体化程度,提高创新效率。     

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时空发展特征及动态演变分析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对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考察其空间分布和动态演进情况。结果表明：(1)在时序发展上，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2)在空间演变上，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现空间不均衡分布，其中，东南区域和西北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显著；(3)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正相关性，且存在显著的“高高—高效型”和“低低—低效型”各自集聚的空间结构特征，时空跃迁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稳定性。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实现区域协同创新是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中需重点关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文章研究2011—2020年相关数据，运用投入导向的超效率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创新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效率值从0.820上升至0.909，整体略有提高，但各城市的城市创新效率差异显著，空间分布呈现“东西均衡”“北高南低”的格局；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1.053，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1.043、1.009、1.009，技术进步指数是促进城市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从影响因素看，教育经费投入、科技经费投入、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研究提出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加强资源与信息共享、因地制宜规划发展模式等措施与建议。     

金融供给空间结构影响区域创新能力了吗

从金融供给侧发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利用我国内地2004-2018年275个地级市空间面板数据,基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和地方金融发展视角,实证考察金融供给空间结构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兼具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地方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还存在普遍意义上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受空间区位、城市规模、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影响,并且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具有随地理距离增加而衰减的特征,在60km以内为溢出效应密集区,而当城市间地理距离跨越200km后,空间溢出效应将不再显著。     

考虑吸收能力的区域创新多维溢出效应

合理利用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和价值链溢出效应，有助于区域创新发展与创新效率提升，而对区域创新溢出效应的利用程度则受其吸收能力影响。将创新过程分为知识创新阶段和产品创新阶段，利用Network 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计算全国内地30个省域两阶段创新效率，将吸收能力引入空间溢出效应和价值链溢出效应对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中，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空间溢出效应在部分年份显著，省域间没有形成稳定的空间关联关系；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时，提升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均有促进作用；价值链溢出效应不显著或者存在负向影响，创新过程两阶段相对独立，此时提高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提高没有显著作用，甚至具有负向影响。     

空间视角下中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演化研究

基于空间网络视角,利用联合专利数据刻画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演化特征。研究发现,随着产学研主体不断增加,创新网络逐渐覆盖全国,但区域创新联系呈现出创新中心区与非中心区非均衡性。由于空间网络关系的路径依赖越来越明显,技术知识传递的非对称性分布加剧,协同创新活动呈现创新中心区位锁定,导致网络协同创新效应难以形成,整体上协同创新网络重心呈“单核”向“三核”分布格局演化,国家创新系统长期依赖少数中心区域,中心区域技术知识辐射的局部效应与区域平衡发展的矛盾不断凸现。因此,应合理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协同创新网络空间形态,推进国家创新系统向均衡创新生态系统演化。     

R&D投入与区域创新能力关系及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以传统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研究框架，引入R&D投入作为新生产要素，将金融发展作为调节变量，利用计量经济学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5年R&D投入和区域创新能力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以金融发展为调节变量，R&D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溢出效应;同时，在金融系统发展支持下，R&D人员投入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起消极作用，而R&D资金投入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加快金融系统发展，对金融资产进行合理有效配置，构建由政府发挥引导作用的金融体系，对R&D投入和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风险投资与区域创新：机制、路径与异质性——基于中国29个省的实证分析

知识经济背景下，创新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风险投资是影响区域创新的重要因素，但风投对区域创新的作用还存在争议。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省域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实证分析了风险投资对区域创新影响的异质性、作用机制与传导路径，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测度风险投资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绝大多数省份风险投资与创新产出呈现显著“U型”曲线关系，但地区间差别明显。(2)产学研合作具有部分中介效应，风险投资可以通过提升产学研合作强度来间接推动区域创新发展。(3)吸收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对“U型”关系具有调节效应。(4)省际创新产出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风险投资对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表现为“U型”关系，且省份内效应显著强于省份间效应。     

产业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协同集聚作为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组织方式，对区域经济和生态均存在多方面影响。环保产业与一般制造业共聚是产业协同集聚的一种细分模式，通过对比其与一般协同集聚在动因、效应和关联方式等方面异同，依据其显著的生态闭环功能和环境正外部性特征，将其命名为生态化协同集聚，并基于2013—2019年短面板数据，采用杜宾模型（SDM）考察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生态化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U型特征，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程度较高，对绿色经济效率已形成有效促进作用，而内陆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水平较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可为生态化协同集聚促进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1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邻近、地理等三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剖析了数字经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性；从“本地-邻地”视角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通过释放扩散效应、溢出效应、普惠效应，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农业高质量发展应符合我国数字经济的区域发展与布局，充分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对于不同水平的数字经济地区进行宏观调控，形成以技术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合理化区域研发投入差异，助推区域的农业高质量发展。     

区域一体化战略能有效提升创新扩散环节溢出效应吗——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有效盘活现有科技资源存量,提升区域创新扩散效应,对于确保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稳步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重点探究区域一体化战略实施能否有效提升创新扩散环节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城市群内部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衡下,区域一体化战略对提升吸收转化环节溢出效应的影响更显著。其作用机理表现为,区域一体化战略促进区域创新中介主体和知识产权保护主体发育,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不断优化,使得区域内创新源具备科技成果输出意愿,降低创新策源地与创新腹地之间技术成果交易的信息不对称性,进而提升科技成果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当前阶段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实施尚不能对基础研发投入环节的溢出效应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在区域协同创新难以从基础研发投入环节打开局面的情况下,应该将政策发力点聚焦于科技成果吸收转化环节,尤其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优化创新中介发展生态。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能否助推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动态空间Durbin模型的实证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对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借助动态空间Durbin模型及半参数空间Durbin模型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性；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U”型，并存在地区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产业结构调节效应和技术进步调节效应。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科学设置环境规制强度，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引导经济发展动力向技术驱动和产业结构优化转变，加强跨区域企业技术研发交流合作，创新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     

中国287个城市创新的空间分异与溢出效应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阶段，城市作为创新的载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城市层面较长序列的创新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2005—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水平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指数等方法，考察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演化特征，并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中国城市创新的影响因素，提出促进创新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创新整体的空间差异和创新集中度呈下降趋势，南北方城市创新水平差异明显。(2)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Moran’s I值具有非线性距离衰减特征，表现为下降一段距离后略有回升之后继续下降；Moran’s I指数呈现出显著的高高—低低正向空间相关性，指数相对较低，但总体上呈增加趋势。(3)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显示中国城市创新因子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投入因子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环境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规模溢出效应尚不显著。据此，文章提出今后应加大城市创新投资和环境改善、推进城市间协同发展、促进城市创新集聚和扩散的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