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要素流动与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作用

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测度创新要素流动与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数，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效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空间影响，并探究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促进本地绿色创新发展，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起抑制作用。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调节作用下，从本地效应看，人才要素流动通过影响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呈“双轨驱动”特征；资本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水平，呈“单轨驱动”特征。从空间溢出效应看，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能合理调节人才和资本要素的空间流动，缓解创新要素的空间错配，进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实现区域协同创新是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中需重点关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文章研究2011—2020年相关数据，运用投入导向的超效率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创新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效率值从0.820上升至0.909，整体略有提高，但各城市的城市创新效率差异显著，空间分布呈现“东西均衡”“北高南低”的格局；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1.053，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1.043、1.009、1.009，技术进步指数是促进城市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从影响因素看，教育经费投入、科技经费投入、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研究提出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加强资源与信息共享、因地制宜规划发展模式等措施与建议。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空间关联与国防创新绩效

采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变量，基于地理邻接和要素流动两种权重矩阵，实证分析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对国防创新绩效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国防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集聚特征；在地理邻接权重和研发资本流动权重下国防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从对本地区的影响看，产-研和产-学两类互补型协同对国防创新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研和研-学两类替代型协同则不利于国防创新，区域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均对国防创新有益；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看，研-研协同显著提升周边地区的国防创新绩效，产-研协同则对研发资本流动关联紧密地区的创新绩效有积极作用。     

多元要素流动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梳理多元要素流动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选取全局与局域莫兰指数检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采用3种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R&D人才流、R&D资金流和信息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433，经济全面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明显偏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局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出以长沙为核心的单极化发展趋势，长沙的各要素流和综合流强度均明显高于其它城市；③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R&D人才流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与R&D资金流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协调发展与环境友好发展在城市群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智能服务赋能创新型城市群建设路径研究——实体与虚拟产业集聚视角

从实体集聚与虚拟集聚双重理论视角,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智能服务水平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能服务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受网络外部性影响,智能服务水平与区域创新数量呈“U型”单门槛特征,与区域创新质量呈先降后边际效应递增的双门槛特征;智能服务通过降低实体集聚要素流动的拥塞效应、增强虚拟集聚要素流动的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以及其它城市群,智能服务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积极效应在东部地区、中心城市以及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更显著。     

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企业创新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活动的核心地区,具有引领国家创新发展的作用。基于1995—2013年140.87万件企业发明专利数据,采用基尼系数、集中度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内企业创新发展阶段、空间分异、蔓延形态与等级结构进行剖析,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企业创新发展整体呈指数型增长态势,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各城市群创新产出变动趋势各异,其中中国加入"WTO"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是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事件。(2)三大城市群企业创新空间分异指数变化均呈"倒U型"。京津冀城市群空间非均衡性最显著,以京津"双核心驱动"为主,未形成区域性城市创新等级结构体系。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均呈现"多中心带状蔓延形态",等级体系上存在"倒金字塔型"和"金字塔型"两种结构。(3)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经济基础与政府政策支持是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产业结构、本地高等教育资源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地区效应差异化明显。     

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时空发展特征及动态演变分析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对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考察其空间分布和动态演进情况。结果表明：(1)在时序发展上，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2)在空间演变上，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现空间不均衡分布，其中，东南区域和西北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显著；(3)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正相关性，且存在显著的“高高—高效型”和“低低—低效型”各自集聚的空间结构特征，时空跃迁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稳定性。     

政府行为下创新要素流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8年中国内地31省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法探讨政府行为与创新要素流动的内在机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就全国而言,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R&D人员和R&D资本要素流动存在倒U型影响,且地方政府竞争与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与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行为可以协同发力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另外,地方政府竞争和政府支持能够促进周边地区创新要素流动,而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仅能影响周边地区R&D人员流动。在分区域研究中,东部地区3种地方政府行为对创新要素流动均存在倒U型影响,中部地区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行为发挥倒U型作用,而政府竞争和政府支持行为发挥正U型作用;地方政府行为协同对中西部地区创新要素流动发挥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东部地区影响甚微。     

城市群核心区域科技创新潜力评价及影响因素——以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为例

文章从科技创新产业要素、科技创新资源要素、科技创新环境要素3个维度26个指标，构建科技创新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多因子加权综合评价方法，对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域科技创新潜力进行实证分析，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科技创新潜力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科技创新潜力“核心─边缘”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2)城市群核心区内部“创新圈”逐渐凸显，目前已形成以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为策源、高新区孵化、多点应用的创新圈格局。(3)交通枢纽和环境优美地带是创新潜力高值地区，形成了两大创新潜力发展轴，呈南北两带集聚。(4)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科技创新潜力的空间分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解释力最大的是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率，其次是代表创新人才中每10万人拥有大学以上人口数量，代表产业结构的第二产业占比比第三产业占比的重要性突出，代表创新投入的人均公共预算支出的解释力最低。     

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综合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战略区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其协同创新效率提升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05—2018年地级市数据,以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三阶段DEA方法测算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并分析其时空特征,利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的影响,除山东半岛城市群外,其它三大城市群的平均综合效率值均较第一阶段下降;②外部环境因素对协同创新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区域经济水平和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与协同创新效率负相关,研发支持力度、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水平与协同创新效率正相关;③协同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内部城市等级存在空间不平衡性;④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促进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的相关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对比研究

基于超效率BCC模型，对2010—2018年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及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利用变异系数考察城市群内部创新效率差距，探寻内部差距对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并采用面板Tobit模型对创新效率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普遍提升；长三角创新核心城市的创新效率相对不足，京津冀创新节点城市数量及效率均不足，三大城市群创新腹地存在创新投入不足问题；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差距经历由扩大到缩小的变化过程，城市群创新效率受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创新效率差距的影响，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效率差距应保持适度，差距过大、过小均不利于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提升；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具有地域差异。     

产业互动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力--对我国七大城市群的一项实证比较

城市群经济在我国经济版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成为创新扩散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分布与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及城市群形成创新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从产业互动外部性与产业集聚外部性角度切入,将城市群作为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利用2003-2016年我国七大城市群1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集聚及相对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在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城市创新力受当地和相邻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水平的影响。(2)就全国整体而言,对城市创新力有持续性影响的主要是相对多样化集聚而非相对专业化集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来实现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3)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群内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成渝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创新潜力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群区域创新一体化对促进区域内部资源优化整合,带动周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使用随机前沿知识生产模型研究了成渝城市群及珠三角城市群创新潜力,并采用一步法的创新非效率模型分析了影响创新潜力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随着创新阻力的减少,成渝城市群及珠三角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在不断提升,且差距逐渐缩小;相比于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拥有更大的创新潜力。同时,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创新效率差异明显。为进一步提高各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应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开放,加强政府对创新的扶持力度,优化创新环境,提高工业集聚水平。     

科技推广服务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以东部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0—2019年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中介效应与门槛模型考察科技推广服务业对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呈逐年提升态势,且京津冀城市群创新效率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存在较大差距;科技推广服务业不仅有助于直接提升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还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驱动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科技推广服务业对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科技推广服务业对拥有不同创新能力或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城市具有异质性作用。     

“互联网+”赋能企业创新的异质动态效应研究——政府研发资助的调节作用

在国家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时期,以政府研发资助为切入点,剖析政府应如何更好地支持企业践行“互联网+”创新战略。在阐释政府研发资助影响“互联网+”企业创新内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推动企业创新效率改善,而政府研发资助有助于强化这种积极影响;企业层面的“互联网+”创新溢出存在明显的政府研发资助三重门槛效应,只有当政府研发资助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条件时,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互联网+”的创新溢出;政府研发资助调节下的“互联网+”创新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特征,在不同空间层面上显现出差异化和动态化调节影响;现阶段政府研发资助对“互联网+”企业创新的正向调节溢出还相对有限,且实际调节效果具有差异化特征,表现为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的阶梯状分布。研究结论可为新时代下构建时空分异的政府研发资助策略,进一步加快释放“互联网+”企业创新的溢出红利提供一定启示。     

长江中下游省市众创空间运行效率评价及创新溢出研究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我国众创空间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为了提高众创空间运行效率以及促进各地众创空间协同发展,以长江中下游各省市众创空间为研究对象,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投影分析法分析众创空间创新资源投入产出效率,进一步利用莫兰指数和面板空间杜宾模型探索区际创新资源流动可行性与众创空间协同发展路径。研究发现：近年来长江中下游各省域众创空间运行效率绝大多数时候未达到有效,财政投入冗余度最高,在孵企业当年获得投资总额、拥有有效知识产权数、总收入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各省域众创空间发展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创业导师投入、技术市场成交额对周边省市众创空间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地区生产总值对周边省市众创空间发展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高技术制造业作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加速新旧动能转化的重要载体,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生力军的关键。采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型NSBM模型,测度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两阶段效率,并探讨效率演变的时空特征和内在机理。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阶段效率均呈下上中游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处于要素配置优化推动转型升级的调整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高高”特征;中上游地区处于粗放式集聚加剧要素错配的阵痛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低低”特征。技术研发效率不高是导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低效率的主要原因。投入导向和关联错配导致的中游塌陷与局部效率洼地,会加剧区域效率分化,最终演变为全局低效率。为改变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局部高效、全局低效的不利境地,实现创新效率提升,需强化区域科技合作机制,完善市场科技服务体系,树立质量效益型研发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