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意愿与绿色创新绩效——数据要素内生化的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框架,将数据要素引入生产研发过程,在理论上刻画了数字产业化的替代效应和产业数字化的渗透效应,构建了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模型,并分析数字经济驱动清洁型和污染型研发相对收益变化,探寻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绿色创新意愿的机制作用;进一步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我国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绩效,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意愿进而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绿色创新意愿是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影响机制。本文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绿色偏向性,为数字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的经济运行方式呈现出数据驱动、万物互联、创新迭代的特征，数字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属性对创新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361座城市2010-2018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带动本地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对周边城市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空间溢出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建议可从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搭建数字化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等角度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创新绩效共同提升。     

数字经济、知识流动与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颠覆了企业创新环境,已成为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推动力。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这种提升作用存在规模与行业异质性,表现为对大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效果更强;知识流动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可发挥桥梁作用,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知识流入与知识流出两条路径赋能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相较于知识流出,知识流入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强。据此,提出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知识流动支撑机制,实施差异化数字转型战略的建议,希冀助力企业创新绩效稳步提升。     

数字经济、市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

将数字经济、市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2013-2018年沪深A股高新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和市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及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市场整合都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并且数字经济对市场整合的创新激励效应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市场整合主要通过促进创新要素流动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对技术多元化的影响不显著,而数字经济则主要通过技术多元化渠道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此外,企业特征差异并未改变数字经济和市场整合的创新效应,但数字经济和市场整合对非国有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边际效应更强.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3)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基于2012—2021年我国297个城市面板数据,选取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模型,研究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碳排放绩效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提高城市碳排放绩效。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东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低经济水平城市、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大城市相比,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经济水平城市、高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中小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门槛效应结果表明,随着绿色管理创新水平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影响效应逐渐增强。基于此,提出科学布局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策略、因地制宜制定城市碳减排方针、着力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碳排放绩效提升提供有效助益。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设立会影响创新质量吗?

创新是驱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在激励创新的众多制度安排中,知识产权保护是关键一环.为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中国于2012年开始实施"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并不断扩大示范建设的范围.文章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使用2007-2017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结合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示范城市的设立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总体上,示范城市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质量,并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不变;(2)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示范城市的设立对高行政等级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弱于一般地级市,对高市场化程度城市创新质量的激励效应要强于低市场化程度城市,而设立示范城市的正向效应不存在显著的区位异质性;(3)作用机制甄别结果表明,示范城市的设立对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强化政府战略引领、增加知识产权制度供给与优化创新要素配置予以实现;(4)在使用知识宽度法测算企业专利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微观层面数据进行检验后发现,示范城市的设立对企业的发明专利质量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实用新型专利质量并未呈现显著性.     

财政政策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分析

我国军民融合战略的提出旨在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效率提升,保障国防和国家安全。基于2008—2019年我国(内地)276家上市军民融合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当期、滞后期多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探究财政政策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财政补助对企业当期创新绩效以及滞后期创新科技绩效起显著促进作用,对滞后期创新经济绩效没有显著影响;税收优惠对企业当期和滞后期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创新投入对当期及滞后期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滞后期的影响更加显著。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在财政补助对当期创新科技绩效和滞后期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显著,在税收优惠对当期和滞后期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显著。其中,税收优惠完全通过创新投入对当期创新科技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电商平台与制造业企业创新——兼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驱动路径

本文构建了可用于研究参与电商平台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匹配了2002—2019年1688电商平台与中国专利数据库中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参与电商平台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是：(1)参与电商平台将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水平，该结果在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基于工具变量的内生性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2)影响机制方面，参与电商平台主要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促进知识溢出两个渠道推动制造业企业创新。(3)基于创新网络的拓展性分析发现，参与电商平台还将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专利中心度以及明星专利数。因此，本文研究可为探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驱动路径提供有益支撑。     

促进、加速与溢出：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系统揭示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和空间溢出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13—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和空间杜宾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区域创新绩效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绩效、发明创新绩效均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地区的创新绩效和非发明创新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发明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改变参数估计方法、固定效应、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企业、行业及地区层面均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效应与市场需求导向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积极效应，应重视人才培养、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制定相关政策激发市场需求规模、增强地区间市场可达性、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     

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无形资本匹配的创新效应研究

如何充分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而实现高质量创新,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无形资本是影响数字化转型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来揭示数字化转型创新潜能释放的内在机制。本文构建了包含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数字化无形资本促进创新的内在机理。基于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检验发现：数字化无形资本具有创新催化剂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协调匹配能显著倍增数字经济创新产出;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创新催化剂效应主要是通过创新效率提升和创新扩散促进两种机制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及数据分析技术、高端人才资本对数字经济创新产出的催化剂效应更为显著;数字化无形资本会强化领先企业的创新优势而产生极化效应,企业间数字化无形资本鸿沟的拉大会阻碍社会整体的创新。据此,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最大化释放数字经济促进创新潜能,应重视企业数字化无形资本的积累,形成激励数字化无形资本积累和驱动创新的系统制度,并消除企业间数字化无形资本鸿沟。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的企业创新效应

数字服务贸易蓬勃发展为中国企业创新带来新的契机,深入探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影响企业创新的微观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创新性地测度了中国各行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度,选用2014-2019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于中国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数量,还有效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促进企业创新的具体机制包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促进企业国际创新合作。(3)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前沿技术企业、非劳动密集型、高竞争行业以及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而言,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的企业创新效应更为明显,但企业所有制性质和地理区位不是关键异质性因素。研究结论为渐进有序推进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实现中国企业创新“增量提质”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中国制定基于创新驱动的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绿色创新:市场导向抑或政策导向

推动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企业绿色创新,需要发挥市场和政策双重机制的驱动作用。我们通过构建PLS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导向、政策导向与企业绿色创新及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1)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对企业绿色创新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市场导向对绿色创新的显著影响大于政策导向对绿色创新的显著影响;(3)相比对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影响,市场导向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4)相比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政策导向对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5)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实证分析拒绝绿色工艺创新与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关系的假设。     

FDI双重溢出效应对创新追赶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将FDI的溢出效应分为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利用1995—2012年中国5大高技术产业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两者对创新追赶绩效中的产品创新绩效和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考察知识创新绩效作为内生变量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FDI的市场竞争效应对本土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的提高不存在促进作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本土企业的知识创新绩效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作用于吸收能力而间接促进本土企业知识创新绩效的提升;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知识创新绩效对产品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FDI的双重溢出效应对创新追赶绩效的影响机制存在产业差异。     

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是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结合2002—2020年我国数字企业上市公司年报与中国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库，基于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显著为正，且对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二，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通过交易成本节约、市场规模扩张以及数字化升级机制的发挥驱动数字企业创新。第三，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以及行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中小规模数字企业、非国有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更为显著；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显著。因此，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东道国数字平台，对接东道国数字标准与规则，切实把握全球数字市场机遇，合理布局数字企业“走出去”，以实现数字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校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

本文利用全样本数据探讨了作为创新和知识溢出微观主体的高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通过ArcGIS测算了2007-2015年上市公司所在地周边全部高校数量，并以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发明专利衡量企业创新水平，利用Anselin et al（2000）的KPF方程，采用双聚类OLS检验高校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高校知识溢出对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和有效创新产出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知识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地理邻近性特征，而行政边界关联影响较弱；第三，高校知识溢出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提升员工和管理层人力资本，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空间异质性、高校异质性、企业异质性、中心城市集聚效应、高铁开通等因素导致高校知识溢出效应存在差异。     

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基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为了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央和地方政府实施了大量的区位导向性政策。作为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实施载体之一,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设立是新时期推动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和企业创新的重要举措,但目前尚无研究从微观层面探索示范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利用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视角评估了示范区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发现,示范区设立可以显著提升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和创新产出能力,并且政策效应具有一定持续性,该结论在多种识别假定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示范区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其溢出效应显著带动了周边300~400千米范围内城市所辖企业创新产出的增加;同时,示范区政策对邻近城市创新投入具有负向虹吸效用,但是影响范围仅在周边100~200千米范围内。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区政策通过提高企业商业信用、提升城市居民消费活力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激励企业创新。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区位导向性政策创新驱动效应的相关理论,为未来中国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与思考方向。     

环境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双重差分的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污染治理工作较为严峻的客观事实,结合地市级与微观企业数据并采用准自然实验法,系统识别了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以不同指标衡量企业创新以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主要通过提升财务绩效与缓解融资约束等有效渠道促进企业创新.此外,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影响效应在地区与企业层面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与环境管制较强地区企业创新受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促进程度较强,且研发强度较高企业、重污染行业所属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从政策中获益更大.     

企业组织知性资本、知识管理能力与开放式创新绩效

开放式创新是企业在共享经济与全球经济背景下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途径,但是开放式创新对于很多企业而言是一种挑战,因此探索开放式创新绩效提升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306份企业调查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检验组织知性资本、知识管理能力与开放式创新绩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组织知性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开放式创新绩效,知识管理能力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且在网络嵌入性调节组织性格与知识管理能力关系的过程中知识管理能力的中介效应仍然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