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创新创业活跃度与城市经济韧性

基于2004—2020年中国26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考察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在运用替换变量指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验证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创业活跃度存在明显U形中介效应,即当金融集聚程度较低时,可能会由于金融支持不足抑制创新创业活跃度提升,从而降低城市经济韧性;随着金融集聚程度不断加深,创新创业活跃度显著提升,有助于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经济韧性强劲城市、经济韧性优良城市、经济韧性一般城市、中规模城市、中城市流强度、低城市流强度样本中,创新创业活跃度在金融集聚驱动城市经济韧性中的U形中介效应更为显著。为此,应培育金融创新源动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圈和着力打造梯度韧性城市,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并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创新活跃度与农业现代化转型

选取2011—2020年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转型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即数字经济发展可加快农业现代化转型步伐；创新活跃度在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转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18.91%。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在创新活跃度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具有门限效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创新活跃度对农业现代化转型的边际效应更大。     

数字经济对市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数字经济对旅游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在城市尺度尚未检验其空间溢出效应及传导路径。为此，融合多源数据构建2011—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从时空维度对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中介效应模型对其空间溢出效应、空间传导机制及空间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2)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本地旅游业发展质量的提高，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邻近城市。(3)在高互联网地区和高市场化地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作用更为明显。(4)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旅游市场吸引力和旅游创业活跃度的方式有效激活了市场活力，进而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活跃度、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活跃度提升可激活市场要素配置活力，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系统梳理创新活跃度、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理论关系，选取2015—2020年287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创新活跃度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传导机制与异质性传导路径，并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创新活跃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创新活跃度不仅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可通过劳动收入份额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活跃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劳动收入份额门槛效应；创新活跃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由此，应从制定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助力创新活跃度与劳动收入份额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创新举措方面入手，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应对外部冲击、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2011年至2019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增强本市的经济韧性，而且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市与周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而数字化程度的推动作用则并不显著；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会因为城市地理位置、行政级别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间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因此，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城市间的经济活动联系，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结合城市特质规划数字产业布局，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调节城乡收入分配机制，打通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间接路径。     

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土地要素配置对于城市创新驱动创业的影响已成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从供需错配视角出发，分析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土地供需结构错配降低了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并且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供需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负向影响大于工业用地供需错配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负向影响不仅存在显著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机制分析表明，土地供需结构错配通过抑制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破坏创新环境、削弱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提高住房价格，降低了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可得性能够为各行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进而增强整体创新活跃度。文章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索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新活跃度具有一定影响,能够促进本地创新活跃度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创新活跃度提升的影响还未显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类型创新活跃度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能显著提升技术创新活跃度、开放创新活跃度、活动创新活跃度,但无法提高制度创新活跃度;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创新产出水平、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间接方式,提高创新活跃度。有鉴于此,需出台叠加支持政策,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强金融科技赋能,精准提升创新能力;开展区域协同合作,促进产业创新集聚。     

高质量人力资本与中国城市经济韧性——基于高校扩招政策的实证分析

培养壮大高质量人才后备军是建设人才强国、增强国家经济韧性的根本保障。运用双重差分法基于1999年高校扩招这一外生冲击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表明，高校扩招政策引致的高质量人力资本规模扩张能够增强中国城市经济韧性。机制检验表明，高质量人力资本规模扩张通过促进城市创业活力、提高城市薪资水平、加强城市信息化程度，从而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异质性检验表明，高质量人力资本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效果在东部城市、大规模城市以及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更加突出。因此，应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升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同时加大对教育资源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优化生育补贴政策、完善生育政策配套设施；此外，还要加快构建创业城市政策支持体系，以增强中国城市经济韧性。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于重塑传统经济体系、推动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通过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1—2020年全国284个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但存在随着年份逐渐上升的趋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模型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城市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更加显著。     

高铁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5-2016年中国282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维度构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的研究表明,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沿线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长期内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创新和协调两个内涵维度上.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于大城市和省会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最强,而对中小城市和非省会城市效果不明显.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创业活跃度、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对高铁开通城市的质量型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

选取中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在2016年后、盈利能力较强产业链、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以及东部地区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两条路径间接影响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据此，应多措并举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制造业产业链针对性发展战略、打造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直通道”。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运用熵值法测度的2011—2020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振兴指数，从影响机制和空间溢出特性视角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显著地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并且这一结果在数字普惠金融滞后一期和替换解释变量等内生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农村创业活跃度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再次，与东部和南方地区相比，中西部和北方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所受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地理穿透性。最后，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的特点，表明周边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本地的乡村振兴发展。据此，要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能力、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正向作用，不断推进我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在理论阐述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包含专利价值信息的创新指数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质量，估计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多期双重差分法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从长期来看，这种作用还表现出明显的条件收敛趋势。影响机制的检验表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扩大消费市场规模是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的重要渠道。最后，门槛模型的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表明“梅特卡夫法则”在城市创新系统中完全适用，并且在充分考虑创新资源配置、消费市场规模的调节下，城市创新系统中数字经济的动态溢出效果会进一步得到强化。     

数字经济如何释放“创新红利”: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加速演进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能否以及如何释放创新红利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字经济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表现为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提升,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成本、促进知识扩散等方式向企业释放创新红利;(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创新效应越显著;中心城市企业从数字经济中获取的创新红利大于非中心城市企业。研究结论可为数字经济创新驱动效应提供微观层面数据支撑,对于我国利用数字经济创新红利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吗——基于“中心—外围”视角

数字经济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基于中心-外围视角,实证分析了2003—2019年中国250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心一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但对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信息基础设施更为发达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效应更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市场潜能、增强城市经济联系和促进创新创业三个途径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心城市规模越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减小效应也就越大。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发挥辐射作用的范围为250公里,距离中心城市越近,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提升效应越明显,越能缩小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城市出口韧性吗

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局势紧张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数字经济逆势而上,在贸易领域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基于中国城市和海关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出口韧性二者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出口韧性,且后续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结论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出口韧性的作用因城市区位和政府治理效能、出口目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风险而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城市贸易成本、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和增强城市创业活力进而增强城市出口韧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外部不确定性冲击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够平抑风险并持续提升城市出口韧性水平。本文厘清了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出口韧性的作用机理,研究结论为我国城市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推动贸易“稳中求进”,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启示。     

智慧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能否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准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试点和创新型城市试点是推动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的设立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试点的设立能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且对比单试点有更深远的影响;双试点实施的先后顺序不会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科研投入和数字技术创新是双试点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双试点的数字经济效应在东、中部城市更有效。为提升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应注重政策协同创新,提升科研投入和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统筹兼顾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数字经济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经过指标替换、样本剔除等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效果强于西部地区，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贸易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

把握数字经济与劳动力配置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中国加快经济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本文阐释了数字经济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理论机理，构建城市层面的劳动力统一大市场指数，利用2011—2019年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提升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水平，同时降低了区域劳动力配置的均衡偏离程度。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能够降低就业转移成本、增加部门就业需求，扩大就业；数字经济有利于改善创业环境，鼓励居民创业；数字经济可以减少政府治理劳动力流动成本，提升政府公共治理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城市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本研究对各地更好地理解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机制，对于更科学地制定和调整治理策略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金融、营商环境与高质量创业

实现高质量创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完善的金融服务与创业环境可为助力高质量创业提供重要支撑。选取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并基于营商环境视角考察该影响的传导机制与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高质量创业，在分维度检验中，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强于使用深度，而数字化程度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并不显著；营商环境是数字金融影响高质量创业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金融通过改善营商环境进而促进高质量创业；门限效应检验发现，在营商环境越优良的城市，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规模较大、经济较发达或东部城市，数字金融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在规模较小、经济较落后或中西部城市中更强。对此，中国各城市在加快推进数字金融转型升级的同时，应注重优化营商环境，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创业注入新活力。